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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叔叔拉着我的手，一直拉到吉普车里。我一直找不着贺叔叔的眼睛，车内是暗的。我叫了他一声，他回转睑表示答应我，可我仍找不着他的眼睛。按说是哀哀的，按说是《紫槐》中那少年的。一个人不给你看到他眼睛的时候，不管他怎样把整个面容给你，你都是找不到的。
在几年后那些批斗会上，贺叔叔罪人一样由衷地低下头。人们把他的头发向后扯起，想让台下所有喊“打倒贺一骑”的人看看他的面容；他们看见了他被扯出了位置的五官，却看不见他的眼睛。那个时刻，只有一霎，十五岁的我看见了他的眼睛。只有我一个人看见了，是他给我看的。他只给我一个人看那里面的委曲、狂怒，那令他疯癫的自尊的剧痛。他只允许我看了那一霎。
文化大革命。
不止了，是三十年前了。
是，叫红卫兵。
不是坏人，就是和我当时的年龄相仿的孩子。有的稍大些，二十来岁。
参加过，后来退出了。我发现一篇很长的批评文章一共才用了七百多个字，就退出了。重复性太高，多枯燥。
第05章
离开火车站以后，我没有再见贺叔叔，直到秋天。他还是照原样揉揉我的头发。我们还像原先那样亲熟。整个的来往中，却有了一截省略。
我从来不能确定那一夜存在过。
他想必是把那些都摆设好了，在快入夜的时候，说他有三五句话必须和我谈。我们都给系里那架愚蠢的老复印机延误到那个钟点。十一点，四百页书稿钉成册。就是他和我合作了两年的那本书，《中国当代文学语言的非流通性》。
没有告诉你过吗？
没关系，你需要记的事太多了。
在专注于这本书写作的时间内，我和舒茨成了我俩私人关系的局外人。他不甘心这样，有时我也不甘心。
我也不甘心。不明白为什么。我以为最希望的就是这样相安无事，偶然约会，许多事情不去深究。这好像应该是七十岁的男人和四十五岁的女人之间最明智的关系。你知道他妻子还在挽救他们的婚姻。有次来了个中国运动员的参观访问团，酒会上挽臂走进来的老夫妇，就是舒茨和妻子。我立刻喜欢上了这个盘起灰色发辫的女人。她有着和丈夫一模一样的顾盼和微笑，一模一样端盘子、持餐具的手势，完全相仿的方式扮个鬼睑。她同舒茨被同一种生态环境演化，成了绝好的一副对称体。长久的厮磨和摸索，两副天性如七巧板那祥一点点淘汰误差，一点点拼对如整体。非得怎样甘愿被埋没的女子，才能与她的男人形成如此的唱和。她给所有人留下的最好的印象，是她不企图留任何印象。她是淡雅的一份，可有可无，却在舒茨忘了的事情上都能给予精确补救。她轻快抹去舒茨落下的一片菜叶，拾起他扔的不是地方的一只纸杯，替他换一块干净餐巾，自如与协调，几乎像是舒茨在自我纠正，他们完全不知道那种滑稽的一体性。
舒茨和她去婚姻调解处，已有一年了。
一个女人已经溶解在他生命里，他怎么会不寂寞。好的婚姻都寂寞。达尔文的婚姻也是寂寞的。寂寞在达尔文那里，是甜美的。在舒茨那里，也一直甜美，直到一天他决定它是苦的。
对，是我出现的那一天。他这样说的。
我们的面谈延长了三小时，就是那一天。
我对他，相当好感。两个星期后，他第一次请我吃午饭，后来是晚饭。后来晚饭桌上有了蜡烛。烛光使我们脸容和神态意味深长起来。
不爱他。但这份不爱不是时时刻刻很清楚。
我不甘心不爱。偶然地，我会刺激一种亲密的可能性。常在他接受“我们不相爱”这个现实时，我对他忽然爱恋起来。
这样：我们装订完了三十本书稿。忘了告诉你，这是他的办公室，窗外有湖，湖上来的风带形状带棱角地打在玻璃上。白天，他电脑搁置的角度使他眼睛的余光能纳入一点湖色；或者说，湖色太亮时，便会入侵他的眼睛。写字台很大，拐个弯，是系主任该有的那种凌驾之势。它的对面有两个沙发，给来谈自己各种麻烦的系里的教授坐的。还有我这类助教。茶几上放了一块干了的三明治，给两排牙齿轧成一个凹形，如同牙医拓下的牙齿模型。清扫工推着车，一层楼一层楼地逼近。舒茨拿出酒来。
我说：真惊讶，你还有酒！
舒茨天真地笑了，说学校只是处处贴“不许抽烟”的警语。他说不仅准备了酒，他还去理了个发。
我欠起身，去跟他碰一下杯子。祝我们的合作将有个成果。他误认为我话里有话，眼睛中的灰色变得湛蓝。我看着他年轻起来的脸，皱纹和白发都成了一种伪装。他晃着酒杯，深红液体一圈圈上升，就要从杯沿出来了，他停住，鼻尖凑到杯子口上，深嗅一口。一个有酒文化的人。
我喝了一口洒，感到自己还是凑兴的。
他说你以后会喝酒的。
不，不紧张。
可能有一点紧张，因为我急于知道事情在往哪里走。
他不能完全找到我的眼睛。他谈起歌剧来，谈两个星期前看的那场《阿依达》。一些乐句开始出现在他的话里。
他说起它在大都会首演时，露丝·班姆顿（注：美国著名歌剧女演员，五十年代第一位在《阿依达》中扮女主角）的辉煌。我爸爸那么狂爱音乐。在他十四岁时，主管音乐教育的神父对他说，孩子，放弃吧，你耳朵的音准很坏。
从此入们见他狠狠颤动腮帮，那是他在内心奏乐，在内心奏得惊天动地。他在我妈妈和我面前倒不太在乎我们的耳朵，常会上不沾大下不占地来大半个旋律。那是他内心的陶醉禁不住了，突然冒出了他形骸的容纳。
他结束了第二杯酒。电梯上升的声音响了许多。
我心里敬重这个人，感激他为我与妻子去婚姻调解处。为了我要吃很多苦去毁掉他的生态平衡。他是那种学者：可以把别人原创的想法打磨得光彩照人而他自己并不去原创。他是以别人的智慧而智慧的人，但他非常的智慧。我的感激和敬重在他对一切无所求时悄悄上升，成为爱。在他和我为一个概念争执的时候，或许，在许多人在场时他淡淡地隔着人丛向我一领颌，有一种骨血亲情才有的淡泊。我在类似的时刻会意识到我们间颇美好的内心往来。我总是在系里每周四十五分钟的教学会上，远远地，让他看到我的眼睛。
而在夜半，一楼的学生教师撤光了，清洁工推着工具车一层楼一层楼地上来，我竞让舒茨找见了我的眼睛并让他许久地掌握着它们。这是不意中闯下的祸。根本不应该接过酒杯。在他打开脚边的柜门，一摞文件坍塌出来，他的手搆出这瓶一九八八年的红葡萄洒的当口，就该道个别。
倒不是特别怕闯祸的后果。车窗把小站上的灯光甩人，田野里稻子成熟的味道从窗缝进入。我倒不特别怕，也不懂该怕什么。我们恐惧着我们所向往的。我们不是怕刀，是怕我们心底下以刀去伤人或自伤的秘密向往。恐高病不是恐高，是恐俱我们天生具有而从不被认识的堕落欲望。或让别人去堕落的欲望。取而代之的往往是你朝山涧里投一块石头，听着那坠落的经过，最终听见一个象征的你，或者一部分的你坠进湍急的涧溪。你感到释然和缓解。不知哪儿来的一阵兴奋，一股压力，让我急于知道事情会不会被惹大。我见车窗外的白光浪涛一样打在他脸上。那是我信赖和崇拜的面目，非得去爱慕他，这不是十一岁的女孩子可以选择的。
灯光把全部的阴影塑出来，眼眶的两个洞窟，颧骨下的空荡，微突的牙床。一个人经过死亡的形状塑出来了。
我推脱。酒杯很玄地在我们的挣扎中倾过来倾过去，他一把取缔它，搁在身后的办公桌上。人们第二天会看见银灰地毯上可疑的紫红痕迹。他发出“嗯？嗯？”的轻柔诱导声，征得我的同意。一切都结束在清洁工走进来之前。我穿着及脚面的长裙，裙裾拂下来，又完好如初。他在我身后取下衣帽钩上的大衣和围巾，我突然决定不与他同路。
这之后的同路会一塌糊涂。我急匆匆走过处处有烟头灼眼的走廊地毯，走过所有空的教室，千姿百态的空桌椅在白色日光灯中发出回声，他喊着我的名字追来。要我戴上他的手套和围脖。
电梯里走出推车的清洁工。车轮子轰轰地辗过地毯，小伙子哼着永远的墨西哥小夜曲，向舒茨教授和我问晚安。
我和他都忘了捺键钮，电梯一直下行，到地下室去了。这个一百多年历史的学校有个一百多年前的地下室，很少有人知道它。门打开得特别慢，这样“刷……”一下。我们都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