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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清楚记得我们是在３月４号离开沙巴县城的，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军委宣布撤军前的最后一天。别的部队可以撤退，但是我们不可以，我们还要侦察敌人的兵力的调动的情况。为我军的行动提供情报。
我们是傍晚出发地，刚走出我军的防御范围，天就黑了。我们很讨厌走夜路，在大山里夜晚二十米开外，根本就看不清了，但是我们必须要摸黑前进。因为白天这一段很难安全穿过，只要进入敌人的腹地，那就相对安全得多。好在这一段路我们走过，白天也对这段地形敌军的放手情况做了反复侦察。
有好几次我们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爬着过去的。就是在地上一点一点地往前挪，比蜗牛快不了多少。在夜间山里的气温比白天要低十度左右，但是我们都是汗流浃背。我是医务兵兼通讯兵，除了战斗装备，我还背着通讯设备和救护用品，有一次我的背包被树枝勾住了，我在休整了几天后有些兴奋地过了头。我一使劲那树枝被拉断了，在黑夜中发出的声响简直就像有人在我耳边大喊。我当时已经做好了最坏地打算。心脏咚咚跳。这万一要是暴露了，整个团队就麻烦了，好在队长学山猫叫，敌人往我的身后打了一串机枪子弹后就没事了，其实在黑暗中敌人
和我们一样也害怕，在夜间我们有一条不成文的军规：夜中接敌。一定要趴在地上不动，凡是站着的只管打。所以敌人也一样。他们不想冒险。
我被分队长狠狠地骂了一通，队员们虽然眼神中表示同情，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可大可小的错误。队长安慰我说，提前犯错误好，至少让自己在事情无可挽回前不犯同样的错误。可是我却很羞愧，我向队长保证说不会再犯错误，队长笑了笑，说他相信我可以办到。
第二天也就是３月５日下午的时候，我们已经深入敌人腹地至少十公里了，再往前就是平原了。队长让我们休息了一下，然后对敌人各进军路线进行侦察。此时越南北方重镇谅山已落入我手，我东西两线大军已形成对河内呈两边夹击之势，到此时为止越军四大全苏式装备王牌师（316ａ师，３师，346师，27师）中有三个投放在与我军地作战中，结果一个被全歼，两个遭重创，另外生产师345师被全歼，还有大量的无法计算地地方武装、民兵被歼被俘。同日夜，越南政府召开紧急会议，河内谅山与我军决战。结果谅山只打了一天就丢了，吓地他甚至要迁都。
说实话当时我根本不理解我军为什么要撒军，有狼牙队员甚至鼓动要渗入到河内去，话捉黎笋。当时我只是一个特种兵而已，尽管是排级的特种队员，根本就不可能从战略角度考虑过这个问题。3月5日，我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宣布自卫反击目的达到后开始撤军和撤军的期限。这标志着我军力量的强大，政治上的主动，表明我们北方邻居只是一个“纸老虎”，只会吓唬人，也表明了在中南半岛不是任何一个小国可以为所欲为地。各军３月４日就按到了准备撤军的命令和我国政府将发表声明地通报。在军事上还没有停火的情况下，撤军行动要防止敌人反击、袭击，任务十分艰巨。各部都进行周密组织，规定了掩护部队，炮兵及后勤系统回撤的路线和时间，指定主要干部对后卫部队加强指挥。
但我们仍然在敌人腹地活动，在听到大军要撤退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内心也感到有些失落，我们是最早出国作战的，执行着最危险的任务，现在要撤军了，我们却还在战斗。想归想，但是我们却很自豪，有句话不是说过嘛：能者多劳！我是这样自勉的。
我们在敌人腹地活动了五天，当时敌人的部队已轻龟缩到河内，前线只有一些据点还防守着，在我军宣布撤退后，一些游击队开始死灰复燃。我们碰到一些，只要人少，一律消灭掉，对付这些杂牌军，我们自身毫无损夫。前线由于我军撤退出现了一些空白地带，这让我们有了很大的活动空间，我们的任务就是搞清敌人军队调动的情况。大多数是实地侦察，监听敌人电台活动情况，搞清敌人的运动情况，那时候我们通讯员的任务最重要，也是受保护对象，连掩体都是别的队员代劳。有时候我们也抓俘。通过审问俘虏套取情报。
而敌人在发现中国人“说话算话”，真地撤退了，急急忙忙地召集正规非正规部队去填补空白。越南《人民报》事后来声称“当敌人遭到失败而被迫撤军时，我们表示了和平善意和放生的道德。让它们有条退路而不狙击它们。当侵略军全部撤回它们国家之后。我们随时准备谈判，以恢复同中国人民的友谊和他们国家睦邻和平共处地关系。然而，我们清楚地知道反动势力仍然继续控制北京的政权。它们并没有放弃侵略和吞并我国的敌视政策和阴谋。它们等待着我们放松警惕，认不清它们的阴险阴谋和手段，以便它们进行象过去忽必烈父子那样新的冒险行动。”
我们尽量掩藏我们的行踪，不主动暴露我们这支小股部队，知道某一天地下午。
那天下午我们沿着一条公路的东侧山脊慢慢前行。连续几天长途行军，路不好走。而且我们也不可能走山民常走的路，所以大家都很累。队长看大家太累了。就让大家停下来休息一下。补充一下水份和盐份还有食物。
水不够了，我和另外一名队员去找水。山下面的公路旁有一个小湖泊，刚才我们在山上看到太阳照在湖面反射地亮光。我们两人小心地下去，因为这个湖就在公路的左边，所以我们十分小心，以免公路上万一有敌军发现我们。当我们准备取水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听到从北边传来汽车发动机的声音，这时候我们才注意到公路的对面是一个被大树挡住的小兵营。开过来的是一辆吉普车和一辆卡车。吉普车上押下来两个人，是我军战士，看来他们成了俘虏。这时候从南边又开来好几辆吉普车，车上下来地都是大鼻子外国人，看样子是外国记者，他们用照相机对着我军被俘战士一阵猛拍。这是越军宣传他们的“重大战果”，当时我军被俘地只有很少一部人，大多数是掉队地或者受伤的。
当时我们俩都很激动，恨不得冲上去解救我们的战友。但是我们想到的第一件事，是立刻用随身带的884电台报告队长。很快队长带着队友们赶来了，队长立刻决定要解救这两位战友，这个决定立即得到所有队员的拥护。
大家躲在湖旁地灌木中商讨作战方案。队长分析说，这里只是敌军的一个中转站，敌人人数较少，看上去敌人会立刻将附录送回后方，我们应该立即采取行动，以免敌人将俘虏转移走。我们分队长提出自已地意见，他颇受队长器重，他打仗爱动脑子，跟队长一个样，他的意见队长多半会采纳。所以说一支部队的第一任主官的风格，会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支部队将来的作战风格。我们当时刚知道原来我们分队长的家世很不错，父亲是位将军，但是我们此时并不知道。
队长立刻分配了任务。我们分队负责正面突袭，要求从湖泊中泅渡到公路边，这是敌人正面，行动一定要小心；一个分队负责饶到兵营后面高地采取火力压制，另一分队沿公路两侧进行侧击和掩护。只有两个要求，那就是快和隐藏。这些外国记者都是苏联及其卫星国的记者，当是与我国是对立的，据说越南当局唯一邀请的西方国家记者是日本共产党的记者，不过战后听说是在谅山死于我军炮火。这些记者客观上给我们提供了掩护，一是让敌军有些放松，二是敌军会投鼠忌器，怕误伤这些“贵客”。
负责火力压制的分队绕到敌人兵营的后面，很不巧地碰到了三个敌军在山上巡逻，队友们当机立断，悄无声息地解决了对手。要是当时敌军来得及开枪的话，我们的行动只能是以失败而告终。
当其他队员们就位后．我们分队开始行动了，队长和我们在一起。大家的背包早就交给其他分队的队友，全都是轻装上阵，因为我们要武装泅渡，我们用湖边的芦苇做成吸管，含在嘴里小心地入水。山里的水底很凉，我刚下去忍不住打了个冷颤，队长在我后面，他轻声地对我说．只要心里有一团火，忍一忍就好了。我想他说的也是，我友军战友正在对面接受问询，而且是当着这么多外国记者的面，我们坚决不能让这两位陌生战友受这份罪，所以我就觉得水冷点怕什么？
我们小心地从湖底穿过，等我们到达公路边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