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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不出两天，他就会自动来找我们。”郝大龙断定。
核查组是组织部领导下的临时机构。但是由于是厂办公楼，这个办公室的屋子还是宽敞明亮的。比维修车间主任办公室的屋子大多了。而且，由于毗邻商业街，楼下的人群车辆显得熙熙攘攘，十分热闹。郝大龙第一天来机关上班，自然觉得有些好奇，就站在窗前，朝着街市看起热闹来。
“郝大龙，看什么呢？”沈英见他对窗外的景物出神，就问他。
“呵呵，随便看看……”郝大龙笑笑说。
“你已经是厂机关干部了，什么时候看不了哇！快说说下一步该怎么办吧？”
“嗯。”郝大龙连忙收回了视线。他想，这是在厂里，不是在车间，自己面对的人不再是英娣和小朱那样的女孩子，可以随便支使她们，随时可以向她们发号施令。自己面对的是一位学校副校长，且又是副组长，不能像在车间和工友们那样随便了。于是就坐回到椅子上，说道：“我今天先看看卷吧！不熟悉案件，怎么核查？等我看完了，咱俩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行不行？”
“你是组长，是领导。我是助手，一切听你指挥。郝大龙，你对我，别那么客气呀！”沈英说出这一番话，不知道是与郝大龙客气，还是想借此推脱责任。不过，她听郝大龙说要熟悉案情，就主动将卷宗送到郝大龙面前，自己又为郝大龙沏了一杯茶水。
４疑点所在
这个案子其实很简单，文革专政时期，于书记被当作走资派关进了牛棚。这是当时大多数领导干部都难以躲避的命运。在被审讯时，专政队员让他交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行，于书记当然无罪行可交代。如此下去，挨几场批判或者批斗也就可以熬过去了。可是，有一天，一个革命群众向专政队揭发了于书记的一个新罪行：于书记是个苏修特务，家里有发报机。接到这一封揭发信，专政队如获至宝，立刻决定去于书记家抄家搜查。
当时，接到揭发信并决定抄家的不是厂里的造反派，而是东山煤矿的工人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决定的。按照当时的政治形势，工宣队本来是由产业工人单位派往学校医院文艺团体这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的。可是，由于轻工系统的小企业很多是由过去的小业主小作坊主公私合营组成的，因此，轻工系统的企业都被当成了改造对象，由纯洁的产业工人单位派来了工宣队，领导轻工系统的“斗批改”工作。来了工宣队之后，轻工系统的造反派失了势，一个个主动向工宣队靠拢。当时一些重大决定也就只能由工宣队做出。这个工宣队长的名字叫胡大宝。现在还在东山煤矿掘进队工作。沈大鹏核查案件时派人找到了他，他也将当时的情况做了详细说明。不过，这种详细说明对弄清整个案件的核心问题毫无帮助。胡大宝只是介绍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却没有说明抄家时的具体情景，当然也就说不出是谁动手打死了于书记的儿子。他只是象征性的承担了所谓早已失效的领导责任，并未提供打人者，满满的一纸证词对打人致死的严重事件毫无意义。
接下来，沈大鹏的核查重点抓住了工宣队副队长李文革，这位李文革是亲自带领专政队员指挥抄家的人物，应该是案发现场的见证人，可是，他只是说了自己带人到了于书记家，让他交出发报机，于书记就将专政队员怀疑为发报机的那台带天线的收音机交了出来。李文革拿到收音机就回来了，准备让有关部门做一下鉴定，看看这台收音机有没有发报功能。至于后来怎么动了手，打了人，于书记的儿子怎么丧失了生命。他一概是不知道。因为他脱离了现场嘛！
作为一个抄家的指挥员，竟然抄到一台收音机就自己回来，而且对现场的抄家活动没做任何交待和部署，这显然有避重就轻，逃脱责任之嫌。对此，那个老公安沈大鹏就这么放过了么？
当然，老公安也知道李文革在整个案件中的分量。他让李文革详细列出了参与抄家行动人员的名单，并让他具体介绍了人员的分工。这一点李文革倒是认真的做了。可惜，那些名单上的人在介绍抄家行动时，都是说自己喊了口号，贴了大字报，甚至冲进于书记的书记里搜查了一些反动皇色书箱，但是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打了人。只有一两个人承认自己动了手，却只说自己是跟着别人一起乱打的，根本就没碰于书记儿子一个手指头。总之，所有的人都将自己的行为说的那么文明，那么清白，似乎是死了的那个大活人与自己毫无关系，就像那个屈死的孩子自己活腻歪了想寻死一样。
“既然是群体殴斗，那么是谁最先动手的呢？”沈大鹏还真是盯上了那两个承认动手的人，让他一遍一遍地介绍当时的情景。
但是，矛盾就在此时出现了，两个人都说不知道哪个人先动的手？好象是一个很年轻的人，见于书记的儿子指手画脚的与他辩论，心里气愤，就推了他一把，于书记的儿子反抗。两个人都十分激动，推推搡搡……这一下，场面就有些乱，人们就喊着口号涌到了于书记儿子身边，开始了拳打脚踢……于是，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么结束了。
沈大鹏的侦察确实是很细致，将关键人物抓住了。但是，这些抄家队员的供述虽然细致，他们像是事先达成了一致意见，纷纷证明因为于书记儿子反抗，造成了与那个年轻人的身体接触，于是乎，产生了群殴。在群殴中，于书记的儿子丧失了生命。
这这是什么逻辑？郝大龙看到这里，气愤地拍起了桌子，“要是这么说，于书记的儿子岂不是自己找死？”按照中国法不责众的传统心理，这些抄家队员岂不是可以逃脱一切责任了么？
沈大鹏啊沈大鹏，多亏你还是个老公安，事情既然调查到了这一步，你为什么再深入一步，调查一下那个与于书记儿子发生身体接触的年轻人是谁？他离死者最近，情况当然也会说的最清楚了。
可是，这么一个关键人物，这么一个关键的线索，竟然让沈大鹏给放掉了！
“他没有放掉。”这时的沈英正紧紧的盯着郝大龙的神色，似乎看出了他心中的疑团，马上解释道，“事后，沈大鹏审问了那些抄家队员，他们都说记不清那个年轻人是谁了？有的人还说可能是附近学校的红卫兵，反正是谁也说不清了。”
哦……刚刚发现了一个漏洞，却被沈英给堵上了，看来，沈大鹏的核查是经得住推敲的。即使是有些事情没弄清楚，那也不是他不努力，而是确实无法弄清了。
咦？听了沈英的解释，郝大龙不由地看了看沈英，心里的疑团加重了。难道说，这件事情就像她说的，可以结案，没有继续核查的必要了。要是那样，于书记调自己来干什么？难道说就是费一些劳民伤财的无用功，白白地折腾一阵子？
想到此，郝大龙心有不甘，立刻哗啦哗啦重新翻起了案卷，开始 查看那些抄家队员的供述材料，内容几乎都是高度的一致。而且，他数了数，抄家队员提供的材料仅有十二份，也就是说，按照沈大鹏说的找到了所有抄家人员取证的说法儿，这么大的抄家行动仅有十二人参加。这，太不合常理了！
“怎么，你要将那些抄家队员重新找一遍吗？”沈英像郝大龙肚子里的虫，郝大龙想什么，她都能准确的猜测出来。
“其实，沈大鹏也想将那些抄家人员都找全。可惜，很多参加那次行动的人员都找不到了，有的调转工作，离开了这座城市，有的去了农村，有的退休，有的生病，找到这十二个人，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还没等郝大龙说话，沈英就把郝大龙的兴头打了回去。
那……怎么办呢？郝大龙发愁了。
午饭时间到了，郝大龙跟着机关干部们进入了一楼的机关食堂。在车间食堂就餐时，炊事员在正常的饭菜之外总是给他挟两筷子咸菜，以示关心，那些青工小伙子也常常围拢在他就餐的桌子旁边，说说笑笑。而在这里，他是个普通一兵，而且是新来的普通一兵，所以，当他端了一碗高粱米饭找个座位坐下时，除了赵部长和组织部宣传部的熟人向他打招呼，其他人根本不理睬他。倒是沈英，因为人长得漂亮，她往那儿一坐就围拢去几个嬉皮笑脸的男人，与她聊起闲天儿来。大概是问她来厂里干什么工作？沈英说了，又往郝大龙这儿指一指，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