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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被丢到了江里，没有人出来为他们求情。
流完了眼泪的伍斌将全部份内的土地捐给族里，作为祠堂的供奉用，自己默默回到部队，誓再也不回故乡了。
事情过去一个多月，他的生活都很平静，只是他身后的家乡却掀起来一场波澜。
在安徽的监察院分部得知“浸猪笼”案件后，立即报告了北京的总部。一班士子秀才以及海归组成的监察部一听这还了得？！着即派得力干将组成调查组，奔赴湖南查办此案。
案情很简单，也很清楚，当地的涉案人员理直气壮地承认了此事。接下来就是监察院的大搜捕，将一干人犯拘捕，听后审理。因为此案规定由当定法院审理，伍斌被迫会到令他伤心的故乡，而且是要陈述极难启齿的由妻子不忠引起的案子。由于宪法的权利法案第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应由犯罪行为生地之公正陪审团予以迅和公开之审判。。。”审判中的陪审团由当地人组成，十二名陪审员中有六名姓伍。
其实这件案子的审理过程很简单，只是判决结果令震惊了府在犯罪嫌疑人全部招认的情况下，陪审团竟一致判决六名犯罪嫌疑人罪名不成立！
判决结果传到京城，立即引起了各界的震怒。每天都有人到法院鸣冤，监察院也用最短的时间提交议案，要求最高法院重新审理此案。
为缩短审判程序，监察院将案件直接上诉到最高法院。一时间许多人排队挤到最高法院旁听几位法官的讨论，政务院、政协甚至最高军事当局都派了观察员坐在台下，好象要看一出包公怒铡陈世美的好戏。
最高法院的旁听席设计得的确象个戏园子，只布置稍有一些不同罢了。
最高法院中间的大堂是审案所用，中间有一个两丈见方的一样的用雕花围栏围了两层的高台，使下面二百个座位上的观众只能仰视上面的人。像戏台一样的高台上设有十二把椅子，中间是九把太师椅，列在长办公桌两侧，供法官使用。正对席法官的空地上有一张四临不靠的小凳子，供证人使用。在围栏边上的不显眼处有两个低台，是书记员的记台。
据说当初这样布置是为向世人全面展示最高法院的审理过程，以示所有案件的审理是完全公开的，这也是公正的重要一环。
这几天的天气真的不错，可是最高法院却笼罩在愁云之中。台上的几位法官如坐针毡，全没有了平日的安稳。
法官们明知此案若不重审将面临司法危机，但宪法中的权利法案第五条明文规定：“被陪审团一致判决罪名不成立即为终审判决。”
今上乃至于一帮子美国归来的海归，都希望建立起一种美国式的三权分立，民主共和制。包括现在通过的宪法、刑法，很明显都有着鲜明的美国痕迹。可问题是，美国有现成的案例。可是，我们是中国人。。。
虽然法官们明白这件案子最终是躲不掉的，但几位法官仍希望争取一些时间，因为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每个司法环节的审结期限。期是要给当事人赔偿的，那对最高法院来说是件很没面子的事，法官的面子就是他们的威望，连脸面都没有的法官怎么能在哪个位子上呆着？台下的唾沫太多啦！
最高法院将案件驳回，说明按司法程序，应先由在安徽省的联邦上诉法院受理上诉。
上诉案的审理大家可能知道一些，即如果没有新的证据及要求，就不会开庭审理，只将第一审的诉讼程序及所适用法律评审一遍，看是否有违法之处。这样一审，最高法院真的可能妥清静了。
最高法院的动摇，并没有让监察院退缩。监察院认为调查组未能办好案子，遂另外组成了新的专案组进行上诉。
调查组下去了，没多久，他们向上诉法院所提出的第一条上诉理由，就是当时的陪审团成员中有明显的宗族背景，是涉案的当事人的利害关系人，因此不是合格的陪审员。
对此，上诉法院对案件生地区进行了调查，现该地区的伍姓民众实在太多。因为那个镇较为偏僻，居民的血缘关系盘根错节，几乎所有的永久居住居民之间都有些许亲戚关系，根本无法区分哪些是有利害关系，哪些没有。在那里，族长的话甚至比镇长的话还要顶用。
按照诉讼法，陪审员的名字是不能记录在案的，案子一经宣判，陪审员就应全部退出，各自回家，而且再无关系，因此宣盛们调查陪审员的背景很困难。
更头疼的是，山野多刁民。当调查组向居民进行调查时，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围攻，几乎酿成血案。年轻人组成的调查组当然不会就此罢休，他们动用了当地用来维持治安的一个营的关东军来弹压闹事的居民。抓了二百多人后，形势平静了些，调查也就只好作罢。
弄不到陪审员的确切资料，监察院就以居民闹事为理由，向法院提出当地的居民根本没有法治意识，没有资格当陪审员，据此要求将案件转移到其他地方重新开庭审理。这一举动立即召致当地居民的规模达到数千人的示威游行。此时调查组仍要求关东军驻军进行弹压，却遭到了该部驻军的拒绝，据说是军部来了公文：在没有总参调令的情况下，禁止连级以上规模的军队调动。
宪法规定是不能随便抓人的。迫于压力，调查组对那些示威者进行了起诉，但很快被法院以示威自由为理由宣判其无罪释放，监察院面临被起诉侵犯宪法权利的境地。
初审的地方法院也强硬起来，拒绝提供陪审员的背景资料，并伸明当时遴选陪审员是完全按照法律程序所办。调查组调阅了陪审员遴选过程卷宗后，也没有找出其中的纰漏。
因为没有确切证据表明陪审员与当事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上诉法院驳回了宣盛们的第一条理由。
调查组并不灰心，他们的准备不可谓不充分，早在上诉时，他们就一口气向上诉法院呈交了三条上诉理由！
意欲扳倒初审判决的第二条理由是：陪审团未按照刑法进行判决。
临时政府建立不久，其各种法律都在建立之中，难免有法律未及订立的情况。好在临时政府实行的判例法，即以以前的判例作为以后的判决依据。中国的悠久司法历史在那里，虽然众多的案例中也包含许多封建时期旧的东西，但杀人者获罪是历朝历代之共识。本案的犯罪嫌疑人虽始终不认罪，但都承认了将死者抛入江中的事实。既然是杀了人，怎能不判其有罪？“天理难容！”
被告的辩护者是一位旧时的状师。老状师拿出多年以前的一些案例，说明当地早有此例，他们是按自己的族规处理，且清朝时期对族规的效力也持默认的态度，因此该族规曾多次执行，并未受到当时官府的反对。
调查组大叫“清朝时的案例怎能用在全新的政府？！”但老讼师反驳道：“我朝应用的同前朝一样的判例与法典并重的法律原则，现在没有现成的本朝判例，如何不能援引前朝判例？宪法没有规定前朝的案例不能引用。而且前朝的判例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难道本朝就不尊重啦？！”说到此处，老讼师竟当庭嚎呼起来，大叫“官府不尊重百姓风俗习惯！”消息传到街上，一时间许多人围在法院四周，局势再次紧张起来。
上诉法官考虑了许久之后，认为根据宪法之权利法案第八条，即对联邦机构的限制权之规定：“本宪法未授予大中华共和国临时政府也未禁止各地区行使的权力，分别由各地区或由个人保留。”
据此，法官认为：既然临时政府刑法未有成文刑法，且未对案例援引作任何限制，在没有本朝案例的前提下，引用前朝的成熟案例未尝不可，但上诉法官也同时认为该条应妥加商阙。谨慎的上诉法官没有自己创造新的司法案例，他认为既然监察院没有确实的法典或案例作为依据，该理由也不予支持。
调查组依旧不气馁，他们好象早已知道老讼师会有这一手，他们的最后一支利剑就是针对那些案例而来第三条理由：本案的陪审员有封建礼教的杀人倾向！
监察院认为：陪审员判决所援用的“奸夫**人人共诛之”的当地宗族的族规，是对宪法中权利法案第五条中“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条款的违背。根据“违背宪法的任何规定均无效”的宪法原则，该族规应明令予以废除。那么，根据该族规所作出的判决是无效的。
没有多久，上诉法院判决：本案的陪审员有封建礼教的杀人倾向，其判决依据与宪法相违背，因此宣布初审判决无效，判决回原审法院，重新组织新的陪审团进行审理。
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