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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初九，抵高昌府。李靖、徐世绩等西征众将及高昌、与他、龟兹、疏勒王（而今都是总督、太守）见驾。
二十三日，抵龟兹。
十二月初三，返抵高昌。初五，宇文成都等随驾东归。早在十月间，西征军已经开始分批撤回陇右。
但是李靖依旧留在高昌，包括他直领的三千骑兵，是从我带来的近卫骑兵………包括骁果卫、千牛卫中调来的。宇文成都的火器营，也调归李靖。
其他留在西域的，还有徐世绩和五千飞虎军，已经从右屯卫中抽调的一万精锐骑兵，一万精锐步兵。
当然，李靖可以指挥的，还有安西、北庭两个都护府的汉军。
西突厥虽然相对较弱，可是也有数百万人口，此时归服中原的，不过四十余万，除掉在战争中损失的，绝大多数仍然没有归顺。
肆叶护可汗西逃途中，收罗部众，和他西逃的突厥“嫡系”部众，有真珠统俟斤等首领的三十余万众，仍然可以组成一支近十万的军队。如果算上河中（今中亚地区）、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的“属国”，则远远超过百万人口。肆叶护可汗在千泉（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以北）重立汗帐，自然有着卷土重来的野心。
可以说，肆叶护可汗仍然具有和隋在西域叫板的势力，而归顺的西突厥首领中，仍然有反复的可能。
所以，李靖肩上的担子，有两个，一是要安抚地方，建设兵镇屯府；二是要继续扫平肆叶护可汗的残余势力。
此时的李靖，已经封为卫国公，领兵部右侍郎，署理西域军政。而徐世绩则加封英郡公。其他程知节、侯君集、杜伏威等，也都加封郡公。
十二月二十三日，我返回敦煌，接到了周法尚等平定倭国的消息，自然是喜上加喜，诏命普天同庆，天下刑徒，减罪一等，加封周法尚为“定国公”，张镇周“安国公”，李世民“虞国公”。
然而，十二月二十九日，我回到张掖，却得到了周法尚归国途中病故的消息，不胜唏嘘，命代王杨侑至北京迎接周法尚灵柩回东都，下旨荫其子袭爵，追赠兵部尚书衔，葬于“显陵”之侧。
在张掖，我度过了大业二十八年（公元六三二年）的新年。因为新年，圣驾在张掖耽搁了些许日子。不过，李靖那里倒是很快又好消息传来………西突厥别部之突骑施部（活动在今伊犁河下游，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交界地区）脱离西突厥的肆叶护可汗前来归附，有两部，约七万众。我立即下旨，以突骑施索葛莫贺部置鹿都督府，突骑施阿利施部置絜山都督府，两部首领出任都督，并各加顺信（鹿都督府）、顺德（絜山都督府）可汗号。同时，下旨在突骑施西部之地设“碎叶镇”（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以防肆叶护窜扰”，归北庭都护。在碎叶镇附近也设置两所屯田校尉府，移民一千户，两千余口。其后，突骑施部与隋军“协力”清扫西突厥残余的过程中，也得以扩充实力，吞并了五咄陆部（突骑施原为五咄陆之一，不过归隋之前，就已经吞并了一些其他部落的部众），达到十万余众。
大业大业二十八年二月十九日，我终于返回了西都，与皇后、沈莺等会合，在三月中旬回到了阔别将近一年的东都。
诏命闽海总督褚遂良还京，任京兆尹，王世充卸任后，京兆尹已经空缺很久，一直是杨侗代理。
此前，我已经任命长孙无忌出任工部侍郎兼谒者大夫（接替房玄龄）。刘文静出任民部侍郎兼理番司大夫（接替杜如晦）。
而长孙无忌治书侍御史的空缺，则由一个新晋的青年才俊马周出任。
闽海总督府下置晋安府（原晋安郡，今福州）、南安郡、龙海郡、建安郡、台湾郡一府四郡，归江南西道。闽海总督兼领江南西道副观察使，外放岑文本出任此职，以为历练。
设第十五道………西北道，划陇右的且末、鄯善、伊吾三郡，及高昌州（高昌府、交河郡、田地郡、南平郡、焉耆郡、龟兹郡）、于阗州（于田府、毗沙郡、莎车郡、疏勒郡），在北庭镇扩建“庭州府”，增加移民一万口，共计三府十一郡（但其实人口不足百万，是各道中最为地广人稀的）。以李靖代领观察使，徐世绩代领镇守使。庭州未竣之前，以高昌为临时的政治中心。高昌总督、于阗总督也都封为副观察使………当然只是虚衔而已。安西、北庭两都护将军兼领副镇守使。
第二百一十章 分封诸藩
打仗，是非常花钱的事情。尤其大隋现在，是要“同时打胜两场高强度的局部战争”，那银子，还不得花的跟流水似的？
好在这些年，国内的经济，发展的不错，老百姓安居乐业，粮仓里很是充盈。
不过更重要的，是工商业和“金融业（银号）”的发展，尤其这银号，是可以“生钱”的。
但饶是如此，也还是捉襟见肘。
我在战前冥思苦想，翻寻自己了解的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终于让我找到一个法子。
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东印度公司”？
想必有朋友知道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鸦片不就是他们干的好事？
其实，有家“东印度公司”的专利，比大英帝国这家还要早。
荷兰。
十六世纪，小小的荷兰才从西班牙手下取得独立，然而很快就成为欧洲的殖民主义大国，甚至占领了咱们的台湾………福摩萨。于是也才有了民族英雄郑成功。
于是，在大业二十六年（公元六三零年）的六月，朝廷发出了谕旨，晓谕各地商社………“拍卖”对倭贸易“专营权”。
此时的大隋，尚在筹措东征，与倭国的正当贸易，几乎为零。
然而商人们是极有眼光的，圣旨一出，应者云集。
不过，既然是“拍卖”，买家就必须有雄厚的实力。光是参与“竞标”的入场费，每家就得一万两银子。所以，商社、私人银号们便联合起来，组成“商团”，参与竞标。
参加的商团，有二十余家，代表着国内七百余家商社、三十余家私人银号，仅此，朝廷就净得二十余万两银子。
经过颇为激烈的角逐，以广陵的商社、银号为主，江淮地区近四十家商社、银号组成的“广陵商团”以相当于六百万两银子（当时不是以银子为主要流通货币，因为中国不是主要产银国，明清时期，大量白银流入中国，才使银子成为主导伙伴，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引起明末的经济崩溃的原因之一）的出价，击败“东都商团”（不乏官员贵族资本），取得胜利。
根据协议，朝廷不投一分一文，而以“国家信誉”为担保，获得百分之二十五的股份。同时，“广陵商团”投入一百万两，作为“质押”。朝廷其实先挪用了这一百万两（承诺日后以官本得利冲抵，其实除了股本分红，朝廷依旧可以取得相当的税收），作为东征军费。不过，朝廷优先从“广陵商团”所属商社采办物资，租用船只，其实又使“广陵商团”从中获利。
“东都商团”竞标失利之后，自然有些不甘心，借助在朝廷中的势力，攻击“广陵商团”“多有不法之举”。
我当然明白这是“东都商团”的嫉妒之举，为了安抚，也为了筹措更多的钱，于是决定再搞“南洋（自安南以南）”贸易的专营权拍卖。此前参与过对倭贸易专营权拍卖的商团，可以免交入场费，而新申请的，则需再交五千两。结果，上次败北的商团八成都再度参与，而新参与的，却仅有一家。
“东都商团”以三百万两的出价，如愿以偿，而朝廷也依样获得四分之一的股权，并取得八十万两“质押”，其中三十万，也被用于东征，其余五十万，正好让陈稜开拓南洋。
一不做，二不休。紧接着，朝廷又拍卖“西洋”（伽兰州以西，包括天竺）、“远洋”（倭国以东以北）的贸易专营权。在当时看来，西洋贸易不仅不如东洋（对倭），也不如南洋，所以新参与的“入场费”也就降到两千两，而拍卖价却是只有一百二十万两，获得的“质押”仅仅二十万，一个来自岭南的商团出人意料的胜出。远洋更是连个影都没有，唯一靠谱的，就是“天雄军”的海岸，所以，入场费全免，拍卖价六十万两，连“质押”也免了，最后，还是一个山东的商团接过这个“没人要”的生意。
大业二十八年（公元六三二年）三月，倭国既已平定，西域也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