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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那样找不到媳妇，而是为了一种目标而作出的自我放弃。作为一个人来说，能做到这一点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了。然而正因为他们能做到这一点，才有可能在科研上取得重大突破而最终为人类的福祉作出贡献。
2003年2月2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奖颁奖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在连续四年出现一等奖空缺的尴尬之后，来自上海的中科院院士蒋锡夔与他的研究小组经历了十几年的持续奋战，终于获得了2002度的国家自然科学的一等奖。尽管很多人对此次获奖的成果“有机分子簇集和自由基化学”不甚了解，但作为一种基础研究，这项研究关系到“与导致宇宙生命形成的某种基本作用力有关，在生命过程中也和人类的疾病、衰老等息息相关。”
蒋锡夔院士和他的研究小组之所以能获得这项难得的一等奖，是他们数十人长期以来甘于寂寞和清贫、艰苦奋斗的结果，是他们拒绝了现实的诱惑而甘愿沉浸在“形而上”的虚拟世界中梦想未来现实世界的结果。就像前不久来北京访问的英国天体物理学家霍金，尽管霍金的研究成果要转化成现实生产力的可能性是极其渺茫的，但是作为对未来的一种梦想，霍金的理论仍然博得了世界的一致好评，而霍金本人也正是因为这些不着边际的梦想而成为了世界著名的科学家。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中国人由于太过于务实而往往对“不现实”的基础理论研究不屑一顾，与此同时，一种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又导致了我们很多人根本就忍受不了长时间去从事一项“务虚”的基础科学研究，于是，一个失去原创性基础理论研究的国家，其发展的根基必定是寄人篱下的。今天，当中国已经挤身为世界IT大国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颗“芯”，当比尔·盖茨以傲慢的慷慨向中国人开放“源代码”的时候，我们似乎有点像乞丐一样受宠若惊。因为我们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因为我们真正的市场是由别人来操纵的，当一个民族都在为科学发展而马拉松的时候，此时真正的领跑者却在终点的领奖台上领略着鲜花簇拥的欢乐和数点巨额奖金的狂喜之中。
这就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精神上缺乏“源代码”所不可避免的结局！
坦率地说，中国国家领导人对如今我国科学的发展确实予以了高度的关注。在2003年2月28日国家自然科学奖的颁奖仪式上，中国最高层的领导人几乎全部参加了颁奖仪式，这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这充分表明了中国领导人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视程度。然而在这里我们却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种对终端成果的关注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提升一个国家科技水平的真正提高？大家知道，任何一种终端成果都是在经历了前端过程和中端过程后所产生的，一个优秀终端成果的产生必须要有一个同样优秀的前端过程和中端过程。也就是说，假如没有那些优秀的前端过程和中端过程，那么就产生不了一个优秀的终端成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重视前端过程和中端过程在很大意义上来说，比重视终端成果更为重要。而我认为我们今天真正的问题恰恰是出在前端过程和中端过程上。
一位叫蔡方华的《北京青年报》评论员，他写了一篇题为“别再让自然科学大奖青黄不接了”的文章，发表在2003年3月1日的《北京青年报》上，该文这样写道：
……基础研究薄弱和创新精神缺乏，是存在于中国科学界的一个老问题。曾经有人做过一个回顾，在中国过去的百年里，能够具备冲击诺贝尔奖的科学研究成果大概只有三到四项，而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正是衡量一个国家科学创新实力的标准。科技界创新乏力，既有文化的深沉影响，也有体制的现实制约，甚至沿袭多年的应试教育也有着潜在的应果关系，但最重要的因素，仍然是现行科技体制对原始性创新的激励不够，科研立项和成果评估存在着浮躁、功利的问题。再加之前些年片面强调应用科学的研究，对基础学科的资金投入有所削弱，科学家们拿不出响当当的成果也就是料想之中的事。
在蔡方华的这篇文章里，属于前端过程的有应试教育的严重弊病、文化观念的深沉影响；而属于中端过程的有现行科技体制的问题、对基础研究经费削弱的问题等，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些属于前端和中端过程中的老大难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那么终端成果无异就是一种无源之水、无米之炊了。因此如何加大对前端和中端过程的关注并予以改革，实际上是保障一个优秀终端成果诞生的重要前提。为了一个国家一等奖的出现，我们已经等待四年了，下一个一等奖的出现，我们要等待多久？
我始终认为，诺贝尔奖是体现一种创新思想的象征，她考验的是一个民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这个世界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及新的思维方式，至于你的成果对世界有没有实用价值，那不是诺贝尔奖考虑的重点，关键是：你必须用一种震撼的方式来为世人洗脑。
个性化思维与慧命
2002年10月10日北京时间晚上7点，瑞典文学院的礼堂中灯火辉煌，在这个晚上，谁将会获得2002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谜底马上就要揭晓了。台下坐着本年度夺奖呼声最高的尼日利亚著名作家伊姆雷·奥克利，还有其他数位来自世界各国的作家。然而谁也不会想到的是，2002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最终却颁给了一位匈牙利作家，他叫凯尔泰滋。而使凯尔泰滋最终能获奖的是因为他的一部名谓《难以捉摸的命运》的小说。瑞典文学院是这样解释其之所以把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凯尔泰滋的理由：凯尔泰滋的作品支持并肯定了个体用其脆弱的经历对抗“历史霸权”。
现在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凯尔泰滋及其作品《难以捉摸的命运》之所以能获得诺贝尔奖对我们是有着重要启发意义的。
凯尔泰滋是一个犹太人，他生于1929年，1944年他被德国纳粹关进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后来他又被转到了布痕瓦尔集中营，1945年获得解救。小说《难以捉摸的命运》就是凯尔泰滋根据自己在集中营里的这段经历为背景而写成的。在西方，有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说法，即：在奥斯威辛以后再写诗就是一种残酷。这句话的意思是，当纳粹以人类最残暴的方式来毁灭生灵的之后，一切对美好的歌颂便是人类的罪过。因此在我们所看到的全部有关纳粹的历史档案中，无一例外的是残酷和野蛮，凶狠和暴戾。然而凯尔泰滋在他的小说《难以捉摸的命运》里却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向人们描述了他作为一个孩子在集中营中的真实感受。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凯尔泰滋就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审视着那里发生的一切，少年凯尔泰滋把集中营的生活看成是一种正常的生活，虽然到处充斥着残酷和暴戾，但生活仍然有着快乐的一面。凯尔泰滋真实地体现着一个孩子真实的感受，他没有遵循“在奥斯威辛以后再写诗就是一种残酷”的普遍观念，他始终坚持真实地表达自己和对历史的一种个性思考。他没有随波逐流，他用个体脆弱而真实的经历来对抗“历史霸权”。
凯尔泰滋之所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正是因为他在抗拒历史霸权的过程中体现出的一种真实的个性化思维，尽管在一种既定的观念中凯尔泰滋违背了所有的人，当他的最终成功则应该归功于他对自我的顽强坚持。而这一点也正是一切伟大创造发明最为重要的人格因素。
最近在一本书上看到这样一则让人深思的笑话：
一个杀人犯死后打入十八层地狱，伤心得不得了。正在伤感之际，忽然听脚底下有人唉声叹气。杀人犯很吃惊，就问：下面什么人？你住在什么地方？下面的人回答：我是教师，住在地狱的第十九层。杀人犯更吃惊了，说：不是地狱只有十八层吗？怎么出了个第十九层？下面说，这是阎王特设的。杀人犯说，杀人就是最重的罪了，你的罪难道比杀人还要重吗？那人说：这你就不知道了，人有两条命，一是性命，二是慧命，杀性命只伤肉体，杀慧命毁掉的可是灵魂啊。就因为我生前误人子弟，杀了许多孩子的慧命，所以就被下到第十九层了……
这虽说是一则笑话，但它却寓意出一个严峻的当下现实。人的命从某种意义上说的确有两条，一条是生命，这种命是所有动物都具有的性命，另一条命是人所独有的命，就是笑话中所说的慧命。慧命中包含着人之所以能够超越所有动物而成为人的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