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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然！”我说道，“修筑长城，劳费人力财力，又需几多？即便长城筑城，我与漠北地接，连绵逾万里，处处可以突破，倘使兵祸连接，不单北地百姓生灵涂炭，便是大军所需钱粮，又超过置镇移民，何止数倍？突厥经此战乱，元气大伤，亡男子数十万，所留遗民，却以女子居多，而我移民，却是男多女少，朕意，不仅要移民十万于漠北，还要允夷汉互婚，以移民男子配突厥女子，数十年内，当可使突厥王化，与内地之民无异。”
不料我刚说完，一个老年大臣却是哭喊道：“皇上，此举万不可行！突厥犬狼之辈，岂可与我大隋之民相配？胡汉岂可通婚！”却是我的大舅子，梁国公萧瑀，
我闻言怒道：“汝乃欺朕乎？先皇乃汉人，朕之生母独孤氏，乃是鲜卑人！胡汉不婚，朕何以自处？”此言一出，群臣噤若寒蝉，不敢有再言者，过了多时，才有民部侍郎封德彝奏道：“皇上，突厥铁勒之辈，狼子野心，无信无义，终不可信……”
听闻此言，一直未曾言语的兵部尚书张须陀不满地打断：“忠武可汗杨达度（即阿史那达度）父子，为我大隋所立功劳，绝不亚于衮衮诸公，忠勇可汗杨塔奇格（即阿史那塔奇格），为我大隋平定北患，立功厥伟，至于归勇可汗阿史那大奈，为我大隋之将十载，忠义可鉴，安可言无信无义？”
封德彝却也不让步：“张大人所言不差，但突厥时降时叛，为蠕蠕之臣叛蠕蠕，为大隋之藩侵大隋，却也是事实，以微臣之见，莫若效汉对呼韩邪、郅支之故事，如忠武可汗等，可迁至漠南，使之内附，而不附者，不妨击之远走，使漠北一空……”
“腐儒之见！”我怒道，“我朝已允突厥铁勒各部降附，今若果有此为，便是无信无义，为万邦所不耻！此其一。突厥铁勒等，生长于草原，祖宗父母之地，安可轻言离弃？血流漂桴，兵祸连结，岂是天命？！此其二。便是使其他走，又当如何？漠北之地，昔匈奴走而有鲜卑，鲜卑去而有蠕蠕，蠕蠕亡而突厥兴，我果逐突厥等去，必有更未开化之民族，趁虚而入，依旧为祸北边，此其三。有此三者，封卿所言，断不可为！”
“吾皇圣明！”裴矩道，“以突厥归降各部，为朝廷藩敝，方为上策！”
作为朝堂上排名数一数二的大臣，此时已经任命为尚书令（内阁首辅）的苏威不能不表态了：“今日当务之急，乃是议阿史那咄苾犯边之事，他事莫若容后再议？”
“边事不过边将欲以立功邀幸耳！去我边疆数千里，何足为虑？”卫文升道。
“汝亦知去我边疆数千里，不足为虑！倘漠北尽失，则去我边疆，不足千里，便是两都之地，怕也不免闻鼓角之声罢？设镇都护，乃是出自朕意，与边将何干？”我真的生气了，卫文升见此，也不敢再做争辩：“臣有罪，臣惶恐，安敢妄议圣意！”
我哼了一声：“既然朝议不能决，此事内阁议决便可，散朝！”
内阁议事，要有效率得多，卫文升虽在其列，经我在朝堂上斥责，已经不敢再讲。当下议决，令突厥各汗自保部民，李靖速寻敌而战。为了笼络铁勒，五个郡公级可汗升为国公级“归”字可汗，七个县公级可汗升为郡公级“诚”字可汗，四个侯级可汗升为县公级，另给“顺”字排行，不过是些惠而不费之举………虽然要稍微多支些“爵禄”作为赏赐，以此使他们出兵，协助隋军攻击阿史那咄苾。合在一起，便是“忠归诚顺”，也就是忠诚归顺的意思。
恰在此时，朝廷接到阿史那密力的奏报，称“愿为朝廷前驱”，攻击阿史那咄苾。阿史那咄苾复兴，危害最大的就是阿史那密力，他自然希望隋军征伐阿史那咄苾。不过既然“其志可嘉”，朝廷自然也要大加慰勉。
第一百四十章 图林赴约
大业十八年（公元六二二年）二月至四月间，沈光等所部沿闽江而下，与建安郡驻军会师于水口所，打通了由光泽至建安郡闽县（今福建福州）的陆上交通，沿途闽越部落，大多降附，皆请旨册封为土司，时近五月，闽地天气渐热，山间不免瘴疠横行，朝廷谕旨，令沈光等部驻扎休整，“待天气转凉，再图进取”。
而张镇周所部，沿海岸由龙海郡代领的南安县（今福建泉州），经莆田而进至建安郡侯官县（今福建福州南部，隋大业初年，福建只有一郡………建安郡，四县………闽县、侯官县、南安县和龙溪县，龙溪县就是我所谓龙海郡，今天的福建漳州一带，这是历史事实，非我杜撰），收服闽越数部。
至于漠北方面，李靖大军抵达后，战局得以逆转，三月中旬，李靖领番汉联军五万大败阿史那咄苾，斩首三千，获其部众三四万，阿史那咄苾北逃，又被新封的铁勒上薛延陀部归敏可汗袭击，损失部众万余，仓皇西走，连阿史那伦也死于军中。
五月初五，祭屈子于东都之郊。十二日，离东都，驾临嵩阳宫，十六日，“禅”（祭地）于嵩高山之下，十九日，“封”（祭天）于太室山之巅，二十三日，与沈莺祭扫其母祠庙，此后留驻嵩阳宫度暑。
六月，奏报关中大旱，赤地千里，诏命西都留守卫文升开仓赈济。七月，御史弹劾卫文升，以其救灾不力，致使关中流民十余万出潼关，诏命东都留守魏征妥为安置流民，免卫文升西都留守，刑部尚书，降为刑部左侍郎，代行尚书事，诏还东都，以礼部尚书杨义臣为钦差大臣，赴西都安抚百姓。其实对卫文升的处罚，很大程度还是不满于他当日在突厥问题上的表现。
杨义臣到任后，以西都官仓义仓之粮，太半用于前几年救济北地灾民和对突厥的军事，所余不足自济，请求朝廷自关东拨粮，诏许拨洛口、回洛等仓储粮赈济。
八月初一日，卫文升返回东都，以病请辞，我当然明白他其实是对处罚不满，因为赈灾之事，他虽有小过，却无大错。对此，我接受了他的辞呈，一方面却将他的爵位由县公升至郡公，以为弥补。
八月初九日，御驾返回东都，初十日，下诏，撤“留守”，以西都长安为敬天大兴府、东都洛阳为承天京兆府、北京涿郡为顺天北平府（原北平郡易名右北平郡以示区分）、南京丹阳为应天建康府，各道驻郡如太原、齐郡等，皆升为府，如齐郡升济南府，江都升广陵府，府尹为从三品（各道观察使为正三品，各郡太守为正四品），而两都两京府尹，则为正三品，原南京留守王世充调任承天京兆府尹，其他大兴、北平、建康府尹，各有任命，而以窦建德调任刑部尚书。
为了避免府尹权势过重，在府尹之下，设置了卫尉、别驾，卫尉相当于府的“郡丞”，负责军事、治安，别驾相当于“通守（副太守）”，协助府尹署理民政，尤其财赋转运，更是明确为别驾之责。卫尉、佐使都是正四品（两都两京为从三品），由吏部直接任命，并不通过道、府。李世民此时被任命为河东道副镇守使兼太原府卫尉。
同时颁布的，还有“免讳诏”。中国古代，十分讲究避讳，凡是帝王，乃至帝王的祖宗，名字中有的字，老百姓都不可以用，要用别的字替代（李世民就为了避讳，改民部为户部），用错了就要论罪，甚至杀头，甚至古书典籍中的字，也要更换，给老百姓造成很大的不方便。我在此前，稍微做了一些突破，比如用这个“忠”字，因为杨广的祖父，名叫杨忠，“忠”原也在避讳之列。此番改江都郡为广陵府，用了“广”字，更是直接触动了避讳制度。
“……朕既为天下之君，普天之下，皆朕赤子，朕怀父子之心，安可以一己之私，累天下百姓，此岂慈父之行……朕若有德，天下百姓念及朕名，则必心怀感恩，朕名垂永世，岂非不朽，何惧百姓使之……朕若无德，则古书有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避讳之举，于朕之声名何益？徒使天下心诽尔……况朕欲大隋天下，传乎千秋万代，一君而讳一二字，则千载之下，岂非使天下无可用之字，可读之书？……”
别小看这最后一句，我当然不相信什么千秋万代，千年之后，哪里还能有什么大隋？但是这句话对于保证“免讳诏”的顺利颁行，却是至关重要。要知道中国这个避讳，自孔夫子始，到此时已经千年，有着很强大的“惯性”基础，不少人，特别是“读书人”，是不肯轻易放弃的，而我如此讲，反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