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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圣贤到底是谁呢？
朱熹是也。
八股文的“标答”，便是朱熹的思想。科举写文章不仅要遵循固定套路，而且还要复制朱熹的思想观点。他写的《四书集注》的内容是衡量八股文的唯一标准，谁的大脑最朱熹，谁的文章就能得高分。
此时八股已和今日考试神似：标准答案，固定套路，移植大脑，背别人的观点……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何止是焚书，简直是砍头。
这还差点儿意思。前面说了，科举本婀娜多姿，有好多科可以选。这么多选择还咋“统一思想”？于是朱元璋便为科举瘦身，罢黜百科，你可以选，不过不好意思，我们只设进士。我们只有进士一科可选。不仅如此，他还封死了学生的其他路。原本选仕并非只靠科举，察举荐举之类的条条大路通仕途。但到明朝，想当官必须考科举，而科举又只有进士一门，进士又要考八股。于是大家也就省去了选择的烦恼，都往一条道上挤，全民大练八股即可。
这便是“高考独木桥”的原型。
既然如此，学校就更不用玩儿花样了，什么质疑讨论太学问难，全是浮云，在教室里背书才是正经事。明朝太学就进行了“教改”，废除百家争鸣，施行“复讲法”。啥叫复讲？就是全班在下面读书，老师点谁名谁上去背，用今天的话说，这叫“抽背”。书院更是在明朝惨遭四次“大屠杀”，那些讲究学术研究提倡会讲问难的纷纷被毁，历史悠久的东林书院也被魏忠贤夷为平地，只留下些为考试存活的“考课式书院”。
而在“公办学校”国子监，学生更是心惊胆颤，但凡对老师有一点儿不敬，你就会惹上大祸。朱元璋搞了一条规定，说敢有毁辱师长的，犯“有伤风化”罪（王尔德当年搅基犯的也是这罪），杖一百然后发配充军。洪武二十七年，学生赵麟因受不了老师的虐待，贴了张大字报，结果明太祖一声令下给他砍了头不说，还在校门口把他脑袋支在一杆子上，悬首示众，就这样挂了1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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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不仅接过了这面大旗，还让它迎风飘扬。八股文在此达到了极致，政府干脆编了一本《钦定四书文》做范文，学生把这范文吃到肚子里即可。再来个文字狱一折腾，连废墟都没了，大家只能大眼儿瞪小眼儿，然后继续埋头背书。
说学生是祖国八九点钟的太阳，那么砍掉学生的脑袋，无异于砍掉国家的未来，清朝的衰败，与教育的堕落不无关系。然而统治者怎么可能意识不到这点呢，就连现在的政府都知道“教育是立国之本”。梁启超当年论述“科学不兴”时就犯嘀咕：“袭用明朝八股取仕，他是否有意借此愚民，抑或误认为一种良制度……” 总之这样培养的“人才”，在八股对思想的压抑和对官职、利益的追求中棱角早已被磨没，甚至连一个有正义感的公民都算不上，又怎能有那境界探索世界、追求自由价值呢？“人才”已然如此，国家的衰败便指日可待。
于是大清帝国坍塌之后，民国人把这祸害国家的旗子收起。教育在民国死而复生回光返照，短短二三十年，中国不知出了多少杰出人才。无奈时运不济人算不如天算，不知何时，罢黜百家、独尊灌输这面大旗又重新被举起来。
IQ84
愚人创造了这个世界，智者不得不活在其中。
—王尔德
如今，中国的教育就像中国的足球一样日趋堕落，像中国的文艺界一样死气沉沉，像中国的食品安全一样令人心寒，都已是不争的事实。自打我上小学，“有关部门”就不断痛心疾首地“反思”：啊，中国教育有问题！啊，我们一定要改！啊！从十年前的“减负”到现在的“课改”，口号倒是改得挺快，改的结果是我当年初三做作业做到半夜12点，现在楼下小朋友小学三年级作业做到半夜12点，然后反思的结论永远是“有问题，没办法”。
这样一个腐朽体制，十几年想不出办法，不仅有辱智商，还在毁灭一代代年轻人的头脑。
“有问题，没办法。”这就像××大学老师听到学生抱怨宿舍条件多么可怕之后，装作无辜地耸耸肩时说的话。“没办法啊，学校条件有限。”然后拍拍屁股回那14万平方米的楼里吹空调。房子又不是他们住，有没有问题他们才不管呢，随便找几个挡箭牌应付应付即可。
教育的挡箭牌最臭街的便是“人多”，从老师到专家，每每说到教育总感叹：“中国人多啊，没法子……”人多的确是问题，班里人忒多，老师管着都犯晕，再一讨论就更没谱了。但外国大学里也有300人一个班的微积分课，大伙讨论得依然起劲儿，师生互动一点都不比小班差。而中国，管它30人还是300人，统统没有讨论。就算全中国只剩下一个老师一个学生，那老师也一定会让学生背书。还有很多人说“因为人太多，所以只能让学生走高考独木桥啊！”更是荒唐。你拿屁股想都知道，正因为人多才需要多样化，需要给学生选择的空间。这些人大概都看琼瑶小说看多了，智商不太行。
第二个挡箭牌则是“穷”。我知道很多人早已经开始骂我了：你个小屁孩儿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知道农村孩子多穷多苦嘛，条件多差嘛！你还在这说风凉话……
这可邪了门了，难道就因为他们生活条件差，我们就有理由不改变教育，有理由让他们受罪，有理由让他们浪费十几年生命？这就好比街上有盲人讨钱，你觉得因为他瞎了，你就能趁火打劫把他碗里的钱全拿走。
有些地区条件是差，要让那里像国外一样开那么多课搞那么多课外活动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完全可以让他们快乐地学习，不仅他们，让所有学生都能学自己想学的东西。哪个国家都有穷孩子，这不是借口。在美国上学更贵，多数大学生都要贷款才上得起学，还得省吃俭用打工挣钱，比中国学生辛苦多了。但他们的快乐不是源于钱，而是源于兴趣。
说到钱，不得不说中国教育一个奇怪的现象。不过先不说这个，我先说说“风凉话”。
也许打八股开始，标答思维就已经在我国深入人心。新中国人民好像特别喜欢用两分法，分对错，分现象本质，分真理谬误，其具体情节大家都懂，此处就不掰开揉碎说了。尤其是经历了“文革”洗礼的老前辈们，打心眼儿里喜欢给东西分堆分类。明清八股是锅里的菜，两分法思维则是金龙鱼色拉油，放在一起扒拉扒拉，一盘“中国教育制度”便炒好了。从“×好学生”到考试“标答” ，都是这锅中美味。而作为主菜的高考，无非是披着科学羊皮的八股。现在的教育继承了明清时期的“优良传统”，而那时盛行的“独尊灌输”也自然被发扬光大。
同时，传统中的老师学生家长孩子之间的关系也被去精取糟，等级制度传承了下来，糟粕中加上“好孩子”、“好学生”的概念，便发展为了今天的景象。家长们把一切都规定好，让孩子遵守，而老师则好似圈羊的，拿着鞭子在后面抽。
老师家长也是为孩子“好”。说到这儿，还不得不说我国另一个悠久传统。与古希腊人“闲暇教育”截然相反，中国的书生发奋读书学习，目的是“学而优则仕”（话说此语本意并非如此，而是被全都想当官的中国人扭曲成此。）“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九岁的孩子就能说出这话，可见“读书做官论”影响之广泛。说中国人功利，总要学以致用，我看还差点儿，应该是“学以致官”。“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劝学诗句，实则都是“劝官”。宋真宗一堂堂皇帝都明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这话说得多直白，读书就是你满足七情六欲的捷径。别说皇帝了，连苏轼一诗人赴京应试途中还感慨：“富贵耀眼前；贫贱独难守。”功名利禄就在眼前，哥实在不想当穷酸文人啦！随着科举兴起，读书基本就沦为当官的单行道。
当年柏拉图创办雅典学院，他的弟子中有人学了一些数学公理后，问老师学这样的学问是否可以赚钱，柏拉图听后给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