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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农民军集团。
现在除了京城外已经整顿完毕的李自成的大军外，剩下的就是以张献忠为代表的最大农民武装了。
崇祯十六年据武昌，称大西王。不久克长沙，宣布免征三年钱粮，从者愈众。
之后的历史，崇祯十七年（1644年）8月9日攻破成都，巡府龙文光，蜀王朱至澍及其嫔妃全部自杀身亡，其他官员当了俘虏。义军进入成都号称60万大军，很快控制了四川大部分地区的州、县，在成都，张献忠先号称秦王，接着宣告建立大西国，改元大顺。建立健全制度，后称帝，以成都为西京，8月16日登基皇位。
张献忠在四川确有许多难解之谜，最大的谜可能要算所谓的“张献忠剿四川”了。
近百年来有许多史学家都惊奇地发现，没有哪个四川人是土生土长的，几乎都是“湖广填四川”，从外省迁来的。明末清初，确实出现过人口大量骤减的事实。难怪当时的民谚这样说：“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瘟使者在后头。”难道真是张献忠把四川人杀光了吗？
清朝期间所编撰的“史料”以及一些“记录”等都把大屠杀的责任归于张献忠。由于清朝的统治延续了两百七十多年，以至绝大多数人都对此深信不疑。连鲁迅先生也曾批判过张献忠是“专在‘为杀人而杀人’”。
其实，只要仔细查看一下清兵侵入四川的那段历史，真相不难知晓。1646年，也即满清入关後第三个年头，满清即宣布张献忠已被战死，并宣称“破一白三十余营。平四川”，即宣布四川平定。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满清攻陷渝城（重庆），是在十三年後的1659年。
因此对四川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采取了彻底屠杀的办法作为报复。即不论是“张贼”，还是无辜的平民，一律斩杀。
“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这是1649年满清贴出的公告
这种残忍的镇压方式，在四川竟然持续了很长时间。为了隐瞒真相、欺骗中国人，满清居然把他们自己干的这些大屠杀全部栽赃给张献忠！
试想，假如张献忠真如满清鞑虏所宣传的那样，“是一个疯狂的杀人魔王。四川交通可达的人烟稠密之处，差不多被他杀绝”，那麽，几乎没有人烟的四川，何能抵抗十多年？
已经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何需“劳驾”鞑虏们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
这不是明显的矛盾嘛。四川人民的反清活动被残忍地镇压後，的确是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清廷不得不迁移湖广的人口至四川（即有名的以湖广填四川）。造成这种惨状的不正是鞑虏们吗？可见当时的鞑虏们不仅穷凶极恶、而且栽赃的手法也卑鄙至极。
当然越是夸张和宣传张献忠的“屠杀”，就越能证明真正的刽子手们的行为是“正义”的。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满清统治了两百多年，战败一方的记录早就被毁灭或被篡改，留下的只是有利于自己的“记录”和当时的宣传，这样的“历史”代代相传，两百年後的百姓也就很自然地信了。
如上面的例子，还是可以从满清自己的记录里找到矛盾的地方，从而还回历史的真面目。也有後来的出土文物戳穿了当时满清所制造的、流传两百多年的谎言。
而姬庆后来对于张献忠部的探查，也证明了这一点儿，至少，张献忠不是个嗜杀之人。否则，人都杀了，谁还跟着他当兵？！人都杀了，赋税哪里来？光靠抢，就能称王称霸？
仙城降临、仙人临世，估计只有亲自看到的人才会相信吧。即使这个天大的信息很快传遍了全国，但是想让国内的人们都相信，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尤其是那些手中掌握着军队、半独立性质的势力，更是不可能依此就对京城那边束手就擒。
所以，收服的同时，遇到了抵抗，也有了清剿的需求。比如对于左良玉、郑芝龙、张献忠等等这样的势力集团，就必须如此。
好在，如果仙人真的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表现出刀枪不入或者各种匪夷所思的能力的时候，无论多么自信的人，也会有绝望之感。
于是，在姬庆派出的子体飞天部队的接触之下，左良玉、郑芝龙、张献忠等等大势力，都归降了大明朝廷，各项整编工作，也在进行当中。
就这样，在姬庆来到大明一个月的时间之内，除去满清外所有不受控制的势力都被扫荡一空，大明对于地方的统治也重新恢复了正常，各项改革措施、新的制度也在进行当中。
大明的未来，会越来越好。。。。
第一百一十八章 大明新生
一个月的时间，京城反腐行动早已完毕，总共收获了超过六千万两的巨额不明财产，大批获罪的官员、皇亲、贵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而随后扩大到全国范围内的反腐行动，更是收获了超过十亿两白银价值的巨额不明财产。这里面白银只是一部分，一小部分是黄金，大部分是土地、房屋、厂矿之类。超过十亿两白银的价值，可想而知，这个时代的官员、皇亲、贵族贪污**起来有多么的恐怖了。
当然，有了官就有了商人。在反腐行动之中，无数的巨商落马，这些马无夜草不肥的家伙，可谓把官商勾结的勾当做到了一个极致。
这里面，不得不提一下晋商集团。
晋商的发家路不是血泪史，而是汉奸史！两万万汉人的血泪史！假如没有晋商做汉奸出卖战略物资，姬庆那个时空满清未必有能力进关，即便明亡，换个汉人朝廷，想必也不会防备汉人像防贼一样。满清几百年，科技、文化、经济跟明末比一点进步都没有。
崇祯初年，小冰河时期带来灾荒已经让东北的民生彻底崩溃了，后金统治区虽然只有七十万人口，但百姓易子而食，米价曾高达八十两一石，布也要二十两一匹。历史上依附后金政权的晋商提供了皇太极全部的火药、八成的粮食和超过六成的金属。
通过晋商，后金才可能把劫掠来的财物、古董和金银购变成粮食，来养活被掳掠来的几百万人口。辽东的米价最终降到了一两四石，人口增加了数倍，粮价却压到了最峰时的几百分之一。晋商八大家在崇祯十五年就窖藏了上千万的银两，还因为这些功绩得到了清朝御赐的皇商地位，造就了此后山西富甲天下二百七十余年的传奇。
据《清实录》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山西商人在关内外的贸易活动，对后金政权在物资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后金政权对于山西商人也给予礼遇和重视。山西商人对清统治者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起到了配合作用。
后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极曾命满族贵族带领100名内地汉族商贾，携带货物到归化城贸易。清兵入关，军费支出猛增，财政十分困难，对此，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因此，后金政权对山西商人多采用招抚政策。
顺治初年，清政府将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入内务府，赐产张家口，受朝廷委托，往来关内外，岁输皮币内府。清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及历朝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大都得到过山西商人的财力资助。
康熙中叶，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封建主骚乱期间，曾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进行随军贸易。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同时与蒙人做生意。这些“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廷命名为“皇商”的山西商人，还有一部分是直隶（河北）等地的汉族商贾。他们为清军的军事行动保证了后勤之需。当然，清政府也给予了这些商人独占其利的经商特权，使他们大获其利。清政府与商人这种非常形式的结托关系，自然对清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相当影响。
不仅如此，在满清文件中，晋商为后金提供的京畿情报，细致到每个关口的守将的姓名、士兵的数量和装备的细条，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军情塘报。
商人做到如此程度，国家都卖了，可算是到了一个极致，无耻到了极点。
当然，晋商集团卖国的活动可不是他们自己就能够做到的，为此，自然拉拢了不少文官势力、武将集团、皇亲贵族团体。这些官员贵胄，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