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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虎想了片刻，蓦然醒悟，眼里不禁露出感激之色。
赵明诚夫妇把李虎当作了他们的孩子，真心对待，所以才说了真心话，但这句真心话却让李虎获益匪浅。
大宋的国策是以文制武，李虎请来的人都是大宋世家名臣之后，这些人一旦联手，实力很强大，当他们借助李虎的力量重新控制权柄之后，第一个要对付的人就是李虎。藩镇在大宋是不允许存在的，李虎这个藩镇威胁到了大宋的安全，而事实证明李虎确实有威胁大宋的实力，那么可以想象，大宋的君臣还能留下李虎？
“请叔父指教。”李虎恭恭敬敬地说道。
“大宋的现状摆在这里，国内动荡不安，皇统频繁更替，汴京权威受到了严重打击，大宋国祚更是岌岌可危，这时有能力力挽狂澜的也就是你这个藩镇。”赵明诚说道，“你帮助大宋镇戍了江山，那么你这个西北王也就成了事实，汴京不承认也得承认，这样一来，你就有实力干涉国政，以强权和武力推行变革，中兴大宋。”
赵明诚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推测李虎可能要挟天子而号令天下，不过他没有说得那么直白而已。
汴京之所以认为李虎对大宋的威胁最大，其实也是基于对当今形势的预测。明摆着的事，李虎和虎烈军已经占据了西北，进入了中原，能否保住大宋国祚，就要看李虎了。因为女真人正在入侵，李虎暂时还不敢吞灭大宋，以免让女真人渔翁得利，所以他肯定要先抗击外寇，然后控制汴京，挟天子而号令天下。哪个皇帝愿意做傀儡？赵氏皇帝做了傀儡还能保住天下？所以汴京全力防备李虎没有错，议和金国打击李虎也没有错，当然了，汴京也可以创造奇迹，那就是信任西北军，全力支持西北军，在河北战场上击败金军，可惜大宋的君臣至死都要守着以文制武之策，对所有的武人都不信任，他们宁愿把江山送给别人，也不愿意把权力分享给武人，于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李虎皱眉沉思。以强权和武力进行变革？那么，采取何种政策？政策由哪些人制定？政策出错了怎么办？
“元佑党人案之后，以蔡京为首的新党把持朝政，推行新政达二十多年之久，但结果非但未能国富民强，反而把大宋推进了败亡的深渊。”李虎问道，“叔父认为，现在应该由哪些人出来主持变革？”
赵明诚笑笑，指着李虎说道：“在变革这个问题上，你必须换一种思路，否则必定要重蹈蔡京之覆辙。”
“大宋变法从仁宗皇帝景祐、庆历年间开始，围绕着变法的争论也就随之展开，而这场持续几十年争论的核心则是‘国是’的理念问题。”
国是？李虎头一次听到这两个字，非常好奇。国是和变法理念有什么关系？
国是并不是一般的国事，而是指治国的大政大策，而在国是的背后，却是权力分配问题，也就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共定国是。皇帝和上大夫们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国是”，皇帝应该怎样与士大夫们共定国是，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甚至有着严重分歧。
皇帝决定变法，但文臣中间有革新与守旧之争，变法者之间也有如何变法的争论，所以这时候“定国是”就成为首要解决的问题，否则无法开始变法。“定国是”如何解决？“国是”制度化。
国是如何制度化？很简单，比如新法，它不再是王安石个人的变革设计，而是神宗皇帝和士大夫们共定的“国是”。国是就是最高国策，变法和皇帝、士大夫们的政治生命合为一体，不容“异论相揽”，由此也成了士大夫之间党同伐异的一个重要依据。
国是制度化了，成了最高国策，那么无论是皇权还是相权，其合法性都可以由“国是”提供，否则名不正言不顺。一切政争、党争也皆来源于“国是”，如果“国是”不能确定，那么政争和党争也就不会停止。
“现在你明白了吗？”赵明诚问道，“大宋的党争就是来源于‘国是’，‘国是’不定，新、旧两党势必为了争夺决策权而大打出手。‘国是’为什么定不下来？士大夫们只能鼓吹变法，而不能发动变法，他们仅仅是思想领域的原动力。变法只能由皇帝发动，皇帝是政治领域的原动力，只有这两股原动力合二为一，变法才能开始，而‘国是’才能制定，并将其制度化。”
“看看我大宋历代变法，不管是庆历变法还是熙宁变法，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归究其原因，就是皇帝和士大夫们无法‘定国是’，说简单一点就是无法合理分配权力。”
“变法最终都要以强权来推行，而变法的具体实施则由宰相和一帮文臣们来操作，相权如果过度集中到变法的新党手上，这显然会影响到皇权，影响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蔡京就是一个例子，他和新党人士最终主掌了权柄，权势倾天，结果权力失去了制约和监督，贪污腐败横行天下，新政迅速蜕变，国祚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败亡。”
“皇帝和士大夫们在‘国是’理念上有激烈的矛盾，这很正常。仁宗皇帝、神宗皇帝、哲宗皇帝和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吕惠卿、蔡确这些大臣在‘国是’理念上各有看法，结果导致变法反反复复，党争愈演愈烈。当今太上皇和蔡京在‘国是’理念上也有矛盾，蔡京四上四下就很能说明问题，每当太上皇的变法思路和蔡京的变法思路产生激烈冲突的时候，蔡京就下台，所以新政蜕变的责任不是蔡京一个人的，太上皇、蔡京和大臣们都有责任。”
李虎有些明白了。
变革不是请一帮上大夫们拟制一套行之有效的策略就行了，它需要皇帝和士大夫这两股原动力的结合，而变法若想成功，必须要解决“国是”，而解决“国是”的核心是权力分配，也就是皇权和相权的合理分配。从大宋变法失败的教训来看，必须让相权进一步扩大，直接主导变法。
就李虎来说，挟天子而号令天下，未尝不是以强权推行变法的一个好办法。
“叔父，刚才你也说了，蔡京和新党人士主掌权柄后，权力失去了制约和监督，导致新政迅速蜕变。”李虎问道，“这个问题不解决，如何保证变革的成功？”
“这是我要告诉你的第二个问题。”赵明诚笑道，“大宋新旧两党之争，表面上是治国策略之争，但归结到根源，却是学术之争，也就是儒家各学派的思想之争。”
第十四章 儒家学派
大宋立国一百六十余年，儒学有了很大发展，其中早期在学术思想上有个鲜明特点，那就是儒、释、道三教并存，当时因为外有王朝政治的宽容环境，内有三教内容的靠拢兼容，所以自然形成了以崇奉黄老之道为主的儒、释、道三教同设并存的局面。
其后周敦颐援道入儒，创立濂学。周敦颐晚年定居于庐山，筑书堂讲学于莲花峰下。莲花峰下出一溪，从书堂流过，他便以家乡濂溪一水命名，称此溪为濂溪，书堂为濂溪书堂。后世称他濂溪先生，称其学派为濂学。
“周敦颐虽然创立濂学，但并不为人们所推崇，学术地位也不高。一般人只知道他政事精绝，宦业过人，尤有山林之志，胸怀洒脱，有仙风道骨，而没有人知道他在儒学思想上的高超成就。”赵明诚说道，“大宋有两个人非常了解周敦颐，并对其推崇备至。一个是南安通判程太中，他知道周敦颐在儒学上的造诣很深，将两个儿子程颢、程颐都送到他的门下学习。一个就是你的父亲李长浩。周敦颐的濂学就是在你父亲和程氏兄弟的极力推崇下，才广为天下儒士所知。”
周敦颐这个人李虎听老爹说过，之所以印象深刻来自于周敦颐写的一篇文章《爱莲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篇文章李虎自小就背得滚瓜烂熟，但没想到的是，它的作者竟然是大宋有名的大儒。
“你父亲在太学、国子监授学的时候，曾做了一件轰动天下的事，那就是把周敦颐、邵雍、二程（颢、颐）和张载并列为大宋五大鸿儒，而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周敦颐霍然列于五大鸿儒之首。”
赵明诚说到这里的时候，想起了昔年往事，眼里露出一丝哀伤之色。
“这五位大儒在儒学上不但有惊人的成就，而且各自开创学派。”
“二程在学术思想上承继了周敦颐的濂学，其后出入佛老，返求于儒家之六经，并传圣人之学，创天理论，自此有了二程（颢、颐）的洛学。二程长期在洛阳讲学，故其学派称洛学。二程在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