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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阿保机为什么让耶律倍主持东丹呢？《义宗倍传》记载了阿保机本人的解释，他对太子说：“此地濒海，非可久居，留汝抚治，以见朕爱民之心。”以太子主东丹，是为了凭借太子的崇高地位“见朕爱民之心”。从“非可久居”来看，似乎太祖让耶律倍留居东丹只是临时措施。也就是说，阿保机并没有准备将太子长期留在东丹，使其不能在自己百年之后继位的打算。相反，以“人皇王”主东丹是耶律倍地位的提升。《义宗倍传》提到“（太祖）赐（倍）天子冠服，建元甘露，称制”。我们知道，虽然此前太子在礼仪上已是契丹国的第三号人物，但“皇太子”的称号与阿保机的“天皇帝”和应天的“地皇后”毕竟不在同一层面。而“人皇王”一称显然是为了与“天皇帝”和“地皇后”相匹配。在授予“人皇王”称号并且拥有“天子冠服”后，虽然太子仍只是第三号人物，但在礼仪上似乎已上升至与他们相同的层次。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天地人”概念，恐怕也来自于汉地政治文化。另外，邱靖嘉最近指出，由于渤海深受汉文化影响，有效的统治需要一位汉文化水平较高的亲信重臣，在这种背景下太子倍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耶律倍之汉化详见下文）。
综上所述，太祖晚年弃倍立次子说并没有可信的证据。相反，在《辽史》中有一条证据，可以说明耶律倍确系阿保机指定的继承人。《皇子表》“寅底石（亦为阿保机之弟）”条载：“太祖遗诏寅底石守太师、政事令，辅东丹王。”又曰：“太祖命辅东丹王，淳钦皇后遣司徒划沙杀于路。”这处记载没有明确寅底石是辅耶律倍主东丹，还是辅佐新皇。从情理上说，象阿保机这样的雄才大略的开国君主在弥留之际，最牵挂的肯定是他所建立的国家的命运，而此时决定这一国家命运的最重要因素，就是继承人。很难想象阿保机会弃大契丹国不顾，而留下关于东丹的遗诏。另外，东丹的中枢机构是中台省，长官是左、右、大、次四相，以左大相居首，而遗诏中寅底石的职任是“守太师、政事令”，这也不象是针对东丹作出的安排。因此，无风认为，寅底石系受遗命辅佐太子倍继位。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太祖亲手选定的继承人是太子倍。那么，耶律倍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义宗倍传》载：“倍初市书至万卷，藏于医巫闾绝顶之望海堂。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概之术。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善画本国人物，如射骑、猎雪骑、千鹿图，皆入宋秘府。”在上引姚坤与阿保机的会谈中，太子曾引《左传》牵牛蹊田说，这说明他熟读汉籍经典。而且，在上文所引神册初年辽廷儒佛之争中，耶律倍力排众议，尊孔子为“大圣”。又乾亨三年（981）《张正嵩墓志》载：“府君考讳谏，南瀛州河间县人也。学备张车，才盈曹斗。从师泗北，授士关西。……让国皇帝（耶律倍）在储君，时携笔从事。虽非拜傅，一若师焉。”此外，《辽史》中耶律迭里子安抟之传对迭里的被杀有较详细的描述，曰：
太祖崩，应天皇后称制，欲以大元帅嗣位。迭里建言，帝位宜先嫡长；今东丹王赴朝，当立。由是忤旨。以党附东丹王，诏下狱，讯鞫，加以炮烙。不伏，杀之，籍其家。……安抟自幼若成人，居父丧，哀毁过礼，见者伤之。
耶律迭里当系太子心腹，而从其建言“帝位宜先嫡长”来看，他应当是个深受汉文化熏陶的人，其子安抟“哀毁过礼”的记载也是佐证。
因此，耶律倍无疑是个汉化极深的人，而且是辽代早期极少见的一个在文化层面高度汉化的人。而他对汉文化的广泛喜好，似乎不是一个从小生活在游牧部落中，只在成年后接触汉文化的人所能达到的。也就是说，无风怀疑，太子倍是一个从小就接受了汉式教育的人。那么，他为什么会接受汉式教育呢？显然不会是出于主动选择，虽然耶律倍可能从小就表现出了对汉文化的兴趣，但教育方式问题，显然不是他自己能选择的。唯一的答案在于他的父亲，即辽太祖阿保机。也就是说，很可能阿保机亲手为继承人设计了汉式教育。
不仅如此，从史料来看，其次子德光亦工汉文，通晓书法。据《太宗纪上》，天显五年二月，“上与人皇王朝皇太后。太后以皆工书，命书于前以观之”。十年正月，皇后崩；五月，“上自制文，谥曰彰德皇后”；十一月，太宗幸弘福寺，见观音画像，“乃自制文题于壁”。另外，德光身边也有汉化颇深之人。上文提到参与创制契丹大字并以此出任“文班林牙，领国子博士、知制诰”的耶律突吕不，其本传曰：
天赞二年，皇子尧骨为大元帅，突吕不为副，既克平州，进军燕、赵，攻下曲阳、北平。……军还，大元帅以其谋闻，太祖大悦，赐赉优渥。车驾西征（渤海），突吕不与大元帅为先锋……班师，已下州郡往往复叛，突吕不从大元帅攻破之。
知其当系德光心腹。而契丹大字以汉字为其参照，那么突吕不本人应当通晓汉字。
太祖为其继承人及次子设计的汉式教育，在辽代早期的整体文化氛围中，显得特别富有深意，无疑带有强烈的主动性和个人政治取向。阿保机对儿子的未来的设计，恐怕就是他对大契丹国的未来的期望。一个高度汉化的继承人，其对中原的野心，以及称帝建元、立皇太子、建皇都、尊崇孔圣等汉化措施，这种种迹象之综合，反映出阿保机理想中的大契丹国，是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汉化王朝。
契丹崛起之初，中原纷乱，而漠北亦无王庭。也就是说，其时阿保机有两个选择，北上占据草原，延续回鹘汗国的传统，或者南下争夺中原。但辽太祖却从未真正考虑过前一个选项，他的目光始终投向南方。对于唐末中原局势，阿保机相当明了。后梁建立之初，他一方面向朱温示好，乞求册封，另一方面亦与沙陀李氏交通。在两虎相争不下的形势明朗后，太祖索性不再朝梁，于916年称帝建元，建立了大契丹国。
阿保机所建立的这个北族新政权，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强烈的汉化色彩。称帝建元、立太子、建皇都及尊孔等，俱系其证。而他为大契丹国设立的最终目标，是入主中原。在神册、天赞两度率大军南下克地未果后，他总结教训，定下了先取漠北及渤海之策。不过，平渤海后他意外辞世，入主中原终成未竟之业。辽太祖亲自选定的继承人是长子耶律倍。他为太子设计了汉式教育，从这点可以推断，在阿保机看来，要实现入主中原的雄图大业，关键在于汉化。
也就是说，一代开国之君辽太祖阿保机为其创立的大契丹国设计了汉化之路。这一选择，固然是其个人敏锐的政治判断力之表现，但也应当与契丹长期历史发展有关。与拓跋鲜卑相似，在建立王朝之前，契丹是一个长期附塞的民族。唐朝前中期，两度在契丹设立羁縻州府，契丹与中原关系密切。虽然回鹘崛起后，契丹一度依附回鹘，但在回鹘汗国瓦解后很快恢复了对唐朝的贡献，汉地社会对契丹的影响也逐渐加深。《辽史·萧敌鲁传》云：“五世祖曰胡母里，遥辇氏时尝使唐，唐留之幽州。一夕，折关遁归国，由是遂为决狱官。”据蔡美彪考证，此系契丹专任司法官之始置，这应当归功于唐制的影响。又据《太祖纪赞》，阿保机之祖匀德实“始教民稼穑”，其父撒剌的“始置铁冶，教民鼓铸”，其叔述澜“始兴板筑，置城邑，教民种桑麻，习织组，己有广土众民之志”。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汉地政治传统的接受恐怕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诚然，从文化角度而言，辽初汉化的确并不明显。不过，文化上汉化的实际程度，与政治上的汉化主张并不必然完全同步。精英人物的政治理念，不必完全受限于社会整体的文化氛围。对于有为之君，尤其是作为开国君主的阿保机，我们不应以常人度之。
当然，主张汉化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草原的政治与文化因素。辽太祖应当很清楚，其政权毕竟是一个契丹、而非汉人政权。上文提到，神册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