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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翊卫和宋老生所部无事可做，奉旨各回原防，陈稜部奉旨入闽，加上沈光、张镇周所部和“新府军”，合力对阿来予以最后一击。各郡府兵安抚地方，提防阿来窜犯。
大军出动前，沈光特地把林那叫到光泽，诫勉他不可妄杀。
林那倒也干脆………别人都可以放过，再有妄杀一人，甘愿以死抵命，但阿来是手刃父亲的仇人，别人抓住如何处置，自己无话可说，倘使落在自己手上，那是无论如何绝不可以放过。沈光、褚遂良等以平闽大局，同意了林那的要求。
接下来的征伐中，林那身先士卒，领着自己的三千“新府军”，仗仗争打头阵，生怕阿来落到别人手里，自己报不了仇。
面对隋军强大的攻势，“南闽”顷刻间土崩瓦解，阿来既没有阿曲的能力，也没有阿曲的威望，本来就是靠着残暴维持，此时自然是众叛亲离，不过半月功夫，“南闽”便告平定。
可是阿来却没有了踪影，林那将战俘中凡是可能知道阿来行踪的，统统找来讯问………沈光也给了支持，隋军也不愿阿来就此逃脱，总算打听出阿来眼见形势不妙，早已经领了百余个亲信，带着自己的几个大小老婆往南逃去，不知所踪。
放下林那寻觅阿来不提，平闽捷报传到东都，朝廷上下，自然欢腾，沈光、宇文成都等奉旨班师，一干有功将士，自然大加封赏，沈光、宇文成都都进位县公爵，就是陈稜、张镇周、裴元庆等，也封侯封伯。
大业二十年（公元六二四年）正月，下旨以闽地设“闽海总督府”，直隶中央，以褚遂良为首任闽海总督，为从三品，开府闽县（今福州），下置：
晋安郡，治所闽县，辖闽县、侯官县（水口所升）、长乐县、长溪县（今福建宁德）、连江县、福鼎场五县一场；
南安郡：治所南安（今福建泉州），辖南安县、莆田县、清源县（今福建仙游）、福清县、晋江县五县；
龙海郡：治所龙溪县（今福建漳州），辖龙溪县、怀恩县（诏安所升）、同安县、新罗县（今福建龙岩）、漳浦县、长汀场五县一场；
建安郡：治所迁建阳县（建阳所升），辖建阳县、邵武县、将乐县（将乐所升）、延平县（延平所升，今福建南平）、沙县（沙城所升）、光泽场、顺昌场、建瓯场、浦城场、崇安场、绥城场（东吴绥安县旧地，今福建建宁）、东平场（东吴东平县旧地，今福建松溪）五县七场。
以上共四郡，二十县，九场。
大业二十年的郡县设置，较之大业十四年时的规划，又大有不同，却是更加闽地的实情。
汉人集中的郡、县、场，比较集中于沿海平原和富屯溪、南浦溪…建溪、沙溪和闽江沿岸的河谷，一来便于农耕，二来利于交通，在古代，水路是最重要的交通。南北相比，北方的汉人势力又远强于南方。
卫所除了升格为县，一律改称“场”，所的军事意味更浓些，而场则有意淡化了这种军事意味。场与县同隶郡管辖，但地位要稍逊于县，为“副县级”，场监是从七品，场丞（场监的副手）和场尉（负责军事、治安）都是正八品。县以下通常设有乡、里、村，而场下只设有“屯”………比较大的，有防护设施的村落，这也意味着在设场的地区，汉人还需要提放闽越人的袭扰，必须相当多的农户聚集在一起，并且要建起自卫设施。虽然闽越人已经被征服，但民族融合，却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事实上，在邵武、将乐、沙县等地，也是乡、里、村和屯并立的。
至于闽地的土著，一部分被迁至汉区，实行“同化”政策，但大多数依旧自成部落，虽然开始从汉人那里学习耕织，但渔猎依然是他们重要的生存方式。
土著大体按照自己原有的部落，在全闽分成了近五十部，有一些部落已经被灭了，比如原本实力强大的阿曲部，还有一些部落，被朝廷有意分作两部甚至三部………一贯的“分而治之”的方针。
这些土著的居住地，被称作“寨”，连此前称“堡”者，如邵武堡，也一律改称寨，也是为了减少军事色彩。归隋的闽越族土著首领，在大业二十年，也由“土司”改称少数民族意味较淡的“寨官”，待遇依旧如故。
林那等五部，实力较强，其中三部曾经组织“新府军”帮助官军打击阿曲父子，另外两部，在后期也对朝廷平闽提供了帮助，所以，他们被称作“大寨官”，各自领有两三个寨子，并且有“鹰扬郎将”的官职，待遇自然要比其他寨官更加优厚。新府军五部，各以六百人的编制发放粮饷。
在晋安郡，朝廷设置了“马江镇”，驻军三千，以裴元庆为“安闽中郎将”，兼理马江镇总兵。在延平置“南平镇”，驻军三千。除张镇周的厦门镇，驻扎在闽的马江、南平两镇，四郡及各县、场的郡、府兵，土著“新府军”，总计万余，统归安闽中郎将辖制。
此后两年间，朝廷陆续向闽地移民。隋初，闽地一郡四县，只有一万两千户。大业初年，陈稜、张镇周征讨流求，带回俘虏一万余，也安置在闽地，至大业十四年朝廷致力“开闽”前，纳入户籍的人口，只有不足十万。到大业二十二年末，有汉民近三十万，“归化”土著五六万，这些是可以缴粮纳赋的，而尚有各寨土著二十余万，不缴纳赋税，但是依据当时的规例，需要给朝廷“贡奉”，南方的土司，北方的都督、可汗们，当时都需如此。
不过朝廷移民，采取的是稳扎稳打的方式，对于新开辟的少数民族地区，一直追求有效而不是迅速，所以十余年间，移民不过百万。一来，是不愿过于激烈地激起民族矛盾………移民与土著的矛盾，是难以避免的，我只能尽量把它掌握在一个可以控制的程度。二来，许多地方，特别是东突厥、吐谷浑那样的地方，用今天的话讲，虽然广袤，生态环境却比较脆弱，很多地方不适于农耕，所以我也比较控制移民规模，许多移民，甚至弃农改牧，以适应那里的环境。北方的靺鞨、黑水（今东北大部和俄罗斯远东），以及铁勒的北海（贝加尔湖）附近，相对易于农耕，移民也稍微多些。至于闽地，却是多山，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承载过多人口，并不合适，而我开闽，目的更在平台，是以在闽地人口达到六十万的时候，朝廷开始放缓移民，予以限制。
南方战火平息，但在西北的高原上，依旧是金戈铁马。
杨义臣、罗士信一直试图消灭吐谷浑叛军的主力，一战定乾坤，可是慕容德允却采取游击战术，不断袭扰隋军后方，使得隋军大伤脑筋。
当然，吐谷浑的叛乱一直不能够平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吐谷浑的背后，有着吐蕃的势力。
借着隋军忙于在吐谷浑平叛，吐蕃花了半年多的工夫，吞并了白兰。虽然白兰得到了隋的支持，但以西部几个贫瘠的新设边郡，要提供有利支持，显然不够，更重要的，是隋向白兰提供的物资，许多在半路上被吐谷浑叛军劫去。
白兰被吐蕃吞并后，一部分白兰人逃入隋地。
大业十九年年尾，朝廷开始在吐谷浑调整战略。
十二月初五，册封慕容顺为吐谷浑“归宁可汗”（国公级），同时加封当时尚忠于大隋的三个都督为“诚”字可汗（郡公级）。
平叛中，杨义臣、罗士信、侯君集等先后俘获了叛乱的吐谷浑部落两万余户牧民近十万众，罗士信曾经想将其中可以打仗的壮年男子予以屠戮，被杨义臣阻止，但放又不好放，担心他们重新参与反叛，一直像捧了个烫手的山芋。此时，诏命将这些部众，大半交给慕容顺，少部分“赠送”给其他三个“可汗”。慕容顺毕竟是吐谷浑前任可汗慕容伏允的长子，在吐谷浑人中，还有一定的影响力。
在吐谷浑故地上，已经设立了西海、河源、鄯善、若羌四郡，还有兵镇、屯卫，当然也不能轻易放弃。于是汉民和“归化”的当地人（一部分是吐谷浑人，还有一部分，是当地其他一些小部族的人，他们曾经被吐谷浑人欺压，归隋后自然更愿意依靠大隋摆脱吐谷浑人的统治）集中的城池、屯田区这样一些“农业区”和小部分牧区，依旧由朝廷直接管理，其他适于游牧的地区，则交给吐谷浑四汗进行间接统治。
当时在吐谷浑故地（今青海大部，新疆的一部分），有汉人移民近三万，“归化夷人”也有三万多，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