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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当一个农业社会渐渐向手工业社会转型呢？这个时候，不但寻常百姓的生活发生了变化，而且由于经济形式的变化，使得官员贪污的形势，也就变得多样化了，比如他们和商贾们以入股的方式，让商贾们在他的治下建立作坊，也可以让自家的小舅子弄个船行，让本地的商贾运货，尽量照顾自己小舅子的生意，更可以唆使自己的家人去别处进一些木材来，通过关系转卖给治下的作坊。
这些手段，更有隐密性，而且不必如此费心，更不怕现在的御使、巡按们来盘查，显然，当各省还在使用粗糙手段在官粮和火耗银上打主意的时候，浙江的官吏们已经进化变异了，因为他们想要楼银子，已经有了比之从前更加合法，而且获利更多的方式来进行。
因此，并非是因为徐谦所说的那样，浙江的这些家伙并非了改了性子，突然变得奉公守法，而是因为，他们再也瞧不上官粮上这点蝇头小利。既然如此，还不如将尽量多的官粮押解入京，大家呢，也好多争取一些政绩。
只是这些东西，又岂是李士翱这种人所能理解的，某种意义来说，新政的官员和现在的官员已经产生了某种代沟，而这些代沟，代沟悄然形成，使得这些旧派的官员们，很难理解浙江人的行为。
徐谦看着一头雾水的李士翱，面带微笑，道：“所以，大人算错了，浙江的官粮，明明是一百三十六万担，绝非大人所言的那样，只有一百一十万担。”
李士翱眼下已经不能计较损耗的问题了，既然徐谦说了没有损耗，那么只好在没有损耗的基础上重新计算，他不由道：“既然没有损耗，那么浙江的官粮，也不过一百三十六万担，比之朝廷所额定的一百四十万担，依旧还是不足，虽然相差不大，只有数万担的差额，可是你方才分明说，还有三十万担押解入京，入仓的是一百一十四万担官粮，加上这三十万担，就是一百四十四万担，徐谦，还有八万担粮食，你又是哪里来的？”
八万担其实并不算多，可是说少也不少，没有这八万担官粮，浙江就完不成今年的额定目标，可是有了这八万担，就等于是浙江超额完成了任务，这里头的区别可就不小了，没有完成目标，户部照样有借口申饬，可要是超额完成，按理来说，浙江不但减免了粮税，进行了新政，可是上缴的官粮，比之浙江丰年时期，缴纳官粮数目最多的一年还要多，朝廷难道不该予以奖励吗？
徐谦慢悠悠的道：“因为征收的官粮，按照户部的计算，只有二十余万担，可是浙江实收的官粮，却不是二十余万担，而是三十余万担！”
李士翱又愕然了，原来多出来的八万担官粮，还是征粮征出来的，李士翱依旧不信，不是他不信，而是他曾经几次核算过，按照浙江上报的田亩数量，再套用新税制来计算，怎么算，都算不出有三十多万担官粮，这是怎么回事，姓徐的莫非让官吏下乡，在这新税制的基础上，摊派了其他的粮税？
不，绝不可能，对浙江的一举一动，李士翱可谓了若指掌，浙江的新任巡按，和李士翱几乎每日都有书信往来，这浙江各府若是要摊派其他税收，不可能一点消息都没有。
“哼，你胡言乱语！”李士翱感觉自己，还是最后一点自信，此时不由呵斥一句，正想看徐谦的牛皮被戳破之后，一副沮丧的模样。
只是徐谦非但没有沮丧，而是笑吟吟的道：“大人不问事由，就说下官胡言乱语，依下官看，大人身为户部尚书，非但不能体察下情，连各省的田亩粮税都不能算出，反而在这里大放厥词，难道大人不觉得可笑。浙江今年，所征的官粮确实是三十多万担，因为今年，浙江的粮田变多了。”
变多……李士翱冷笑，他可不信徐谦这一套，他得来的许多数据表明，浙江的粮田不但没有变多，反而变少了，因为大量的改粮为桑，今年的粮田数量，至少少了五十万亩。
徐谦慢悠悠的道：“往年的时候，各乡许多乡绅豪强，为了免征粮税，往往勾结官府，虚报田亩数量，比如说浙江镇海一个乡，原本有粮田一万三千亩，可是呢，这些土地大多掌握在当地乡绅手里，他们为了逃税，便串通官府，只报了九千六百亩，新政推行之后，重新清丈的田亩，这多出来的四千亩自然也就多了出来，因此浙江的粮田并没有因为新政而变少，反而是多了。”
他提出了这个解释，骤然让李士翱脸色大变。
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瞒报田亩数量，也是大明朝的一个顽疾，由于技术落后，再加上山高皇帝远，地方上的豪强，谁愿意多缴纳粮税，他们不肯缴，自然会利用他们的人脉和关系，尽量的疏通关系，瞒报自己田亩的数额，如此一来，各府各县送给户部的田亩数字，往往都有不实之处，正如徐谦方才所举的一个乡的情况，这镇海乡，明明有田亩一万三千亩，可是最后，报出来的却只有九千六百，其余的四千亩田地依然还在，至不过嘛，人家压根就不算让你征税，而你户部的田亩簿子上，自然而然，就默认了这个乡有土地九千三百亩。
新政推行之后，重新丈量土地，因为粮税大大的减免，所以那些豪强们自然对勾结官府瞒报田亩的事并不上心，毕竟疏通是要银子的，从前粮税重，所以大家肯花银子疏通，收买官吏，可是现在，粮税微乎其微，再花钱去疏通，显然得不偿失，既然如此，还不如索性把瞒报的粮田的粮税缴齐，既省了心，也糟蹋不了多少粮食。
第五百八十九章：你们都要完蛋
土地瞒报的问题，历朝历代古已有之，而且屡禁不绝。
因为土地的清丈，涉及到的是地方上的根本利益，谁的土地多，自然而然的，要交的粮税自然也就越多，于是那些地方上颇为声望的乡绅，不免要在这上头打主意。
地方的官吏大多数是得了好处，便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有人想好好整肃一下，最后却往往无疾而终。
道理其实也很简单，政权不下县，朝廷任命官员，到了县这一级，就算是到头了，县令是一县父母，同时也是政权中最基础的一环，而乡下由谁来管理？自然而然的，就是这些乡绅，于是乎，县令们要征粮，就得拜托他们，差役们要下乡，负责接待的也是他们，县令们要修河堤，也不免请他们募捐一二，但凡是县里的政务，林林总总，总是要依赖这些地方上的豪强。
县衙和乡绅，是互利共生的关系，你不好过我就不好过，只有大家互利，大家才能相安无事。
所以，便是海瑞，也别想解决土地瞒报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涉及的范围太广，一旦你不识趣，不但县衙里的官吏要反你，以后你的施政，也绝对是寸步难行。
就这么个很粗浅的道理，徐谦却解决了。他拉拢了大豪强，这些大豪强在生丝上得了好处，同时减免了粮税，使得清丈土地的阻力大大的降低，那些中小乡绅们，若是还敢瞒报，收拾了你也无妨，因为你不能串联起来，和官府对抗，你要反抗新政，大地主和大豪强们，首先就会第一个跳出来一巴掌拍死你。
而且，减税之后，就算登记造册的粮田多了，终究你每年缴纳的粮税还是大大减少，你已经尝到了甜头，还想什么便宜都占，这就是不识趣了，不识趣的下场，就是官府出面，再一巴掌将你拍死。
于是乎，今年浙江的粮田，和上年相比，足足增加了三成，有三成瞒报的土地浮出水面，这些土地的粮税不多，不过上缴个十万左右担的官粮，却是勉强够了。
李士翱懵了，他是户部尚书没有错，正因为是户部尚书，才知道这里头的内情，无论是损耗还是土地瞒报的问题，这都是顽疾，从前没有人能根治，现在他也不相信有，以后他也绝不相信，有人能够彻底根治。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徐谦解决了，浙江把这些问题，统统都解决了干净，而且若是真如徐谦所说，浙江今年，交了一张十分漂亮的成绩单，今年上缴的官粮，比之上年，多缴纳了二三十万担官粮。不只是如此，就算是浙江上缴官粮最多的年份，也比不上今年上缴的官粮要多。
若只是如此，一般人至多也就撇撇嘴，不以为意，不就是运气好，多上缴了一些官粮吗。
这要是换在其他的行省，似乎理由是成立的。可是在浙江，却有其特殊。因为浙江的粮是免了的，今年浙江总计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