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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毗邻水过滤厂的橄榄公园属于供水区。这公园“9·11”以前还一直对公众开放。
我点点头。“很好。还有谁？”
“就这么的了。”他微微笑了一下。
我瞪大眼睛：“就我一个？”
“我找不到其他见到桑托罗的人。要是你早点找我们，也许……”他的声音越来越小。
“你就不能申请延期审理，好接着找下去？”
“法官不准。”
“水处理厂的夜班人员呢？也许有人见到桑托罗在附近走动。”
布拉谢尔斯摇摇头。
“啊，那麦克呢？我的摄像师呢？“
“他们的证词会跟你一样的。不管怎么说，是你挑的头嘛。”
“可瑞安会百般折磨我。”检察官柯克？瑞安绰号“铁锤”，就因为在盘诘证人时老练凶狠，犹如铁锤连续猛击。
“别担心，”布拉谢尔斯说道，神情很乐观。“我们有录像带嘛。”
我对司法系统也了解不少，知道如果一名律师告诉我不用担心，那么正是我应该担心的时候。
法官问布拉谢尔斯是否已准备好，后者点点头，随即声音清晰、大声说道：“请法庭允许我们召唤埃莉诺3？福尔曼。”
我走过去时，尽力不理会审判室里的骚动，可所有的眼睛都投向了我，包括桑托罗的。我偷偷看了他一眼。他个子不高，但宽宽的肩膀结实有力，原先的平头已经长成一团厚实的黑发；身穿廉价的棕色西装，坐在被告席里。
迈上通向陪审团的台阶时，我们的目光相遇了。起初，他目光呆滞而恍惚，令人奇怪；随即又闪现出一线希望。
我不禁倒抽一口冷气。
“福尔曼小姐，感谢你今天来到这里，”我宣誓以后，布拉谢尔斯说道。“请告诉我们你的职业。”
“我是一名企业宣传片制片人。”我回答得非常简洁，不主动多说话，就像布拉谢尔斯叮嘱我的那样。
“企业宣传片制片人都做些什么？”
我本想说，“那该死的节目该干的我都干”——结果当然没那么说；我只是解释说，制片人的角色取决于导演、预算及其他一些情况，我通常负责所有的调研、各种后勤工作、写脚本，还要监督外景拍摄与后期制作。
布拉谢尔斯点点头。“让我们转向去年7月23日，玛丽·乔·博赛尼克那天夜晚遇害。那天晚上你在从事本行工作吗？”
“是的。”
“你当时在做什么？”
“我和摄制组在哈里森…卡特抽水房，正准备为供水区拍摄一个场景。”
“抽水房？”
我告诉他是什么抽水房，位于什么地方。“拍摄什么内容？”
我概括地讲了那个情景再现的拍摄项目以及我们的计划。
讲到“大比尔和卡彭”时，听到几声窃笑。
等到安静下来时，布拉谢尔斯说道：“好。那天夜晚你们还没有开始在抽水房拍摄，对吧？”
“是的。”我告诉他，我们试验了相机增益，在橄榄公园拍了几个镜头，才前往抽水房。
“请告诉我，福尔曼小姐：你看看全场，有没有看到当时在橄榄公园里或是附近出现的任何人？”
我按布拉谢尔斯教给我的方式，指向桑托罗。人群里马上有人开始低语。
“请在审判记录中载明，该证人指认了我的当事人姜尼·桑托罗。好，福尔曼小姐，他当时在干什么？”
“他躺在街灯下的一条长凳上。看起来似乎在睡觉。”
“他当时睡着了吗？”
“刚开始没有。他确实挣扎着要站起来；可就是站不起来，又倒在了凳子上；后来就一动不动了。”
“你怎么记得这些？我的意思是，你怎么能准确回忆起他所处的地方和他做的事情？”
“因为我有他当时情况的录像记录。”
人群中再次传来一阵窃窃私语。布拉谢尔斯笑得让人难以察觉。他停顿了一下，要好好利用这一刻。
“你什么时候意识到录像里那个人是我的当事人？”
“在新闻里看到他照片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他面熟，但过了几天才意识到在哪里见过他。我明白之后，立即给你去了电话。”
“那么，”布拉谢尔斯朝我的方向稳稳迈了一步。
“在你看来，我的当事人因为喝了几杯酒，当时行动不是那么灵便，是不是？”
“反对，”瑞安插话道。
布拉谢尔斯眨了眨眼睛。
瑞安站起身来。“这是在对证人进行诱供。并且，证人对被告可能处于的状况毫不知情。她说的全是猜测。”
“法官阁下，我们想让一个证人回想他在湖滨客栈究竟喝了几杯，”布拉谢尔斯针锋相对。“福尔曼小姐看到他的身子是怎么动的，或者说没有动；她可以就自己看到的情况作证。”
法官紧闭双唇。“允许这么做，但请将问题换一种说法，律师先生。”
布拉谢尔斯笑了。瑞安坐下来，摇了摇头。“嗯，福尔曼小姐，你看到桑托罗先生做了什么？”我再次将自己看到的情况解释了一番。
“就你所知，桑托罗先生起身离开公园了吗？”
“我们拍到他的时候，他正瘫倒在公园的长凳上。”
“那是什么时候？”
“大概凌晨一点。”
瑞安似乎想表示反对，但随后放弃。
“那么，福尔曼小姐，”布拉谢尔斯接着说道。“你们一直没有完成供水区的录像，对吧？”
“确实如此。”
“为什么？”
我解释说，去年9月项目取消了。
“然而，即使该项目没有取消，你们也不会在最终出品的片子上使用我的当事人出现过的那段录像，是不是？”
“没错。”
“为什么？”
“那些场景本来就没打算作为最终产品的一部分。那些是废弃镜头。我们拍摄那些是为了确定正确的曝光量。”
“可在此之后，你们在这些废弃镜头中发现了某种情况，对吧？”
“确实如此。”
“你能向法庭解释一下吗？”
“上面有桑托罗先生影像的带子，后来发现轻微受损。”
“什么样的受损？”
“录像带中似乎出现某种干扰。”
“无线电干扰？”
“反对，”瑞安突然再次大叫。“她不是无线电专家。”
法官看了看布拉谢尔斯，然后望向我。“反对有效。”
“让我换一种说法，”布拉谢尔斯平静地说道。“你不是电子专家，不过也许你可以从制片人的角度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反对，法官大人！”瑞安高声叫道。
“请控4辩双方律师到法官席这边来！”法官起身，走到审判席旁边。
两位律师和法官低语的时候，我四下张望。玛丽·乔的父母就坐在检方席后面。挨着他们的是朗达？迪萨皮奥。玛丽·乔的母亲两臂交叉坐在那里，后背挺直。她父亲用双眼死死盯着我，那样子像要吃人。只有迪萨皮奥的表情似乎在告诉我，她还没有完全把我当成不共戴天的对手。
我凝视着被告席后的那一排人，想知道桑托罗是否有家人或朋友前来旁听；可从他们冷漠的表情和身体语言猜测，没有这种可能。
这时，他们的小会显然已经结束，因为两个律师都离开了法官席。
“反对无效，”法官宣布。
布拉谢尔斯冲我笑了一下。“那么，福尔曼小姐，录像带上的问题是怎么出现的？”
我解释了一下无线电频率可能对录像带造成的影响。
“这么说，录像带上有关我当事人的镜头——对不起，应该叫废弃镜头——显然受到了无线电频率干扰。”
“是的。”我开始感觉比刚才自在了些。询问正沿着布拉谢尔斯预言的方向进行，对于我们正在谈论的话题我还是有所了解的。
布拉谢尔斯来到一张单独摆放的桌子前，拿起一盘包着塑料套的录像带。“你认得这盘录像带吗？”他把东西递给我。
“是的。这是我给你的那盘原始录像带。”
“你怎么知道？”
我指着带脊上的标签：“福尔曼传媒”。“录像带边上有我的标签。”
“这就是我的当事人坐在橄榄公园的那盘录像带吗？”
“是的。”
“录像带是否清楚准确地显示了他那天的状况？”
“是的。”
“那么，就你所知，录制之后，是否有人对录像带进行过任何篡改或变动？”
“没有。”
瑞安发了狂似的在标准拍纸簿上潦草地写着。
“法官阁下，我想将这段录像作为第一份辩方证据，”布拉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