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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的身体受癌症吞噬的痛苦感到无比的恐惧，没多久自己也被医生诊断出得了淋巴癌，经过死而复生，她用两个字总结得癌症的原因—“恐惧”。
二零零六年三月九日紧急送医治疗的五个星期后，她已出院回家了。如果没有医院的病历，很难相信，一个病入膏肓的癌症患者，去到另一个世界再回来，短短数月竟然不药而愈。她的疗愈是因为放下，抛开了她的恐惧，接纳自己并让自己本身成为爱。美国肿瘤科柯耀冰医生（Dr。 Peter Ko）对这宗癌症自动痊愈的病例很感兴趣，专程安排一趟香港之行和她在养和医院碰面，并仔细研读她的病历，他透过电邮将这份报告寄给媒体和参加研讨会的医界人士，也证实了艾妮塔并非信口开河。
每当发现一本好书，我总爱跟大家分享，买了很多本《斐多》和《死过一次才学会爱》，送给朋友，让大家对照苏格拉底和艾妮塔关于死亡的诠释。
艾妮塔住在香港，刚巧我的朋友认识她的朋友，于是我迫不及待地约她见面。我们约在IFC大楼的日本料理店，席间有她的先生、我的两个女儿、几位好朋友，其中一位朋友正在和癌症搏斗。我给她的见面礼是一本英文版的《斐多》和我自己写的书。她个子不矮，一头黑色鬈发，皮肤略黑，身材略胖，五官轮廓很深，是一个好看的女子。一排长桌，我坐在她正对面，两人专注地交谈，她整晚保持微笑并温柔地回答我的问题，微突的眼睛射出的两道光芒却把我震慑住了。书上说她在另一个世界见到她死去的好友和父亲，环绕着她的是无条件的爱与接纳，原因无他，只因为她的存在，那是一种美好。但是她选择回到人间，她想把她的经历和体悟跟世人分享。她认为导致她罹癌的是情绪与心理因素，希望人们可以减少甚至消除致病几率。
我问她还能感觉到父亲的存在吗？她说她的父亲正在她身后。我问她现在最想做的是什么？她说希望做到两件事，一是教育，希望不要强迫和限制孩子们的学习，让他们快乐地做自己；一是医疗方面，希望医生除了治病更要多关注病人的心理状态。
达赖喇嘛说人们惧怕死亡，是因为不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如果死亡就如艾妮塔形容的这么美好，那还有什么好怕的，不如好好地把握当下，活出自己的价值。
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我与张薇
小秘书
夕阳西下，金黄色的日光从窗外射在金黄色的木板地上，我懒洋洋地斜倚在小客厅的沙发床上，和女儿爱林闲聊，小秘书推门进来，神情异样，我望着她等她说话，“邢太，我下个月就不做了。”我从沙发上弹起大叫：“不会吧？”女儿见我反应过大：“妈妈，人家有老公，需要多一点时间陪他嘛。”我苦着脸理直气壮地嚷着：“她是我女儿来的嘛，我当她是女儿，以为她永远不会离开我。”我就像《谁搬走了我的乳酪》里面的一个小人物“犹豫”一样，犹豫一直没有察觉日益减少的乳酪，所以没有再去寻找新的乳酪，等到乳酪吃完了，才诧异地不能接受事实。爱林见状不妙马上逃之夭夭。小秘书怯生生地多谢我对她多年的照顾，并说：“对方不嫌弃我的学历，下班之后供我补习功课，我想自我增值，学聪明点，我很期望打朝九晚五的工。”人各有志，我虽然不舍，也只好祝福她，嘱她不要再那么大头虾，希望她在那边工作愉快，如果想回来随时欢迎。等她一出房门，我脸上两行泪水就不停地往下流。
记得第一次见她，是我先生的秘书带着两个新来的秘书见我，她是其中之一。我们在香港仔游艇会的咖啡厅见面，她因为太殷勤地招呼我，反倒把我的碗和汤匙弄得东倒西歪咣当咣当响，但是我第一眼见她就对她感觉有一种莫名的好感和缘分。时光飞逝，一眨眼就是八年。八年前我们全家到海南岛度假，先生的大秘书带了几位新请的小秘书，阵容浩大。几天后，先走一批人，我和狄龙、陶敏明后走，留下她一个照顾我们。几天下来，我见她人很单纯、样子清秀、又很勤力，回港后立刻跟老公挖角。从此展开了小秘书和我的宾主关系。
小秘书从来不给人脸色看，永远是笑脸迎人，她上班的时间没有特别规定，可以自己决定，只要把我放在心上就好，没什么事也可以不来，但是我每天起床必定见到她，她永远在我身边守候着我，只要叫她的名字，她就出现在我眼前。第一天上班剪了个青霞头，发型跟我一模一样，服装素净，永远黑衬衫、黑长裤配一个大黑包，那大黑包像百宝箱，要什么有什么，我咳了，金嗓子喉片马上送到眼前，纸巾、矿泉水、首饰包、洋伞……难为了她背那么重的包包满街跑。唯一让我伤脑筋的是她太大头虾，搞不清方向，常让我走冤枉路，有时更是错得离谱。记得有一次我拿了一大把没数过的澳币上车，因为要在车上化妆，就塞到她手里让她数，车停到银行门口，她很肯定地说：“一千张。”就忽忽地走入银行，我以为她会告诉我确实的数目。一千张是多少？心想有那么多张么？她存了钱回来抱歉地说刚才数错了，原来她多算了几百张，她怯怯地说：“邢太，你千万不要炒我。”我不但没有生气，反倒觉得她傻得可笑。老实说，这八年我从来没有要炒掉她的念头，全家都当她自己人。
回想这些年，学会写电话的短讯是她教的，学会用电脑也是她教的。刚开始写文章用稿纸写，她帮我一个字一个字输入电脑后印在纸上，我删改之后再由她传给报社。那几年经常是我写到天亮，她白天打印，我下午起床后修改，她晚上寄出。
这些年里每天起床都是她叫醒我，每次出门，都是她在前面带路我在后面跟，电话号码记不得就问她，自己所有的大小事她都一手打点，最让我佩服的是，搬家这么复杂繁琐的事，她竟然可以轻轻松松几天搞定，丝毫不用我操心。
六月四号是她工作的最后一天，也是她的生日，我们特别为她订制了生日蛋糕，为她庆贺跟她送行，唱生日快乐歌时，我见大女儿嘉倩一边笑着一边流眼泪，她不好意思地用手指把眼泪抹掉，笑着说：“我很不舍，也为你开心，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泪会一直流。”
回想每次带她出国旅行，老外都以为她是我女儿，连大宝法王都说她前世是我女儿，可不是嘛，十年修得同船渡，八年在一起的缘分，不知道得修多少年呢？
我与张薇
灵感空白
四月初澳洲度假回来，一进门就找礼拜六的《明报》“明艺”版和礼拜天的《苹果日报》“苹果树下”版，这两个版面有许多好文章，是我每个礼拜必看的，看完还舍不得丢。如果我不在香港，工人也会帮我留着。回来那天，房间里找不到近期的这两份报纸，却发现满屋子堆积着许多过去的“苹果树下”和“明艺”，霎时惊觉怎么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过得这么快。
看完“苹果树下”董桥的文章，打个电话跟他问好，他跟我说他要退休了，想静心看书写书，给自己一个优雅的空间，“苹果树下”这个版面将会停掉，他的专栏也不写了，四月底就完全退出《苹果日报》，他称这是“裸退”，意思是完全退出，要我通知金圣华。我和圣华怅然若失，仿佛我们的文字都将变成流离失所的孤儿了。
二零零八年九月我正在写《重看东邪西毒》，圣华介绍我与董桥夫妇认识，转眼间五个多年头。五年多前我在海南岛度假，马家辉打电话给我，说他刚和董桥吃完晚饭正开车回家，他说席间董桥翻阅他的新书《爱恋无声》，夸赞我给他的序写得好。我这个初生之犊能够得到文学大师的青睐，高兴得惊叫，心想如果有机会跟他学写散文那该多好。
其实我应该称呼他老师的，也应该称呼金圣华、龙应台教授的，但是他们都坚持我叫他们名字，直呼名字也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现在我跟他们都成了朋友，常常暗自庆幸能有这么多亦师亦友的好朋友。
记得第一次跟董桥见面，他赠我的金句，让我豁然开朗，文章大有进步。因为之前最让我苦恼的是文章写到最后不知道怎么收尾，总以为“起”、“承”、“转”、“合”，最后的“合”是要完美的总结。董桥说你爱在哪儿停就在哪儿停，不用管那么多。并指点我即使只是看窗外的景色都可写六百字。从此文章写完，必定追着他讨教，有时一天打好几个电话，堂堂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