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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虽然清苦，知识的养分却是相当充足的。
一年级，授普通物理学的是赵忠尧；二年级，由周培源教力学，吴有训教电磁学；以后，由张文裕教原子核物理学。吴大猷和王竹溪分别指导他完成了学士和硕士论文。一年级必修国文课，教杨振宁国文课的老师是著名诗人、作家朱自清、闻一多，语言学家王力、罗常培。特殊的年代，西南联大成为拥有二十世纪中国最杰出的科学家、文学家兼教育家的群体。
王竹溪教的是量子力学——二十世纪物理学的伟大成果，被他提要钩玄，条分缕析，讲得明明白白。后来，杨振宁赴美在泰勒门下读博士。泰勒的风格是海阔天空，讲量子力学时常把学生讲得云里雾里。他一旦发现杨振宁皱眉或摇头时，便知道自己把话扯远了或“走火了”。
1944年夏天，杨振宁考上了官费留学美国。当全家人在欢呼时，只有母亲悄然坐在一旁织毛衣。她说，我早就料到我的大儿肯定考得上。你们看，这件毛背心就是给他织的。
1945年8月28日，父亲独自一人送杨振宁。先乘黄包车到拓东路，然后换乘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上车后还能看见父亲在车下挥手，不一会儿，父亲便被送别的人挤到远处去了。车上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天气和飞行路线上去了，等了一个多小时，车还没有开。突然，有人拍拍杨振宁的肩膀，让他看窗外，他一看，愣住了——父亲还在那里等！
穿着灰长衫的父亲，在那一瞬间，刚转过身去，脸背向汽车，肩在抽搐着，分明在抹泪水。6岁时，父亲从美国留学归来，转眼17年过去了，一个风度翩翩的青年学者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瘦弱、苍老？才49岁呀，父亲，你的后背就有些微驼，头发也已花白，全然不像49岁的人哪，父亲！“七七事变”之后，一家人从北平逃到合肥老家，由于清华南迁长沙，你一人在长沙教书，日夜担心着家人的安危——母亲刚生下小弟弟，又是小脚，拖着五个小孩怎么跑警报？学生们说你一夜急白了头，我知道，那白发，是为家难、国难而生的呵！
杨振宁大喊着“爸爸——”，热泪喷涌而出。汽车开动了，父亲的背影渐渐变得模糊起来——从1945年到1971年，26年过去了，多少次想起朱自清的散文名篇《背影》，父亲的背影多少次重现在梦中？
热腾腾的故土，亲人们朋友们熟悉的身影，正扑面而来。
三、依然没有答案
北海公园的盛夏，绿云拥白塔，柳风送荷香。邓稼先、许鹿希夫妇在古色古香的仿膳设宴招待杨振宁、杜致礼夫妇。在这之前，当中国政府请杨振宁写下他想见到的人的名字时，杨振宁写下的第一个名字就是邓稼先！
一见面，杨振宁就注意到了，邓稼先饱经沧桑的脸上不时流露出倦容，加上被大戈壁的风沙烈日染黑的皮肤，已让人感觉到“中国的奥本海默”的艰辛。
直到邓稼先死后，杨振宁才知道，他无意中帮了老朋友多大的忙。
在北京，凡经历过“文革”的人，谁不记得，搞核工业的二机部和研制核武器的九院一共数万职工，分成两大派，杀得天昏地暗。大混乱，从北京乱到遥远的实验基地。那里是缺氧的高原，缺水的荒漠，缺暖意的“工号”，缺阳光的地窝子，惟独不缺少动乱的病毒和高烧的狂人。邓稼先不顾处境艰险，曾走到杀红了眼的两派中间，两眼含着热泪去劝说：“请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以大局为重，马上上班——我们要赶在法国之前爆炸氢弹。”在杨振宁来华之前，基地已处于极度混乱之中。正是在“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邓稼先得总理电召回京会客，周总理才从他那里了解到基地的真实情况。在周总理亲自干预下，基地里暗无天日的局面终于结束。
稼先的笑容依然是那么纯真。他夹了一块烧排骨给杨振宁：“在美国，我老觉得吃不饱——每次吃牛排，你总把大的一份让给我。”
“那是我的胃口不如你嘛。怎么样，现在还有那么好的胃口吗？”
“现在差多了。”
随后，两位女士的笑谈使气氛更加活跃，轻松。
许鹿希说：“稼先从来是一忙起来就顾不上孩子的。有一天，我值夜班，一再叮嘱他早点回家，管管孩子，可他那天又是很晚才回家。大门早关了进不去，一帮学生硬是托举着把他推上围墙。走到家门口，看见两个小孩蜷缩在门口，心里犯嘀咕，谁家的小孩跑到我家门口来了？走近一看，是自己的娃娃——他这才想起，娃娃没钥匙，进不了屋，娃娃还没吃晚饭呢。那一年，女儿才六岁，儿子才四岁。你们说可气不可气？”
憨厚的邓稼先忙做检讨：“那是我犯的一次严重错误，追悔莫及，追悔莫及！”
在众人的笑声中，杨夫人杜致礼——老朋友叫她“肚子里”——也娓娓讲述了她和杨振宁的一段故事：“有一次，光诺打球，伤了脾脏，流血不止，立刻送去医院开刀。振宁那时在波兰讲学。当时，我心里怕极了，真想让振宁回来，后来一想，他回来能做什么？”
“他总能安慰安慰你，壮壮胆嘛。”医学教授许鹿希说，“脾脏大出血是相当危险的。”
邓稼先打趣说：“疲乏时，让他给你唱唱歌，给你宽宽心。”
“肚子里”和杨振宁会意地大笑。见许鹿希有点莫名其妙，邓稼先忙解释道：“振宁从小就喜欢唱歌，会唱不少英文歌、中文歌。 走路唱，骑车唱，教室走廊里唱。他大弟振平告诉我，有人不喜欢他哥哥唱歌，故意说，你们认不认识杨振宁？嗨，连杨振宁都不认识呀，就是那个唱歌唱得最难听的人！”
一阵阵笑声中，老友都变得年轻了。
杨振宁提出了大胆的建议：“稼先，你去借两辆自行车吧，我们往清华、北大、圆明园兜它一大圈——找一找咱们从前玩耍过的地方，从老气象台的那个坡上冲下来。”
邓稼先当即反对：“你怎么就忘了，那一回，你骑车在金鱼缸中间玩花样，车上还搭上振平，结果栽了，把振平额头上撞了个大口子，血直往外流，把我们都吓呆了。后来，我们把振平送到医院，你给振平买金钱酥，哄他别给爸爸讲。结果呢，伯父还是知道了，把你狠狠骂了一顿……这回，你要是摔了跤，我没法给七亿中国人交待呀！”
杨振宁勇敢的骑车计划在女士们的笑声中被否决。
话题，自然而然转到中国的原子弹上。
“你说我们的大炮仗？”邓稼先显得很自信，“我知道，国外有各式各样的猜测。”
“最近有一种新的说法，是美国人Joan Hinton——中文名寒春的帮助了中国的原子弹工程。寒春曾经是费米的助手。”
邓稼先略微皱了皱眉头：“寒春？我觉得没有她参加。”
既然不是美国人帮忙，更不像是苏联人帮忙，那么，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是谁制造出来的呢？七年来，困扰着杨振宁的问题就要得到明确的答案了。
邓稼先却神秘地一笑，说：“你说的这个问题，我需要证实一下。”
四、泪飞顿作倾盆雨
早晨，杨振宁走出宾馆，在林荫道上散步。
上海的早晨是紧张的，满街是行色匆匆的人们。转进一条弄堂，一股熟悉的香味扑鼻而来。小食店正在炸油条。顾客们或坐或站，喝着热腾腾的甜豆浆，嚓嚓有声地大嚼着又脆又香的油条。哦，久违了的中国早餐！吃腻了宾馆的西式早餐，杨振宁不假思索就坐下来，要了一碗豆浆两只油条。
杨振宁刚用筷子夹起油条，还没来得及朝嘴里送，服务员大嫂突然冲着杨振宁吼起来：“同志，粮票？粮票有无呐？”杨振宁瞪大了眼睛：“粮票？什么，什么粮票？我不是付了钱吗。”“侬神经有毛病呐？没粮票，吃油条，勿来塞！”说话间，服务员大嫂把杨振宁面前的两只油条端走，把一毛二分钱扔在桌子上。
所有顾客的眼中都写满了惊奇——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像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那种惊奇——这个人居然不知道中国人吃饭要粮票！
杨振宁不知怎样离开那令他十分尴尬的小食店的。这一次极不愉快的经历令大物理学家思索：在中国，粮食非常有限，人们过着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的生活。而要在这样的条件下造出原子弹，稼先，你太艰难了！
8月16日夜，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设宴为杨振宁夫妇饯行。在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