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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从容就义，鲁迅大声呐喊，都是为了唤醒民众。他们要告诉人们：不要再昏睡下去，要行动起来！否则中国要亡了。他们力图打破由自私而形成的社会的均衡，克服集体行动的悲剧。
因此，人是自由的，他不受必然性的支配。当人没有认识到集体行动的悲剧的时候，人可能无法克服这样的悲剧。而一旦人认识到集体面临的悲剧，人的道德感便可能使人超越人的经济理性而走向道德理性，集体面临的悲剧就可能被克服。黑格尔说得好：“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这就是人，也正是人才有文明。
当前的悲剧与解决途经：
世界政府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分析
当前的悲剧是竞争的悲剧。无论是前苏联和美国核竞赛（当然两个超级大国的核竞赛随着前苏联的解体而结束），还是全球性的对环境的破坏，都源于竞争。
马克思说，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然而私有制并不必然产生竞争，中国古代是私有
制的，但根本没有产生竞争，当然更没有产生今天的这种破坏性的竞争。可以这么认为，竞争的机制是囚徒困境的机制。
20世纪的一些事件给知识分子以严重的创伤，福山（F。Fukuyama）在《历史的终结》导言中说：“我们西方人在关于认识民主制度全部进步进程的可能性方面，是彻底的悲观主义者。这种普遍的悲观主义不是偶然的，而是受20世纪上半叶极其可怕的政治事件影响的结果。这些政治事件包括：两场毁灭性的世界大战；独裁主义意识形态崛起；科学以核武器及环境破坏的形式构成反人类的转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先后参战的国家达61个，全世界80％以上的人口约17亿人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到战争中去，参战军队达1。1亿人，直接用于军费的开支总额约为13520亿美元。各交战国用于军费的开支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60％～70％。战争持续了6年零1天。军队死亡人数为2210多万，居民死亡约3430多万人，合计死亡5600多万人，约占交战国人口的3％。
二战时，纳粹德国设立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中有400万人丧生；日本侵略军攻入南京时，南京大屠杀中有30万人遇难。
二战中，参战国经济损失达40000亿美元。日军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直接经济损失达62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
人类当前的困境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也可以说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如果从文化角度来分析可以这样认为，西方享乐主义文化在全世界的扩展是本质性的。西方文化最近500年才崛起，它是一种强势文化，并且是竞争性文化，它将全球拖入竞争状态，各国发展经济一方面是要满足人民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要在国际舞台上取得地位，防止被其他国家所消灭。可以这样认为，各国发展经济是政治要求，是另外一种战争。
战争为人类的天性，而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战争成为毁灭性的。弗洛伊德说，人有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后者也叫破坏本能。所谓本能是发生于人的内部的永恒冲动力，本能意味着需要，不能通过逃避得以解除，而要通过满足来消除。死亡本能的驯服、控制和对象转移是文明的一个条件，正如对生的本能的必要压抑是文明的前提一样。而死亡本能的外投，用之于向自然开战就是生产，而向敌人开战就是战争。因此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走出当前的困境，需要限制人类的享乐性文化的扩张，消除国家之间的战争，这需要一个全球性的人类共同政府来实施。对当前悲剧的惟一解决方式是世界政府的建立，世界政府的建立可以消除各国之间的战争。
世界政府或者说全球政府，意指世界进入一种无国家的状态，原有的有平等权力的各个国家消亡了，而只由一个政府来对全球的事务进行管理和调节。
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世界政府可能吗？二是世界政府可行吗？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说这是可能的。从管理的可能性来分析，人类社会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政府的管理能力不断地增大；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国家是对非正规的权力组织即部落的统一，国家的产生条件是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的多种因素，国家有大有小。而从今天的管理能力来看，一个政府对全球事务进行管理是可能的，或者是渐渐可能的。
上面说的是管理能力的可能性。但是一个政府的出现还面临着文化的可能性问题。从能力上大国完全有能力吞并小国，但这种吞并是非正义的，面临着吞并国文化上的抵触。不过，世界人民经过500来年的频繁交流，文化已达到一定的融通或理解。比如，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从来就是一个开放的和包容性强的文明，由于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博大精深，它对其他文明的接纳有一个过程，目前正处于快速吸纳阶段。因此，世界各国人民从文化上得以相互理解和认同，并形成一种全球性的共同文化是可能的。而且即使不形成一种共同文化，只要能够相互理解和宽容，世界政府就是有可能建立的。
第二个问题是，世界政府是可行的吗？即它的建立可以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吗？目前人类的战争问题、武器竞赛、污染问题是世界性的，这些问题的进一步发展将毁灭人类，这种悲剧是大范围内的并且是毁灭性的。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我们已分析得出：一种办法是建立一个赏罚机制，另一种办法是道德的约束。道德约束个人的行为在一定范围内是可行的，而约束国家或集团则有相当的难度。对于人类来说，最有效的方法是从制度上建立消除悲剧的可能性。
要建立调节国家行动的赏罚机制，必须存在一个其权力高于国家的机构。法律的权威性与法律的实施相联系，一国之内法律意味着国家权力的权威性。但是国与国之间的法律是什么呢？现行的所谓国际法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而只是“国际惯例”。必须存在超国家的权力组织或政府，才会有约束国家的法律，此时国家的权力不足以与这样的组织对抗。因此，惟有建立这样的政府，才能协调或奖惩各个国家的行为——如果此时各个国家还存在的话。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都论述过世界政府问题，汤因比认为未来世界政府的领导人最好由中国人担任，因为中国人爱好和平。
可以设想世界政府对于解决目前的悲剧是一种可行的方法，但是它仍有许多问题：它的建立是暴力的还是和平的？它产生独裁怎么办？它的存在往往会压抑人的创造性——池田大作这么认为，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它会不会产生其他的人类悲剧？等等。这有待于进一步思考。
弑父娶母的传说
如果没有摩擦阻力的话，我们能准确计算出物体下落的时间，我们能准确预测哈雷慧星每76年光顾地球一次，等等。在宏观物理世界，我们的预测是准确的或基本准确的。
但是，我们能预测我们的社会未来是什么样的吗？美国能成功部署NMD吗？100年后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能与美国齐肩吗？100年后世界政府能够创立吗？
据称，许多先知能预测未来。在传说中，明朝朱元璋的军师刘伯温就是一个能预测未来的奇人。据说，他曾预测未来：“天上蝴蝶飞，地上海龟爬”。蝴蝶，飞机也；海龟，汽车也。
不仅中国的传说中有这样的先知，西方社会里同样流传着有这样的所谓预测大师。根据诺查丹马斯的《大预言》，有人说他预测到了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预测到了会出现恶魔希特勒（据说连名字都预测出来），并且预测1999年人类大毁灭。但人类顺利度过了1999年。
人能够洞察人群组成的社会秘密吗？如果能的话，我们既然知道了社会发展的进程，我们不是能完全可以按照我们的意愿来改变未来状态吗？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了未来状态，我们的预言不是错了吗？对于社会的未来，似乎是，或者我们承认不可以预言，或者认为可以预言，但是对预言的事实或者说将要成为事实的事实，我们不能改变，这样才能不发生矛盾。
古希腊有一个古老的传说：俄狄浦斯是国王拉伊俄斯之子，俄狄浦斯出生后，先知预言国王必被其子俄狄浦斯杀死。国王拉伊俄斯叫奴隶将俄狄浦斯杀死在山中，奴隶不忍心杀死这个婴儿，将其置于山中。俄狄浦斯大难不死，被另一个国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