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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受益者应当适当付出”的原则，新得到田地的农民，依其新分得田地的产出（有的是少地户，有的是无地户），十年内按百分之十二纳粮，超出的百分之二，一半归官府，一半归原主。
另外，作为一种妥协，朝廷允许大户人家“分户”，只要是已经婚配的子弟，均可分户，从而优先取得一份土地。
大户中的多数，特别是那些“大大户”，当然是贵族。
隋时的贵族，可以分三等。
最低一等，是南方“士族”，统一前南朝的贵族，隋是北方兴起的，统一后，南方贵族自然要低人一等。大业初年，杨广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南方贵族的地位，但也有限，而我此前为了在南方“土改”，又刻意打压了南方贵族，并且得到了北方的关陇集团和关东大族的支持。所以，南方的“土改”，就没有北方那么客气。
南方“士族”中有一部分比较特殊………江汉地区的西梁（南梁的一个分支）皇族后裔，因为他们现在是“后族”，皇后的亲戚，所以江汉道的“土改”，不仅时间晚于江南，也比江南更温和更“斯文”。
第二等，关东大户。关东，就是函谷关以东，河南、河北、河东三道。这里曾经是东魏…北齐之地，在隋朝创立之前，北周已经灭了北齐，统一了北方。所以，关东的东魏…北齐贵族，自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所以，这“土改”的第二招，自然奔着关东大户们去了。
但是关东大户中也有另类………河东贵族，这一类，虽然排在关东大户的队列里，却和关陇集团关系密切，沾亲带故，其中又不乏朝廷重臣虞世基、裴矩、裴蕴等。所以，本着“柿子先捡软的捏”的原则，这一轮并没有拿他们开刀。
最高的一等，自然的关陇集团了。西魏…北周…隋，可以说一脉相承，宇文、独孤、杨、李……要在他们身上打主意，可是不大容易，虽然我也做了一些“伏笔”。
关，就是关内、关中，陇，当然是陇右。
所以，在河东、关内、陇右三道，我只好先保持现状。
南方“土改”，我用北方平民出身的窦建德打头炮，北方“土改”，我用南方小士族出身的虞世南当先锋。我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他们都会很尽心。
二月，颁布“义仓纳粮诏”，规定每户缴纳收成的百分之二入义仓，以备荒年，官府如果“借粮”，必须在三年内归还，也可以通过减免赋税的方式偿还。老实说，纳粮这事，应该说还是古人老实，只要官府不压榨，老百姓并无隐瞒，要是放在现在，可能就不好说了。
三月，颁布“乡里推举诏”。隋，在县下设乡、里、村，各设乡正、里正、村正，多由村中大户担任，不免有勾结官府，鱼肉乡里的事情。而在城市，则设坊（街道）、里（社区）。
“乡里推举诏”规定，乡、里、村设正、副各一，虽分正副，但正管民事，副专管监督，“均可上书言事，并无隶属”，由当地乡民自选，每任两年，可以连任一次，“乡民不满者三有其一（三分之一）者，可免之重推”，“乡坊里村推举正副，在村不可为兄弟父子翁婿，在里不可同村，在乡不可同里”，“丁男年十六，可推举，受推者需二十上五十下，人品方正，未受刑罚”，“民不可自推，而视本地民舆”。正副需要“安民、抚民，襄助官府征赋充役，乡里义仓，酌其自理，而乡民可督之”。正、副不给薪俸，但任职期间可免赋税、徭役，更重要的，是受到乡里尊重。虽然实行民主在一千多年前是不现实的，但我还是试图在基层来个“草根民主”，事实上，中国古代，基本是“村社自治”，虽然多受宗族势力的影响，但既然有“自治”的传统，就有“民主”的基础。况且，我早在移民的“屯”里就试行了“民选”屯正（理民事）、屯副（理军事，移民的屯带有“民团”性质），已经有近十年，积累了一些经验。
除了在农村，城镇也有一些举措。
首先，是鼓励工业发展，当然在当时主要是手工业。
无农不稳，无工不强，无商不富嘛。
还在征东突厥，我就采取了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将铠甲、弓箭、刀、矛、车辆等“军品”生产交给民间承办。
这一做法，借鉴于二十世纪的美国。
中国的传统观念，“国虽大，黩武必亡”，认为战争是劳民伤财的。
但美国却相反，每次打仗，反而要赚大钱。
美国的高科技、大工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生产“战争物资”发展起来的。
人类文明的早期，打仗的时候，武器需要自备，所以打仗的人，往往得是有钱的贵族。中国在很早的时候改变了这一做法，由国家组织武器生产，供给军队，从而也使得平民可以加入军队。秦国就曾经是战国时期武器生产的“大国”。
然而官营一定会有一个通病………贪污腐败，效率低下。
所以，我采取了民营，将武器生产通过“招标”方式“承包”给民间作坊，“生产商”按官府的要求生产，再卖给官府。
既然是“招标”，当然是价低者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质量可以低劣，根据规定，每件产品………每支箭、每张弓、每把刀……上面都要“铭记”上“生产商”的标记，而每批交割，都要有地方监督官员（通常也是“发包方”）检验签收，上交兵部进库前，兵部武库司官员又得检验签收，发放各部，还要检验签收，一旦发现质量问题，有严格的追究问责制度，无论官民，一律严惩不贷。
“铭记”这一招，并不是我的发明，秦国的吕不韦就用过，历朝历代，凡是修城墙，给皇宫烧瓷器等等，也都有此手段保障质量。
民营往往要比官营更有效率。而经过几年发展，许多承办的民间作坊，已经是“上规模，上档次”，可以称为“工厂”了。
当然，也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民间生产，比如弩，特别是结构复杂的连弩、骑弩，这是国家的“军事机密”、“核心技术”，交给民间生产，可能泄密，所以还是有官府自办的“兵工厂”生产。
既然是无商不富，那就不能不说“商”。大家普遍认为中国社会长期重农轻商，其实也不尽然，战国末年秦国“富国强兵”的需要，采取了一定的“抑商”措施，有其历史条件的特殊性，而明代朱元璋，则带有强烈的“阶级情感”在内了。其实唐宋，中国在重农的同时，并不轻商。
而我更是注重商业，特别是“国际贸易”，已经是朝廷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继对“出口”征税后，也开始对“进口”征税，所有才有张掖保卫战后对助守有功的商旅减免关税之举。根据贸易对象的不同，税率也有差别，已经纳入管辖的东突厥等，基本是参照“国内贸易”标准，对于藩属如骠国、百济等，实行“最惠国待遇”，“朝贡之国”如泥婆罗等，税率稍高，其他国家，则税率更高。
关税的税率并不高，最高不过一成（百分之十），“最惠国待遇”更只有三分（百分之三），不过考虑到国内的商家出售还要另外征税（外国商旅是便不可以直接经营的），国库的收入就相当可观了。如果走私，一旦查出，不仅没收货物，商家还要另外受罚。
农税最低，工税次之，商税再次之，而妓院（私营的，官办的已经取消）和赌坊，抽税最重。
商业发展，是好事，但却也最容易加剧贫富分化，并且商人“崛起”，可能对“皇权”产生影响，至少现在，我还不想和“皇权”说拜拜。所以一方面发展，一方面又有所限制，看起来很矛盾，但事物总是有两面性的。
工商业发展，带动了城镇的发展，使得相当多的人摆脱了土地的束缚，也减轻了一些对土地的压力。
因为当时的隋，仅只“本部”，也就是十三道和闽地，官府统计的人口已经超过六千万，如果算上新征服的少数民族，则差不多有七千万，百万移民，只是一个很小的比例。幸好南方开发，推广的水稻收获又远甚于麦、粟，不然，还不知是个怎样的局面。（按，隋统一南北后全国人口三千万，到隋大业五年已经接近五千万。许多学者认为，王朝兴替，除开政治军事的原因，土地和粮食无法承载人口也是一个原因。西汉末年、东汉末年，中国人口一旦接近六千万，就会发生大动荡，此后人口减少，便出现所谓“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