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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座城市离家太远，她只能从酒店出嫁。女方亲友只来了父母和我。她本来说太远，不让我来，可以等回老家办酒席时再参加。我想了想，说：“还是去吧，嫁那么远，我送送你。”于是飞了几千公里，只在此地停留二十四个小时，参加她的婚礼。
飞机降落后，高烧已退。我在出租车里看她未来要生活的城市，干燥、灰暗和乏味。她嫁的男人我也不喜欢。对我而言，他只是个陌生人，为什么要把我最好的朋友骗到这里？我冲到酒店大堂时已是凌晨一点。为了不打扰她睡觉，我让前台小姐带我去603。前台小姐问：“603不是结婚的那间吗？”我说：“是呀。”她问：“你是新娘吗？”我笑了，说：“我是迟到的伴娘。”
进房后，她已睡了，我轻手轻脚洗漱，然后躺在她身边。她被我惊醒，问：“是你吗？”
我说：“是啊。”
我们躺在床上，中间隔了很远，彼此都没有睡着。就在她出嫁的前一晚，我睡在她身边，两人竟无话可说。我们之间不仅隔着被子，还有过去的十多年。那些欢笑、争吵、回忆，还有对爱情、婚姻和人生的期待，那么那么多，却只有沉默。
一夜无话。
第二天的婚礼就像所有婚礼一样，喜庆，喧闹，嘈杂。行礼时，她在台上，我在台下。她父亲发言，丈夫站在身边。在尘世幸福最完美的一刻，她的目光投向我，骄傲而深情，我扭过头去，两人都泪光闪闪。
婚礼结束，宾客散尽。我和她把婚纱收起来，那件直径三米的婚纱像一个宝座。每个女生迫不及待地穿上它，却不知道叠起它有多费劲。我们手脚并用，试图拢住裙摆，塞进袋里，甚至喊起口号：“一二三！”“好，马上就要进去了。”“就要成功了。”最后，袋子破了，婚纱又嚣张地撑开。我们都脱下了礼服，身上只剩Bra和内裤，浑身是汗，坐在地板上大笑。
婚礼是如此累人，永远都不想来第二次。我无法接受这种麻烦的婚礼，不如旅行结婚，在海风猎猎的沙滩上，只有两个人，天空化作玫瑰色，哪里有这些琐碎事？可她说：“这样你就没办法收红包了。”她喜气洋洋的现实态度总能把我的浪漫主义击碎。我们一起数红包，骂某个小气鬼只给两百块，连名字都不敢写。我掏出厚厚的红包，说：“原本应该更厚一些，但是买机票了，你收着吧。”
她说：“以后还不是要还给你？”我也只愕然。
处理完所有琐事，我们去买水果。两人站大半天，礼服勒得绷紧，什么都没吃。我们走在街上，她和相识的店主寒暄，与小贩讨价还价，我知道她就要留在此地，迎接新的生活。而我几个小时后，就要飞离她的城市。再好的朋友，长大了也是聚少离多，每天都要面对各自的生活。
入夜，她要送我去机场，我让她留下照顾父母，自己打车去机场。分别很普通，不过是说一句：到了发个短信。我坐进出租车，被北方的风轻拂，突然记起一首词：沙河塘上春寒浅，看了游人缓缓归。这些年，那些我们爱过的男孩，不知道终究去了哪里，而她留在此地，我独自缓缓而归，只能暗叹：花满市，月侵衣，这恋恋的风尘呵。
给夏天的冰 / 陶立夏
皮格马利翁
文 / 陶立夏 翻译 作家 摄影师 @陶立夏
如果用我千疮百孔的记忆回想一下的话，大概是八年前开始失眠的，距离我们陆续离开伦敦还有一年不到的时间。
失眠会对大脑造成损伤，但这并非了不得的事情，因为从科学角度来说我们每天都在死掉一点点，所以这种损伤就像罹患绝症时的小感冒，或者宇宙毁灭时下的毛毛雨一样。总之无关痛痒。
但失眠的夜晚有很多时间需要打发，这就很麻烦。上午在医院实习，下午到学校图书馆为毕业论文搜集资料，忙到眼睛都快盲掉，灵感因睡眠不足而愈发虚无缥缈，熬到半夜就可以去巷子口的Fish and Chips买炸薯条。
我记得那个钟点正是PUB打烊的时间，醉醺醺的年轻人喧闹着从PUB里拥出来，青春的荷尔蒙被酒精浸泡过，开始发酵出腐味，但你更在意的是空气里飘过的薯条的油腻味道，在漆黑的夜色中闪烁着魔法仙女棒那种让人颤抖的愉悦金色。
捧着松脆的薯条回宿舍楼，到公用厨房的电饭煲里找一碗晚饭吃剩下的白米饭，靠在储物柜上大口大口地吃。有时会遇上别屋的室友L来厨房找番茄酱，就这样慢慢熟悉起来。宿舍还有一个房间空着，那位迟到的房客似乎被困在了非洲某处。
L是标准的帝国大学高才生，在计算机系读硕士，研究人工智能。我不爱麻烦别人，尤其是为小事，但用了许多年的电脑时常故障终于系统崩溃，写了许久的论文草稿丢失，才迫不得已去敲他的房门，问能否帮忙恢复资料。他没等我细述来龙去脉就答：当然可以。他后来解释说，所有在电脑上出现过的资讯都会留下物理残迹，只要你足够耐心就可以一一恢复，过程有点像拆一只茧。
“也就是说，其实你电脑上的资料永远都删不掉？”我问他。
“是啊，除非你把硬盘砸成粉末。”他回答。
“过往那些再也不想看见的照片啊，邮件啊，怎么办？”我突然好奇。
他显然思考过这个问题，所以流利地回答：“删除前打印出来烧掉。就当是彻底成灰了。仪式感很重要。”
夏天的时候，L把自己在房间里关了整整三天三夜，每次路过都听房内在播放同一首歌，隐约是张学友的《吻别》。第四天晚上形容枯槁的他到厨房找我：“兄弟，陪我去喝一杯。”
“你的世界模型终于成功了？”我打趣。
他黯然地指指心口：“不，是这里坏掉了。”
我了然。都说时间治愈一切，可那要等好久，没有如许耐心和勇气，所以不如先投靠酒精，否则只有去跳学校最高的女王塔。
从酒吧出来，深宵的街道人声喧哗，人群围着倒在马路中间的一个年轻人。他脑部遭受了重击，神志不清。我一边跪下来寻找他的脉搏，一边打电话报警。L脱下衬衫想垫在年轻人脑后，这时一只手伸过来拉住他。
“小心。”那人说，是带口音的英语，但语气坚定。他借着手机屏幕的光线仔细检查年轻人的瞳孔后轻声说：“He is gone。”
我知道他的意思，因为我没有找到脉搏。但L疑惑地看向这个陌生人，恳切地问：“But to where？”陌生人摇摇头，露出无奈的神色，最后撸起死者的袖管给他看，苍白的手臂上布满针眼和瘀青，还有地方出现了溃烂。
“药物过量，脑后的伤是摔倒后造成的。”他解释。
人群触电般散去，留下我们三个等救护车。我们等待了将近十五分钟，救护车才挤进小巷。这时我发现我们正坐在剧院门口，头顶是舞台剧版《玛丽·波平斯》的巨幅海报，玛丽阿姨举着阳伞正要随风飘去，不知道她又是去哪里。
“当时他还有体温。”L说。
那个陌生人，正是迟到的第三位房客，来自叙利亚的心外科专家M，将在帝国大学医学院担任三个月的访问学者。我曾在医学杂志上读过他的文章。他并没有和我们握手，医生都不太喜欢握手。我们互相点头致意。
很多很多年以后，我会独自走过大阪城的夜色，那是开满樱花的夜晚，年轻人穿着浴衣结伴赏花，静得只听到木屐叩击地面的声音，以及花瓣落在发间肩头时心跳般的噗噗声。那时我会想起这个夜晚。想起我们三个人白色汗衫上的血迹，像樱花花瓣一样洋洋洒洒地蔓延。
那是MSN Messenger关闭全球服务的前夜，M早已完成英国的学术交流，在参加另一项无国界医生行动之后失去了联系。而我与L也已多年没有通过音信。我到酒店商务中心给L留离线消息，对话框打开后踌躇很久不知说些什么。分别这些年想必彼此变化都太多，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说，最后只留给他我最新的电话号码，说下个月会路过加州。
L的消息在深夜抵达，只两个字：回见。
人工智能的终极梦想，是建立一个可预测的世界模型。但L还没来得及实现他的终极梦想，他的第二个梦想就率先解体，交往五年的女朋友毫无征兆地嫁了别人，给他寄来一张电子邀请函。
“为什么要学计算机呢？或许我该学物理。在物理学中，你起码有个小滑块可以退一下，你有机会碰一碰这个世界，还有把你拉住的重力，多有人情味！啊，还有光，研究它的速度，研究它的质地。我究竟为什么要学计算机？”失恋的L喝着啤酒在厨房里絮絮叨叨地提问。我又为什么成为一个整形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