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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大年初一，堂嫂早起做了一些家务，眼看将到十点钟，还不见六个子女的身影。就到了儿子的床前，打开蚊帐一看：好哇！在一米五宽的大栏床上，这头三个、那头三个的交叉睡着六个孩子。数数那腿足足有十余条之多，加上那些东横西叉的手，看上去就和门坪上堆着的木柴一般壮观。堂嫂心头涌出阵阵暖意：有英雄母亲的满足感，有望子成龙的企盼感。当然，也有现实生活的压迫感。她若有所思地在心里说道：“生活就像是一盘杂锦菜啊！”
这时，她也没有忘记打开蚊帐的来意，她不无怜爱地说：“大满仔！起床了！带弟弟妹妹起床了！”
只见他的大儿子醒来睁开两眼，试图起身，又躺下去了。有点撒娇似的嘴上喃喃地说：“起不来了！起不来了！”
这时，大嫂立即变了脸色，说：“开你年羹头（新年被长辈揍的意思）！大吉利市！起来！新年大发！”
这大儿子也算是乖巧之人，看见母亲发火，立马起身，很快率领弟弟妹妹鱼贯而出，也不用洗脸，到吃饭房间吃早饭去了。
自打这年开始，堂兄家就没有轻松过。当然，原来也欠生产队的钱，但打这年以后欠得就更多了，每年少则三、四百，多则五、六百（相当于当时一个国家干部一年半的工资），都是欠着队里的粮食款，一直是队里的第一大超支户，真应了那句“起不来了”的话。直到八十年代初，生产队转为家庭承包责任制，那欠款都一风吹了，家庭经济状况才算有了改观。
第三个故事。
我小时候，上屋叔公和本屋的三叔以及外屋大伯津津乐道的叙说，至今仍留在我的脑海里：
据说，过去，我们国家有个皇帝企望长生不老，就请了一个道士炼丹，从此迷上了金丹。谁知皇帝越吃那玩艺儿，身体就越差，两三年下来，只剩下一把骨头，已经不像人样了。
眼看皇帝不行了，这时有个国师给皇帝出点子说：“你要用占卜的方式取个预头，看看上天是什么想法，或许能把病治好也未可知。我看这次就请个毒妇来占一下，看她嘴上吐出的是吉是凶。你看怎么样？”
皇帝允诺，并和国师商量了老半天，皇室内算得上“毒妇”的只有弟媳妇莫属。于是，就决定去招惹这位皇室中脾气最暴躁、嘴巴最损的弟媳妇，看她嘴上讲什么。
一天，皇帝看了时辰：戌时（也就是晚上七点多钟），天已经黑下来了，当时没有电灯，虽说皇家，也光明不到哪里去。皇帝利用天黑来到弟媳妇的房门口，正碰上弟媳妇出来，皇帝左手一把拉住弟媳妇的手，右手紧紧抱着她不放。弟媳妇一时没有看清楚是谁有那么大胆竟敢调戏她，只见她一边挣扎一边说：“皇帝你做啦？敢抱我！”
皇帝一听，心想：这话说得不错，我不就是皇帝吗？但又担心她再说一些不吉利的话出来，便用手捂住她的嘴，想叫她不要再说话。只见弟媳妇脸上涨得通红，冒出了一句话：“窒息死啦！窒息死啦！”皇帝立即松了手。
不多久，这个皇帝就撒手西归了。有趣的是，他确实是被窒息死的。原来，皇帝是金丹致病，元阳耗尽。在皇帝病入膏肓的时候，呼吸十分微弱，可以用气若游丝来形容。一天下午，他的老婆——也就是皇后——来探望，看见皇帝病成了这个样子已将不久于世，猛的想起当皇后的万般风景和不尽荣华，禁不住悲上心头、号啕大哭起来。那些守在皇帝身边的人看看皇后都哭了，自己不哭就是不忠，于是也跟着哭将起来。这哭声传出去还不招来三宫六院、皇亲国戚一贯人等？
不一会，皇帝宫中的人越聚越多，自然也是哭个不停。这时，皇后已经哭得晕死过去被送回后宫。后面进来添哭的人们，尤其是那些大臣们都以为皇帝已经死了，开始操办起皇帝的后事来。不多久，就把他抬进棺材里。皇帝就这样米水不进地在棺材里呆了两天，只剩下有出气的劲儿，没有进气的份了。这时，盖棺材的仪式开始了，只见棺材匠用铁钉紧紧钉牢棺材的上下盖，再用石膏沾缝，以防漏气。
就这样，人们把气若游丝的皇帝放在棺材里活活地窒息死了。
村长的悼词
更新时间2008…7…12 7：53：56 字数：2610
镇里有个樟树村，坐落在全镇交通最发达的南边，全镇的人若要到县城、出广州什么的，一概要经过这个村。
说起这个村名，还有一番来历呢：村里也是住着客家人。什么是客家人呢？就是早年住在中原一带的中国人，为了躲避战乱和灭族的危险，举家、举族南迁的人们。他们一路走来，为了不与本地原住民争地闹矛盾，就寻找原住民不要的地方安居乐业，繁衍子孙。相对于原住民而言，这些后来者是客，故称之为客家人。这是南中国乃至台湾、香港、澳门客家人的共性。来这个村开疆辟土的客家人的祖先姓张，张姓在这块地方开荒造田、立稳脚跟后，人们就把这个村叫张田村，当然，村里后来发展到姓沈、吴、韩、黄、谢的人都有。也怪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刮起了“破四旧、立四新”运动，造反派说：“张田村这个名字是封、资、修的产物，一定要改。”改什么名好呢？
这时，人们想起了早在建国之初，为了解放台湾而修建的战备公路正从村里破村而过，也就是后来在国家地图上标明的206国道的其中一段。而路上种的樟树经历近二十年风雨，已经可供人们纳凉避雨了。张姓老者议论了一番后说：“就叫它樟树村吧，一来，‘张’与‘樟’同音，就跟‘谢’姓与‘解’姓一样，不忘祖先踏荒之苦；二来取意于祖国统一的路树，谁还敢说什么不是！”
就这样，被叫了上千年的张田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改名为樟树村。
现在的人们有一句口头语，叫做：“若要富，先修路”。这张田村已经在五十年前就由国家把路修好，生活上比别的地方富裕一点也是很自然的事。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主持村里工作的是张书记。这人不像一般的村官那样，土里土气，倒有几分知识分子气味，说话慢慢吞吞的，生怕因为讲话太快而把舌头搅坏了；而劳动也不像别村的书记那样以力气让人肃然起敬，他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人。每当别村的书记卷着裤腿走在田间的时候，他常常穿着一双布鞋跟村民聊天。就是这样一个人，几乎让全村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当了村书记五年后，村办公室就从张姓祠堂搬出来了，而张姓祠堂作为历史文物被保留下来，就连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刷在祠堂两边斑斑剥剥墙上的标语还忽隐忽现的能看个大概：
左边墙上写的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右边墙上写的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苦干加巧干，实现亩产三千斤！”
人们从张书记的小事中不难体会到他的为人。因此，他虽然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理想的农村干部，但公社党委还是颇能体察民意，不敢轻意换他。
1970年，张书记的老母亲韩三妹伯母在七十五岁高龄的时候，无病无灾地离开了人世和她日夜呵护着的子孙。这不但使张书记一家十分悲痛，也使得全村父老乡亲都十分意外。不到一日，全村的悲痛氛围就蔓延开来。
那个年代，人们都在学习和背诵毛泽东的文章“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努力按照毛主席的讲话去做。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说道：“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的人民团结起来。”因而，在当时，每个村有人死了，只要他的身份是贫、下中农，就一定要开追悼会，全村人聚在一块，敲锣打鼓送他最后一程。现在，张书记的母亲去世了，更是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讲话做的。村里的干部迅速赶到张书记的家里，与张书记的心里一样悲痛，张罗着处理他母亲的后事。
追悼会依期于第三天下午3点举行。会前，送葬的人们把韩三妹大娘灵柩抬到大堂门口，按规矩做了盖棺仪式，就等待开完追悼会把她送到对面山上下葬了。
追悼会由大队的治保主任主持，村长致悼词。
会议开始时，只见主持人以十分悲痛的语调说道：“贫、下中农同志们：韩三妹伯母的追悼会现在开始。向韩三妹伯母默哀三分钟。”
人们静静地低头注视棺材三分钟，然后，主持人说：“默哀毕。由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