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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这样痒痒的回到家，把长袍脱在木桶里，自己干活去了。
大伯的老婆是标准的客家妇女：勤劳、善良、朴实。她回到家，看到叔公的长袍丢在桶里，估计是老公交代她洗的意思，便不由分说，放了一些茶枯渣，倒上几瓢热水，浸泡了半个小时后倒在木盆里开始洗浆起来。只见盆中的水漆黑如墨、臭不可闻，大伯老婆顺手拿起长袍放在木板上，用手一搓，长袍就露出蚊帐布似的小洞，她又搓了几下，这长袍就烂得更难看了。她慌了神，马上小心地轧干水，将长袍挂在晒衣服的竹杆上。
大伯干活回来，看见叔公的长袍被老婆洗成了网纱似的，哭笑不得，两夫妻着实为此吵了一架。想起借长袍时叔公的嘱咐，更觉得对不起叔公。第二天，静下心来一想：“他正在过子女关，生活困难，何不送上两斗米，一来资助老叔，二来赔个不是？”
就这样，大伯夫妻俩挑着两斗米，拿着叔公的烂长袍，到了叔公家。叔公听明来意，长在嘴边上的两撮山羊胡子就被心里喷出的气吹得一竖一竖的，脸上铁青一片。心想，揍他一顿也不解恨啊！还有什么办法呢？沉默半天才说道：“这长袍自到我家就没有洗过，想不到凝聚了两个朝代、五、六十年人气的宝贝，就毁在你俩公婆手上啊！我怎么对得起祖宗？”
叔公从此不再搭理大伯。
“错了，不对！”
更新时间2008…7…12 8：46：29 字数：1547
当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我的家乡——广东梅州实际上还没有解放。那时候，盘踞在广东大地的国民党的胡琏兵团正像风卷着的残云一般的从广东蕉岭和平远向福建与江西方向拼命逃窜。
我看过抗日战争时期胡琏本人在对日作战而面临死亡时写的家书和舍生取义的遗言，那是何等的悲壮和催人泪下，那时的胡琏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国家命运，完全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当然，他也想成为对日作战时倒下的民族英雄而名垂青史。正因为如此，胡琏兵团的战斗力就有了被国人称赞的基础。但是，到了解放战争的末期，也是这个胡琏兵团，如惊弓之鸟掠过广东、江西、福建，所到之处，见鸡、鸭、牛、羊就抢，见青年壮丁就抓，不少大陆家庭因为家里有人被他撸掠到了台湾当兵，而蒙上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阴影。
而赶着胡琏兵团像野兔子似的满地乱跑的，是人民解放军的著名部队——第四野战军，这支部队从东三省一直杀到祖国的南疆，他们的战功着实使人称道不已。更巧的是，当年解放军攻打锦州时打阻击战的“塔山英雄团”，这回成了追击胡琏兵团的先锋，打起了追击战。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胡琏也是战役里手，知不可为而不为，因此，四野没有花很大的劲，就一鼓作气地解放了广东全境。
广东解放后，这些部队就驻扎在广东。其中，驻扎梅州的一部分就是当年威振敌胆的“塔山英雄团”，当年在塔山阻击战中担任重机枪手的战士在一个县里当了军管会副主任（后来成了副县长），而他的一个当年在行军中与他轮换着扛机枪的战友，就在他领导下主持一个乡镇的清匪反霸工作。这位战友阶级立场坚定，政治觉悟很高，作战十分勇敢，稍嫌的就是因为当时家境贫困没有读书而缺乏文化。
刚解放时，百废待兴，法制没有像现在这样完善。当时，为了有利于发动群众，对一些民愤较大的地主恶霸，只要经一定级别的军管会研究后就可以枪毙，不用经过什么级别的法院判决。对于这段历史，嗣后个别有文化的领导人曾以赞赏的口吻说这是“矫枉过正”，通常人们都叫“快刀斩乱麻”。
当时，每次召开群众大会，都会拉出十几个坏人来一字儿排着，其中有要枪毙的，有敲山震虎震慑他的。至于枪毙谁、留下谁，只有主持大会的极少数几个人知道。那天，要枪毙十个人，这位战友在前一天晚上就叫乡文书教他读出名单上的名字。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个晚上的学习，到第二天早上，他已经能读出名单上全部的名字了。
早上九点多钟，该乡的清匪反霸大会如期在河边草坪上举行。只见这位北方汉子，看着近万名群众，不慌不忙地说了几句开场白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开始读起要镇压的坏人名单来。他每叫一个名字，就高声吼道：“民兵同志，立即执行！”
当念到不枪毙的第十一个名字时，仍在兴头上的他抬起头来，用两目的余威扫视了一下会场，不看讲稿就高声说道：“民兵同志，立即执行！”
只见几个民兵拖着这位本来命不该绝的地主，丢在沙滩上，接着，只听“啪！”“啪！”“啪！”数声枪响，一缕冤魂卷成几个圆圈转动着螺旋上了西天。
这时，忽见主持人冷静下来，头上冒着豆大的汗珠，喃喃地说：“不对，错了！”“不对，错了！”
原来，在纸片上，这第十一个名字后边写的是：“暂缓镇压，以观后效”八个字。后来，在整风整社运动中，这位同志受到党内、外严肃的批评，他个人也认识到是犯了一次严重的错误，对不起党和人民的栽培。
这位当年“错了”的汉子，在广东折腾了数十年，也算他能把教训转化为经验，善于学习，文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最后，官至地市的局长位子才离休，在局长任上还出过一些趣事，他可以说真的做到了“在学习中做官，在做官中学习”。——这是后话。
饭钵上的认记与两个饭牌圆圈
更新时间2008…7…12 8：47：31 字数：2721
我出生于1957年，那年头正是近代历史上有纪录的“大跃进”年代。
由于这种跃进违反了科学规律，必然要使当事者付出代价。如“大跃进”运动开始时办了农村大食堂，当时，每个村把各家各户的锅、碗、瓢、盆都收在一起，把锅头通通打烂当成废铁送到县里大炼钢铁了，全村人都到大食堂吃饭。这样，折腾了不到三个月，米没有了，杂粮没有了，大家断顿了，大食堂也就关门了。伴之而来的就是挖野菜糊口，陆续有人被饿死了，另有一些人因为吃多了野菜，全身肿胀起来，痛苦难耐。
当时，村里有一位饿得不行的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贪婪地说：“如果一村人都死了剩下我一个多好哇！我就是敲下全村每家的门铁钩，卖了换饭吃也能吃个饱。”
不幸的是，村里人都活得好好的，这个人却因为吃野菜中毒，距离说这话不到三个月就离开了他的乡亲。
有人说我命硬，什么都要自己劳作才有。也有人说，出生在这样的年代，受点饥饿之苦自然是难免的了。母亲把我生下来后不久，仍然到县里“大闹钢铁”去了，我就留在老家由本屋林伯婆照看。据照看我的林伯婆后来对我说，当年——也就是1958年，她左手抱着我，右手拿着一个碗，向操持大食堂的叔伯要碗粥水，但怎么要也要不到，这林伯婆的泪水啊，就像高山上石缝里冒出的山泉一样，禁不住一滴一滴往下淌。
也许是儿时的教训让我聪明起来，我一直最怕挨饿，因而在吃饭时总是吃得飞快。吃完后也不肯离开吃饭桌——期望有人再给一点。
1961年，我母亲已是县国营农业机械厂的正式工人，技术职级在当时来讲也不算低——三级钳工。当时正是国民经济十分困难时期，据说母亲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到一只公鸡，这样，要维持已出生的三个子女的生活自然是相当困难。母亲是个操持能力很强的女人，她响应国家的号召，自愿回乡当农民。
在农村，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但靠着母亲的勤劳，生活上还是比一般家庭为好，然而，粮食不够吃的问题还是存在的。到了我七、八岁的时候，粮食就更缺一些了，我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更大吃一点，肚子也饿得更快一点。每到吃饭时，我都要对四姐妹的饭钵用手掂量一下，看看哪个重。不客气地说，比较重的那钵就是我的了。
有一回，母亲告诉我说：“傻瓜，你那钵因为水放得多，所以才重，米还是你妹妹那钵放得多。”
不管母亲怎么说，我就是不信。后来，母亲想想：“男孩子应该会是大吃一点，要放多一点米。”就在四姐妹的饭钵上用钢锯做上“缺”为记号：一个缺的是姐姐的，两个缺的是我的，三、四个缺的分别是两个妹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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