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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整个人都懵了，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被戴上手铐拉走了。”时至今日，孙雄标回忆起当时情形仍心有余悸。
不久，孙雄标以涉嫌**罪被当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新快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公安机关对孙雄标的询问笔录里，当时作为犯罪嫌疑人的孙雄标曾经做过有罪供述。对此，孙雄标的解释是“因为受不了折磨”。
“‘受不了折磨’？怎么解释？”记者问。
“主要是在被羁押的这段时间里，我整个人的精神都不正常了。老实说，我当时觉得很痛苦。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女儿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孙雄标说，之所以曾做出有罪供述，是因为他无法面对被女儿举报的现实。
“我当时就想死了算了，承认有罪让警察（法院）判我死刑都比赖活在这个世界上强。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活着已经没有意义了。”说到这里，孙雄标已经泣不成声。
有了受害人、犯罪嫌疑人以及证人（孙美萍的两个同学）的供述和证词，公诉机关很快对孙雄标依法提起了公诉。
在公诉材料中，检察机关以涉嫌**罪请求法院依法对犯罪嫌疑人孙雄标予以判决惩处。
辩护
对于少女孙美萍，邻居们的说法不一，邻居李效利（音）把其状告父亲**归结为“报复”。
“我们住在一栋楼上，以前经常半夜听到阿标（孙雄标）打骂女儿，听说是那孩子经常不回家，说是在外面上网。小小年纪不好好读书还谈上了恋爱。我看是管教得太严了吧？现在的孩子，真不好说……”李效利苦笑着说。
“阿萍（孙美萍）这个孩子比较叛逆，前两年就染上了上网的恶习，还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男朋友，经常夜不归家。我和老婆考虑到孩子毕竟还小，对她的管束也很严格，有时急了我也会动手打她，在零用钱上也控制得很死，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才告我吧。”提到女儿孙雄标无奈地说。
“（说）他（孙雄标）做出这样禽兽不如的事情我是无论如何也不相信的。当时我很想找到女儿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女儿躲着不见我，我只能请律师帮（前）丈夫了。”李梅提起女儿孙美萍抽泣着说。
权衡再三后，李梅为被羁押在看守所里的孙雄标聘请了律师，准备为其做无罪辩护。
“我们当时觉得这个案子的胜诉把握很大。”孙雄标的代理律师陈启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首先，该案件事实不清。孙雄标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是否存在；被指控的行为是否为被告人所实施；实施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节均无清楚的证据证实。此外，公诉机关所依据的证据实在是少得可怜，孙雄标涉嫌**案只有人证没有物证，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证明孙雄标实施了犯罪。
孙美萍的母亲李梅在询问笔录中有这样一段话似乎向人们揭示了“女儿告父**闹剧”的症结所在：
“孙雄标脾气大，对我和女儿不是很好，经常对我们打骂，女儿染上网瘾以后，更是如此。我女儿也许是因此怀恨在心。因为她多次在我面前提到过要报复爸爸（孙雄标）。但是说他**了女儿，而且是这么多年，我怎会不知道？这不是事实真相。”
“父亲没有**我，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报复父亲，因为他对我和妈妈不好，还经常打骂我们，我只想教训他一下。你们放了他吧。”
就在孙雄标被控告**罪的案子开庭审理之前，孙美萍突然出现在法庭，为父亲喊冤。同时，孙美萍向法院申明，自己当初状告父亲**自己仅仅是为了报复父亲“”，同时，孙美萍向法院递交了一份书面证明，全盘否认了父亲**自己的事实。
孙美萍向法院递交的证明书里有这样一段话：“从我懂事以来就没有享受过一天有幸福味道的日子，父亲经常不给我生活费，而且对我和母亲总是打骂，曾有几次我见到母亲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偷偷地哭。（父亲）还跟别的女人好，为了帮妈妈出口气，我就想让派出所的叔叔教训一下他。父亲没有**我，我只想报复他。”
孙雄标的代理律师陈启宣在接受采访时长叹了一口气：“这个情况是我们始料不及的，自从孙雄标被羁押后，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孙美萍就再没出现过。虽然她的出现迟了点，但还算是及时的，否则真的要铸成大错的。”
通过孙雄标的代理律师，阿萍终于同意了记者采访的要求。
“你为什么要告父亲**？后来怎么又突然翻供了？”
“我到派出所报案是为了报复父亲。因为父亲孙雄标经常为了一点小事打我妈妈，有时还打我骂我。后来他又跟另一个女人好，要跟我妈离婚。”
“我十分恨我父亲，所以我找警察叔叔教训他。没想到，他真的被抓去关了起来。”孙美萍说，她现在很后悔，自己当初太冲动了。
记者调阅孙雄标涉嫌**案的卷宗看到，少女孙美萍的回答更加简洁。询问笔录记载，“问：为什么要撤案？答：没有这回事，所以撤案。”
对于孙雄标“”的说法，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并未得到印证，孙雄标之前工作过的佛山市某运输公司的同事，对此事均表示不知情。
“我只知道孙师傅夫妻关系不是很好，因为此前单位聚餐的时候听他提起过，但说到‘’我觉得不太可能，只听说过有钱人的，还没听说一个像老孙这样经常找同事借钱帮补家用的人也会‘’，我不太相信这个事情。”孙雄标在同事们的眼里是个很有责任心的人。
狱警日记（连载）（59）
监所**三种形式
监狱和看守所是与社会相对隔离的“独立小社会”，监狱更是以其“监狱企业”成为一个“生产…消费”的小社会群体。而监所**正来源于这样相对独立的“社会环境”权力集中、权力寻租。
权力“寻租”：受贿监狱长关照死缓犯
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通常为保外就医）制度简称“减假保”，是司法文明的象征。然而，这几项权力却是“监所**”中执法者籍以“寻租”的最好资源，也成为打击监所**最重点的一面。
近日，在最高检会议中被披露的贵州宁谷监狱原监狱长等六人，因“关照”死缓罪犯，违法办理减刑成为阶下囚，就是“权力寻租”的例子。
1996年7月，因贩毒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宋晓峰，从广东某监狱转到贵阳监狱服刑。时任贵阳监狱教育科科长的王宏授意入监队队长周抗生“关照”宋晓峰。两人虚报和扩大宋晓峰有立功表现，经向法院报请减刑，宋晓峰被从死刑，缓期2年执行减为有期徒刑19年。管教干警骆玉平多次违规安排宋晓峰与女友同居。宋晓峰的亲友先后送给王宏人民币1。5万元、周抗生1000元、骆玉平1万元。
1999年6月，宋晓峰从贵阳监狱转到贵州省宁谷监狱服刑。宁谷监狱监狱长吴永刚、宁谷监狱被服区副区长刘刚以及安顺地区中级法院审判监督庭副庭长郑辉的帮助下，宋晓峰被减刑2年。法院认定，吴永刚受贿9926元。近日，为罪犯提供“关照”的五名狱警和一名法官被贵阳市中级法院一审分别判处有期徒刑4年至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不等的刑罚。
企业“蛀虫”：三级警督贪污受贿17万
监狱的开支十分庞大，在我国，除了国家拨款之外，监狱还设有“监狱企业”，以维持监狱的“收支平衡”。而监狱与企业挂钩、与经济利益挂钩则为监所**创造了一个重要环境。
媒体曾报道的“南京三级警督贪污受贿17万元案”就是典型的“监狱企业蛀虫案件”。童仁聪是南京原浦口监狱销售公司经理，三级警督，曾荣获“人民满意警察”光荣称号。1998年至2003年间，童仁聪利用职务之便曾多次收受某机床集团分公司经理贺某、个体运输户黄某数万元好处费；在任职期间他还利用职务之便共贪污13。6万余元，受贿数万元。2003年12月，法院以贪污、受贿两罪，判处童仁聪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万元。
超期羁押：三名嫌疑人一关十二年
超期羁押和刑讯逼供、律师会见被告人难，被称为目前我国刑事诉讼的三大难题和司法实践中屡治不愈的顽症。据权威部门的一份统计数字，10月底全国各看守所共存在超期羁押近5000例。这其中既有公安机关侦查环节的超期羁押，也有检察机关办案阶段的超期羁押，最多的是法院超审限造成的超期羁押。
曾在福建泉州一度引起轰动的超期羁押案件很是典型。1990年，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