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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女儿怎么办？”
“我女儿怎么了？”
“她当时在窗边看着你呢。”
“我的女儿我自己会管好，到时候我会看着办的。”
“真心希望你能说到做到。不过，帮我个小忙吧。”
“什么事，奥托？”
他那苍白的手指在桌面上轻敲着，最终停在那张字条上。
“把这该死的玩意儿和其他所有相关的东西通通烧了。不要让任何人看到跟过去有关的东西，这会引起不好的回忆。这里是瑞士，瑞士没有过去。”
第一部 现在
1
伦敦…苏黎世
伊舍伍德艺术馆偶尔资可抵债，其店面曾经开在伦敦上流社会住宅区梅费尔的黄金地段——新邦德街，这里代表着新潮与时尚，因此业内人士提起它时喜欢称呼其法语名，以示调侃。后来伦敦零售业开始复兴，新邦德街成了蒂芙尼、古驰、范思哲、御木本这类高端时尚品牌的天下。朱利安·伊舍伍德和其他专门经营博物馆级伟大画作的艺术商人便被“流放”到市中心的圣詹姆斯。因此，伊舍伍德喜欢自嘲为“被流放的新邦德街人”。他最终找了间破败不堪的维多利亚式仓库，将画廊搬了过来，仓库位于一个叫做梅森场的方形庭院，这里比较安静。画廊挨着一个小型希腊航运公司的伦敦办事处和一家酒吧，光顾酒吧的都是些俏丽的办公室女郎，她们总是骑着小型摩托车过来。
圣詹姆斯的村民很排外，喜欢在背地里说人闲话。在这帮人眼中，伊舍伍德艺术馆成了一座好戏连连的剧场。这里既有扣人心弦的意外转折，又有命悬一线的紧张情节；既上演着欢乐昂扬的喜剧，又上演着沉痛哀婉的悲剧；既有令人惊叹的高潮，又有深不见底的低潮。之所以会这样，很大程度上是店主的性格造成的。伊舍伍德有一个对艺术商人来说几乎致命的缺点，并深受其苦：比起卖画，他更喜欢藏画。每次看着客人从陈列室的墙壁上取走一幅他精心收藏的画作，伊舍伍德便陷入深深的沮丧之中难以自拔。正因为卖掉一幅画便要遭这样的罪，他的存货清单已经惨不忍睹，上面全是业界亲切称之为“压仓货”的积压商品。这些画没有哪个买家能以公平的价格入手。它们是卖不出去的画，是伊舍伍德不肯放下的沉重包袱。“沉重的包袱”正是杜克街那帮人喜欢挂在嘴边的戏谑字眼，他们弹冠相庆，为此举杯。如果有人问伊舍伍德，为什么他那敏锐的商业头脑竟会在这里不起作用，他可能会提起自己的父亲——尽管他跟别人约法三章，让他们永远也不要提起这个人，想也不要想。
现在，他发达了，翻盘了，面露红光，腰缠万贯。准确说来，他的资产已达一百万英镑，这笔钱稳稳妥妥地存在他巴克莱银行的账户里。伊舍伍德之所以如此春风得意，完全归功于威尼斯画家弗朗西斯科·韦切利奥的一幅画作，以及那位看上去总是郁郁寡欢的画作修复师。他此刻正穿过梅森场潮湿的砖瓦向前走来。
伊舍伍德取出一台苹果机。他英语说得很流利，平日里又是一副本分的英国人打扮，所以很难看出他其实根本不是英国人——至少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不是。虽然有英国国籍和护照，他其实是在德国出生，在法国长大，信奉犹太教。很少有人知道，他现在的姓只不过是在原姓的基础上稍微变了下读音。更鲜为人知的是，他这些年来一直在为一个总部设在特拉维夫的秘密组织服务，跟他接头的是一个生着子弹型脑袋的绅士。鲁道夫·海勒是这位绅士来画廊见伊舍伍德时用的名字，这是个假名，正如他身上那套蓝色西服和举手投足之间表现出来的绅士作风一般，都是伪装。他的真名叫阿里·沙姆龙。
“人在一生中会作出各种各样的选择，对不对？”沙姆龙在拉伊舍伍德入伙时这么说，“一个人不会背叛他生活的国家、学校和团队，但是他得为自己的亲人和民族着想，以免世界上再出现一个奥地利疯子或者巴格达屠夫，将我们所有人都置于死地。你说是不是，朱利安？”
“我听着呢，海勒先生。”
“我们不会给你一分钱的酬劳，你的名字也永远不会出现在我们的文件上。其实你只需要时不时帮我几个忙，帮我给一位非常特殊的特工做一些非常具体的事情。”
“那太厉害了，简直妙极了，我该在哪里签约呢？要帮什么样的忙？不会是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情吧？”
“比方说假如我要派他去布拉格、奥斯陆或者柏林——噢，希望不会是柏林，上帝保佑——我希望你能帮他在当地找一份正当的工作，像绘画修复师、鉴定师、艺术顾问之类的。看他需要在那里待多久，就找个能让他待那么久又不致引起怀疑的工作。”
“没问题，海勒先生。顺便问一下，您那位特工有名字吗？”
他应该有很多名字，此时此刻伊舍伍德这么想着，一边看着沙姆龙派来的特工穿过方形大院向自己的画廊走来。他的真名叫加百列·艾隆，其工作的秘密性质从他下意识的动作当中就可见一斑。他悄悄溜过杜克街通往这边的小巷，不时越过肩膀瞥一眼身后，看看有没有人在跟踪。虽然天上一直在下雨，他在老院子里转了一圈还嫌不够，又转了一圈，确认万无一失后，才朝着画廊紧闭的门走了过来，按响了伊舍伍德的门铃。可怜的加百列，他是行内数一数二的高手，却不能干脆径直地走向目的地。为什么呢？自从老婆孩子在维也纳出事后，他就变成了这样……没有一个男人能在经历过这种打击之后一如从前。
出乎意料的是，他的个头比较中等。他那平稳的步伐就像助推器一样毫不费力地将他推到杜克街对面的格林餐厅，伊舍伍德在那里订了个桌位，两个人共进午餐。他们刚坐下，加百列的眼睛就像探照灯一般扫视着整间屋子。他的双眼状似杏仁，呈现出不自然的绿色，眼神非常敏锐。他的颧骨宽大而方正，嘴唇暗红，鼻子很尖，像木刻的一般。这是一张岁月无法侵蚀的脸，伊舍伍德想。它比较类似于一本男士高级时尚杂志的封面照片，或者伦勃朗笔下的一幅冷峻肖像。这样的面庞对加百列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职业资产。
伊舍伍德点了菠菜鱼柳卷和桑塞尔白葡萄酒。加百列则要了红茶和一碗清炖肉汤，他这副样子让伊舍伍德不由得联想起一位东正教隐士，这位隐士平日里只靠腐臭的羊乳酪和硬邦邦的大饼充饥。加百列也过着修士一般的生活，只不过他还没有进修道院，而是生活在一座舒适的小别墅里，它位于康沃尔的一处偏远潮滩。伊舍伍德从没见他享用过一顿豪华的盛宴，也没见他笑过，更没见他垂涎过女子性感的丰臀。他丝毫没有物欲，身边只有两件玩物——一台名爵旧车和一艘双桅木船。它们都被他亲手修复得完好如初。他时常带着一台小型便携CD机听歌剧，CD机的机身油漆剥落，惨不忍睹。加百列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装备上，他那小别墅里的高科技玩意儿甚至比泰特美术馆艺术品修复部里的还要多。
距他们第一次见面已经过了二十五年，加百列几乎一点也没变，只不过他那警惕的双眼周围多了几道皱纹，细瘦的身躯上多长了几磅肉。第一次见面那天，他看起来也就比小男孩成熟一点，安静得就像教堂里的老鼠。即便在那个时候，他的头发里都夹杂着几根银丝，仿佛诉说着小小年纪便肩挑重任的艰辛。“朱利安·伊舍伍德，过来见见加百列，”沙姆龙说，“我跟你打包票，加百列是个很有才华的人。”
加百列的确很有才华，只不过这位男青年的身世当中颇有几处语焉不详的地方。他从耶路撒冷的一流学府贝扎雷艺术设计学院毕业后，曾经有三年时间去向不明，后来又出现在威尼斯，成了艺术品修复大师翁贝托·孔蒂的门生。对此，沙姆龙只是简单地说了句“加百列在欧洲旅行了一段时间”。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谈到加百列的欧洲之行。朱利安·伊舍伍德没有提起过他的父亲，加百列也没有提起过自己在1972年至1975年这段时间，为鲁道夫·海勒，也就是阿里·沙姆龙做过什么。伊舍伍德私下里将这三年称为“失踪的三年”。
伊舍伍德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张支票：“这是上次卖掉韦切利奥的画应该分给你的那部分钱，一共十万英镑。”
加百列顺手接过支票，放进了口袋。他有着魔术师一般灵活的双手和魔术师一般制造假象的能力，一瞬间就把支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