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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旭：“是啊！”
司机：“到了！”
朝旭与林杰来到楚云大学，其他院校的领导、专家、教授也都已到了，参加座谈的五十余人。中心议题就是，如何促进大专院校科研成果转化。
曾经为航天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楚云大学校长发言中说：“科研成果转化滞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体现在“三个流失”严重，即：科技人员没有研究开发和创造力或专业不对口、人才改行外流；科研成果不能有效地转化造成国有无形资产的流失；一大批国营企业因没有科技的支撑作用而倒闭、破产是国有资产的最大流失。由于科技成果还没有完全为激活改革开放，在创新机制中发挥其应有的引领作用，给国家造成了有形或无形的、直接或间接损失是无法估算的。”
楚云工学院院长说：“我认为，当前科研成果转化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广义上讲，全民性科普知识的宣传教育滞后。美国的“创新美国”，日本的“科技立国”早已成为全民性的口号；英国分阶层、分年龄层次的科普教育持续了近半个世纪，这些国家对科普教育的投资也是大的。而我国的科普教育仅限于在校学生，人平科普经费仅0、59元，有的省区只不过几分钱。“科教兴国”的认识只囿于科研院校与上层，既使少数高层、某些大款对科学技术的概念，也是处在一种浑沌状态。我国国民素质低，经济相对贫乏，科普工作又如此薄弱，绝大多数人对于科学技术产业化的茫然，必然导致对科研成果利用率低的现状。”
朝旭插话：“大家想想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分析一下主要原因。”
这时，华大党委曾书记站起来，他说：“既然今天政府领导来了，那我就不客气了。”
朝旭笑道：“畅所欲言。“
曾书记：“我认为，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对促进科学技术产业化的力度不够。传统的体制对科研成果转化在许多方面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制约。政府虽然在鼓励科技创新方面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多年来亦为科研成果转化难所困扰，并无切实可行的举措，政府不设置转化平台，企业找不到科学搭档，学校不寻求合作伙伴，势必形成学校困惑、企业疑惑、政府彷徨，企业捏着粑粑要火烧，学校大批成果被积压的局面。官、企、学长期以来在科研成果转化问题上，处于一种若即若离，各行其便的状态。”
这时大家议论开了，朝旭认真的记录着。
一名教授看了看朝旭，朝旭没发现，坐在一旁的林杰轻轻用手肘推了推他。朝旭抬头发现那教授似要发言。笑道：“大家尽管讲，讲错了也不要紧。是不是我对曾书记刚才的发言没表态，大家有顾虑呀！完全没必要。我认为曾书记讲得好！抓住了要害。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对促进科学技术产业化岂止力度不够？可以说，基本没有把这项工作放在重要议事日程。最近，我给市财政局一位领导说，你的财政预算，科技与教育经费太少。他说，历来都是这样，我说，不行，从现在起，财政规划，科技与教育经费的开支，要仅次于交通能源。”
全场暴发热烈的掌声。
那位教授听了，扶正眼镜，咳嗽一声，说：“首先感谢政府领导对科研成果转化工作的重视。我认为，这项工作滞后，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喻说，企业对科技兴业意识差，科学决策者寡，急功近利多。他们满足于现状，只求短平快，没有科学的战略眼光，发财就是硬道理，只进不出的现代守财奴甚多。一方面，在无形资产的投资上舍不得花钱；另一方面，却热忱于将大量资金投在体现自我价值与形象的高楼大厦上。不少企业领导者（包括某些国有企业），无视市场竞争实质上就是科技含量的竞争这一事实，对本企业的前途与发展不是以科学方法预测，而是从《周易》中求命相、算个人财运。愚昧冲剌、短期行为使一批批本来很希望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类似史玉柱那样的民营企业，因不能科学决策而影响其长足发展，甚至造成相继倒闭、破产，楚云乃至全国此类例子屡见不鲜。在科技与经济越来越互相激励，互相依托的今天，企业的这种状况是不可思议的。”
朝旭插话：“讲得好！国内一些好的企业，如海尔。他们所以能够长足发展，最重要也是最成功的经验，就是科技兴业。”对那教授“您继续！”
教授：“企业领导对科研成果转化因缺乏指导而不求甚解，侥幸盲从。存在两种极端：一是宁可用高额资金追尾国外技术，费巨资出国考察，大量进口原机、配件，不相信国内自主创新的能力，不愿出资试验高校的科研成果。”
另一教授插话：“ZHI冶就是这样跨掉的。”
朝旭眉头一绉，侧面看了看那教授，点点头。
“二是风险意识差，有的只看到科研成果可能给他们带来高回报的丰厚效益，不进行风险论证，把企业在某个时期经济冒险获得的偶然成功，看作是科学决策的胜利，在自身并不具备足够资金的情况下，抓到科研项目便伧促上马，学校对他们的实力又不摸底，轻易将科研成果交出。致使一些很好的科研成果在实验中，因资金短缺半途而废，华大复印纸新材料科研成果的失败便是如此。”
楚大黄校长咳嗽一声，对朝旭：“朝市长，我想还谈点看法。”
朝旭笑道：“好啊！您说”。
黄校长：“我是从来没说过这么多话哪！嘿嘿！咳！你们讲到了政府和企业的问题，那么学校又怎样？我认为，在科研成果转化中，官、企、学三者缺一不可。学校虽也希望能吸纳更多的社会资金，推动科研成果的开发，但从创新战略的高度看，还没有完全形成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以及制度化产学合作的创新网络。主要存在三种倾向：一是太公钓鱼，坐守其成。我有科研成果，甚至要什么有什么，只要你有钱，一切好商量。你不找我，我不会去找你，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反正科研经费是国家拨的，把成果转化看成三十晚上套兔子，有它过年，没它也过年。不愿主动走出去，请进来，缺乏积极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的浓厚意识与得力措施。二是脱离实际，回避风险。一些学者怕担风险，不敢不愿意做原始创新，只要是国外没做过的，就不申请立项，导致追尾、模仿、跟踪之风。许多学者为了职称、奖励、待遇进行科研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科研人员普遍地存在重研究轻开发，重学术轻实用，为学术而学术的清高思想。科研成果只不过是证明自已身价与学识的标志，研究出来就有成就感，而转不转化则少责任感，甚至将自己多年呕心沥血研究出来的科研成果束之高阁也毫不在乎。三是传统观念的束缚，激励机制不建全。各校对科研成果的转化虽说也制定一些比较开放的优惠政策，但嫉妒、红眼病、和各式各样关卡仍不同程度的存在，致使科研工作者不敢理直气壮的走出校门，把自己的成果推向社会，积极性没能充调动起来。”
高校领导都纷纷发表了颇有见地意见，朝旭听得非常认真，感到根本问题还是个体制问题，重投入，轻利用，既便有识阶层，也难免受潮流的影响，甚至一些高校领导、学者，只要国家给课题、给科研经费，研究出成果，个人名利双收，至于能否转变为生产力，似乎没有关心的必要。
最后，他说：“各位发表的意见都非常好，心情也可以理解。客观地说，高等院校和一些国有或民营企业，对科研成果转化存在上述误区也是必然的，一方面，企业领导层的知识结构参差不齐，又缺乏系统地有组织地宣传教育，正确引导；另一方面，要使务虚的学校和务实的企业，工作性质完全不同的两方合作，没有中间环节是很难做到的。这个中间环节，就是政府要抓科技、抓科研成果的转化……。就像研究宇宙和研究粒子是等价的工作一样，论题价值不一定就取决于题材的巨细，价值的大小也在于如何发掘处理。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事物的任一片断都包含着整体的全息。对官阶制同样可能找到某种视角，得以用不尽相同的方式组织材料，从而为这个论题注入一些新意……。总而言之，对于科研成果转化方面的问题，政府要捡账。”朝旭表态，今后，政府要把科研成果摆到重要的工作日程。
大专院的领导与专家教授，对新任副市长能亲自来学校，听取科研成果转化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