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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那份《历陈民间疾苦三事折》中，不是也在在表明了吗？”
曾国藩赶忙跪倒，他说：“回皇上话，臣所上之折，皆为荒诞不经之语，皇上不大加挞伐，臣已是默念圣恩。”
“朕知道的，朕也没有任何怪罪你的意思，其实，就是你不说，朕也早有求变之心。两江和漕督现在正在进行漕运改海运之事，到明年，最晚到咸丰二年，朕就要在两江看到初步的成效！”皇帝简单的说了几句，自觉话题扯的有点远，又拉了回来，他说：“今日先不说这些。照你想来，孙瑞珍可能领会到朕的这番苦心吗？”
“臣以为，孙大人也有难言之隐。”
一句话如有探骊得珠之意，皇帝豁然开朗！“你是说，孙瑞珍只是责任攸关，不敢有所表露？”
“是！”
“是啊，是啊！”皇帝慨然点头，曾国藩一句话给他提了醒，也立刻让他融会贯通起来：“他做礼尚，于此一节上若是不能力争的话，嘿！说来，还是一个‘名’字作祟啊。”
曾国藩连回话都不敢了。他知道皇帝是什么意思：孙瑞珍在君前不出任何交心之语，便是顾全到他自己的名声！这样诛心之语出自皇帝……，他把大帽子放在一边，频频碰头不止。
“既然你能够领悟到这一层，曾国藩？”
“臣在！”
“怕你就要多多辛劳了。”
曾国藩心中恼恨自己多嘴多舌。皇帝让自己多多辛劳，无非就是让自己代替皇帝，甚至代替孙瑞珍做出决断，自然的，到时候挨骂的也就会变成了他自己。他又是那种忧谗畏讥的性子，心中更是懊恼不止。只不过在君前不能有所流露，也就更加的郁结起来。
“曾国藩？你可是认为将来英夷进京之后，于行礼一节上有失朝廷仪体，你身为副使，带人受过而心中委屈？”
“臣不敢。为君父分忧是臣分内之责，臣不敢因一己之名而置皇上，天下福祉于不顾。”
“说得好！”皇帝猛的打断了他的话头：“你能够这样想，必有后福！”
“是！”
皇帝拿起书案上的笔，寥寥几笔草拟了一份上谕：有礼部尚书钦差大臣孙瑞珍携都察院御史沈淮，户部左侍郎曾国藩奉旨赴江宁同英夷会商进京朝见一事，夷人于礼法之事若有纠结，着曾国藩可便宜行事。钦此。
写完了这道上谕不算上谕，圣旨不算圣旨的文字，皇帝又拿出随身带着的，乾隆朝传下来的一方小印，上面用阳文刻着‘御赏’二字，在案上的朱砂中点了一下，盖在了纸上，向下一递：“这个，你拿着。”
曾国藩只看见皇帝在写什么，接过来看了一下，赶忙再一次跪倒：“皇上，臣不敢领旨。”
“怎么了？”
“皇上，若是臣手中有皇上密赐的手谕，则时时刻刻心头惦念，又可能心中甚是骄狂，于正事无半分助益，反倒伤了皇上识人之明。”
“朕相信你的为人。写这份东西，也只是为了以防万一，若是英人肯于低头的话，就当无有此事，不就行了吗？而且，这份东西若是能够不用的话，还是不要用的好。此事你知我知，再无第三个人知晓。”皇帝向下一努嘴，示意六福把旨意再一次捧到他面前。
“是！臣拜领圣谕。只盼此行一切顺利，这份圣谕永无见天日的那一朝。”
“你起来说话。”皇帝突然动了感情，示意他了站起来：“上一次的事情，你虽然确有过失，朕的处置决断也稍有……事后回想起来，总难掩不忍之意。你不要闹意气啊！”
曾国藩甚至还没有站稳，噗通一声又跪了下去，以头触地，他说：“雷霆雨露莫非君恩！总是臣处事操切，赋性粗荒，于君上之赏不知心怀感激，皇上绳以重切，正是明君当为！臣又怎么敢有怨怼之心，于君父所差意气从事？”他也真是胸怀激荡，几句话说得零零碎碎，几不成句。
“算了，我们不说这个。”皇帝也觉得和臣下说这样的话有点失格，不过话题既然展开，也不必隐晦，正好趁这样的机会和他多讲几句：“朕这一次简派你们几个人到江宁去，是为了和英夷商讨进京一事，想来英夷断然不会屈从于我天朝礼法之约，所以可能会耗费很多的精力精神。这也罢了，只有一节，你要记住：若是英夷始终不肯低头的话，朕允许你和他们说‘若是此次成行，不但广东入城之事有望解决，朕还会在这天子脚下划出一块空地，容英夷在北京城中设立领事场馆，以为将来与我大清做进一步沟通之用。’”
“设立领事场馆？”曾国藩大吃一惊：“这……？皇上，难道不会更遭人……臣是说，”
“你是想说遭那些言官上折子吗？朕也想到了，只是啊，涤生，”皇帝轻轻的叫着他的字，他说：“你上的那份历陈民间疾苦三事折上写得清清楚楚，我大清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境地，若是还不知奋发图强的话，嘿！只怕不忍言之事就在不远。”
皇上居然口出这般亡国之言，让曾国藩完全没有办法接口，只得在旁边沉默着。
“所以，朕下定决心，便是有再多的困难，再大的阻力，也要一力推行新政。而邀请英夷进京，只不过是这份新政的第一步。”难得的说出心里话，皇帝的神情居然轻松了很多，他继续说道：“曾国藩，你将来是有大用之人，可要辅佐朕啊。”
曾国藩再一次跪倒：“只要于我大清有利，于皇上有利，臣就是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
第72节 江宁办差（1）
一路顺河而下，洪波涌起，运河两岸层林遍染，一派可供人吟咏一番的秋风萧瑟之景。
舟中的几个人在下人的服侍下刚刚用过了晚饭，正围坐在几案前品茗谈天。他们三个人都称得上是理学大家，不过所学途径却殊无相侔。曾国藩是笃守程、朱，这一点和沈淮一样，而孙瑞珍的理学则是由陆象山而来的王阳明之学。朱、陆各成门户，有名的“鹅湖之会”，彼此辨疑质难，各不相下；这天在秋风飒飒的行舟中，三个人分作两派，意气激昂，各自当仁不让，亦算不输于前贤。
曾国藩所致力的朱子之学，重在格物致知，以为“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格物就是穷物之理，以至于极，来扩充此心的知识，到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这就是所谓“穷理尽性”。
但陆象山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心即理”，是一非二，此即为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良知”。如果说一个人定要读书才会有良知；那么尧舜并不曾读书，何以成为圣贤？
发展到明朝的王阳明，本来也是信服朱元晦的学说的，从格物去致知，所格之物是院子里的一丛竹子，为何竹有节？为何竹长青？竹如何生笋？何以笋可食面竹不可食？竹叶又为何与树叶不同？这样格来格去，格不出一个名堂；而焦劳苦思，到了第七天上竟恹恹成病，很悲伤地在想，没有这大力量去格物，圣贤是做不到的了！
于是王阳明就想：圣人到了这步田地，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这样想来想去想到半夜里，明月中天，寸心澄澈，忽然大悟，自己所做的事，就是圣人之道！自己心里就有良知；良知可以自致。不必经由格物去求。这比陆象山的学说更进了一步，而与朱元晦的道理，相距也就更远了。
但是，曾国藩不喜欢王阳明“致良知”的学说，另有缘故。王阳明的“致良知”的由来，近乎佛家的“顿悟”；他的《传习录》中，有“所机锋”的禅味。而曾国藩所讨厌的就是这一点禅味；因为在儒家看，那是异端！
“二公莫流于门户之见！”看两个人的争论有流于意气的迹象，沈淮赶忙劝阻：“照我看，二公的异处甚微，同处极多：第一，言必信，行必敬，皆不愧为真儒；第二，一片民胞物与之心，但求有利于民，不计个人荣辱安危，皆不愧为醇儒；第三，著书立说，力倡正学，皆不愧为大儒。”
曾国藩和孙瑞珍同时拱手一笑：“不敢，不敢。东川兄过奖了。”
争论了一番，两个人都暂时失去了说话的兴趣，座舱中静悄悄的，只有河上刮过的风声呼呼过耳，偶然有波涛拍打着船身，有节奏的声响让人昏昏欲睡。
“涤生兄，东川兄，此次办差，非比寻常……，”孙瑞珍又挑起了话题：“……我大清小民于江宁换约之事始终耿耿于怀，未有片刻或忘，此次若是英夷于行礼一节始终不肯低头的话，民怨沸腾还是小事，伤了皇上识人之明，老夫就万死不能尝其辜了。”
“英公之言大是。”沈淮用力点点头，大声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