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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东路属地建立“杜外人借口，而利推行”，符合国际惯例的新型税收制度。
第二，按照国际惯例，结合《中俄续约》中《陆路通商章程》等相关条款，与俄国沿江官吏据理力争。在沿中东铁路属地外中国一侧的口岸，关卡，派驻交涉局官员，建立税务机关。对进出中东路属地的如粮食、牛、马、羊、草、皮张等“土货”统一征收“进口税”。
第三，建立完善的税收征收制度。商家到中东铁路属地内买卖货物，途径界外的关卡，要先由卖主到铁路交涉局照章“报税领票，方准售卖”。
第四，要求中东路属地内的俄国官员承担相应责任，履行协助铁路交涉局官员查获逃税商家的义务。规定俄国官员一旦查获商家所售商品，没有在交涉局“报税领票”，要就近将漏税之人带到铁路交涉分局。由铁路交涉局官员“照章罚办”，俄国官员不得干涉。
鲍培脸色铁青，而英法等国领事不置可否，鲍培终于明白，俄国这次是真的被孤立了。不过，随后唐绍仪与顾维钧又逐条解释了东北所提出的各条条款之后，鲍培放心了不少。因为其实细细琢磨起来，东北方面开出的条件还是比较宽松的。比如东北方面并没有提到全部收回中东铁路的管理权，只是部分收回了人事、财物、建设等六个主要部门的权力；同时，俄方依旧可以保留护路队，虽然人数被大幅度的压缩了；铁路附属地也大大减小了，而且铁道附属地的日常管理权也收归了中国等等。总体而言，中东铁路还是在中国和沙俄两国的共管之下。
鲍培总算松了一口气，他说道：“好吧，我会将你们的条款全部电告彼得堡，在此期间，我们应该尽量约束各自的军队，不要再有擦枪走火的事情发生。”
唐绍仪合起面前的文件夹，笑着答道：“我们也要电告北京的袁大总统。”
就这样，参加这次谈判的与会各方各自怀揣自己的打算，在礼节性的握手之后各自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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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是一个新旧混合的人物，不管我们承不承认，他的执政合法性具有新旧混杂的特征，是两种执政权力合法性逻辑叠加的结果，甚至可以这样说，旧逻辑主导新逻辑。
因此，虽然袁世凯是民选的总统，但因为袁世凯是当时各种势力中最强势者，仍然依靠谁的实力强，谁就当老大的逻辑来演绎，否则，孙中山就没有必要让位给袁，就是因为孙在拳头上敌不过袁，于是袁世凯有合法性，而孙就没有合法性。民众是或真或假，或明或暗地“认可”这一现实的，枪杆子打下来的合法性在当时是有效的，尽管不能指望永远有效，这是不能不忽视的一个历史场景。
很显然地，按旧规矩袁世凯取得执政合法性，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他手中撑握着北洋军阀，同时在辛亥革命之后，得到了包括国民党地方都督的支持，才攀上权力的顶峰，大大小小的军阀就是给袁抬桩的。在军阀们的支持下，袁世凯登上权力顶峰后，反过来，袁世凯要“削藩”，这等于拆自己的台子，也等于把自己旧的执政合法性给否定掉一样。
本来，按照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常例，袁世凯对地方军队进国家化转变，实行军政分离，逐步削藩，加强中央集权，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符合宪政原则。但是，自曾国藩以降，军队已经私有化很严重，地方主义愈演愈烈，政治格局上的朝小野大，内轻外重，地方势力坐大的局面，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辛亥革命后，更是群雄割据，如果得不到地方军阀的赞同，中央政府就难有作为。袁世凯要想做一个真正的大总统，一个号令全国的大总统，就要削藩。
但具体实行起来，也是障碍重重。袁世凯要想削藩，给军阀们一个鸟尽弓藏的感觉，谈何容易。袁世凯一手削藩，一手重建自己的亲信部队——模范团。表面上是在军队中起模范作用，逐步改造北洋军，其实是因为北洋大将们各个羽翼丰满，不再听他的话，他要建立专供自己指挥绝对地忠于自己的军队。削藩和建立模范团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自己的执政合法性，而加强中央集权的削藩又令地方势力惴惴不安，随时都打算反袁，这又威胁着袁的执政合法性。随着袁世凯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袁遇到了晚清相同的命运，得罪了地方势力，导致众叛亲离。
袁世凯本来想借着东北与沙俄交战的机会借洋人的手削藩，可结果大失所望。沙俄人居然败给了只占据东北一隅的徐天宝，这让袁世凯大跌眼镜。
更让袁世凯哭笑不得的是，徐天宝还把定时通过报纸广播将谈判的进度和内容对外公布。看着面前那个徐天宝派人送来的矿石收音机，袁世凯就直摇头。
徐天宝上报的与沙俄的停火条款内容是让沙俄把肚子里的肉吐出来，沙俄毛子能高兴吗？他徐天宝是个二愣子，不怕沙俄。可袁世凯自己有求于西方列强，急于获得西方列强对他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合法性的承认。如果自己同意了这份条约，沙俄人会不会恼羞成怒，不承认自己呢？可自己要是不同意这份条约，总得有个理由吧？这份条约对中方是有利的，自己若不同意，对国内也没法交代。
袁世凯摸了摸自己的光头，一时左右为难。
这时候，徐世昌手拿一份报纸，急匆匆地从外面闯了进来，“项城，你看看~！”
袁世凯从徐世昌手里接过报纸，还没看内容就从徐世昌的表情之中读出了端倪，一定不是好消息。
果然，袁世凯打开报纸一看——“宋案告破”几个大字映入眼帘
原来就在3月21日午后，一古董字画商王阿法到英租界捕房报称：一周以前因卖字画曾去江苏驻洲巡查长应夔丞家，应即拿出一张照片，要他谋办照片上的人，愿出酬金1000元。他未允。宋被刺后，见各报刊登宋照片与他看的照片相同，特来报告。
当日晚，卜总巡率多名巡捕迅速行动。据报应夔丞，会同法租界捕房蓝总巡到应的住所搜查。将其家中男、妇及来客共26名，带到捕房，分别讯问，并将曾见凶手面目的车站服务人员和旅馆旅客觅来捕房识别，看到其中一个身穿新衣的矮个子，两人说：“就是他！就是他！”那人面如土色，当下供认，说自己叫武士英，两月前来上海，住金台六野旅馆，经人介绍与应夔丞相识，应允给武1000元，拿出宋的照片，使之行刺，武贪财而效命，不知宋为何人。
法捕房蓝总巡率人至应宅进行第二次搜查。得公文凭据甚多，并搜得贴有封条的皮箱一只及五响手枪一把。该枪内尚存子弹两枚，未曾取出。捕房拿案发日从车站拾到的弹壳两枚，与枪内所存子弹相验，均为同式。经数次搜查，获得刺宋证据多件，宋案背景乃尽行暴露。幕后主使者袁世凯，直接指挥者国务院总理赵秉均，上下联络者国务院秘书洪述祖，布置行凶者应夔丞，杀人凶犯武士英。
袁世凯傻眼了
276武力反袁
同时在看这份报纸的，还有沈阳的徐天宝和他的幕僚们。徐天宝坐在长条橡木桌子的一头，除了报纸之外，徐天宝手头还有南方局陶成章从巡捕房弄来的更加详细的案情誊抄本。看着分坐左右的幕僚部下们，问道：“你们有什么看法？”
白崇禧想要发言，但是犹豫了一下，用手肘偷偷捅了捅身边的一个年轻军官。那军官会意，便说道：“卑职李宗仁，有些许愚见，还请诸公雅正。”李宗仁到沈阳还没几天，进入总参谋部之后，和白崇禧授同等职衔。
“集思广益，但说无妨！”徐天宝点了点头
李宗仁清了清嗓子，说道：“从宋案发生到凶手落网，才短短数日，个案子疑窦重重。刺死宋教仁之第二日，即有二人到捕房来送信，他们称此案系应桂馨所为。后又有两人来举报，他们说有个叫王阿发的人知晓此事。在拘捕应桂馨之前的两个小时，又有人到捕房报信。据称住在六野旅馆的两个学生，他们直接报告上海五马路六野宾馆的武士英可疑。说二十日有冯姓男子找他，武士英出去向邻室人借车费，不久回来，喜行于色，称有钱了。晚上即出去，当日宋案发生，武士英第二天搬走。他们在武的房间发现应桂馨的名片。这么大的谋杀案，居然吆喝的满天下皆知？难道应桂馨是傻子不成？”
白崇禧这时接口道：“愚以为，这肯定是谁和应桂馨不对付，故意来陷害他的。巡捕房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只是电话通知了公共租界巡捕房。更可疑的是，公共租界巡捕房是被国民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