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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就来说说“至圣”。
虽说孔子和苏格拉底都是“谈话法”的鼻祖，但仔细琢磨却发现他俩截然相反。某苏最著名的一句话是“我知道我无知”，他一直觉得别人比他懂得都多，于是总以谦卑的姿态在雅典街头请教别人问题，即便在功成名就后亦是如此。
反观孔子，整篇《论语》全部是弟子向他请教。“老师，到底啥叫孝吖？”“无违即是孝！” 从孔子这儿开始，老师心里就滋生出一种高出学生、“尊严而惮”的姿态。
咱假设一下，若孔子和苏格拉底跑到一起，又会怎样。
衣衫褴褛的苏格拉底大概会不解地问：“孔先生，啥叫不耻‘下’问啊？难道问个问题还有上下之分？鄙人不懂。”
你懂的。
死记硬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前面说了不少传统美德，但要说最使中国学生独一无二的，还数“死记硬背”。
一提到古时课堂你会想到什么？一定是一帮小毛头坐在座位上摇着脑袋齐声背书的场景（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摇脑袋，又不是去看演出）。没错，在古代，小孩子一般是在政府办的学馆或个人办的私塾里学习，所谓学习，就是每天背书，比谁背得多，要不会背就得挨板子。都说十年寒窗，听着挺高尚，但它实际意思就是花十年时间在窗户底下背书。据统计，古代书生要背《论语》11705字、《孟子》34685字、《书经》25700字、《诗经》39234字、《礼记》99010字。此外还要熟记几倍数量的注释以及其他的经典、史书、文学书籍等。
和他们相比咱还真算幸运的。
中国人历来对“背”青睐有加。而进入科举时代，尤其是“明清时节”科举退化之后，死记硬背就俨然成了唯一的学习方法（同现在无异）。而死记硬背之精华，在于“死”、“硬”二字。
前两天我的大学老师刚讲过考试技巧：“到考试前知识点你要是还记不住，就硬记，比如数学公式，你也不用理解，把它印在脑子里就行……”
学馆或私塾的师长，对课文很少讲解，从启蒙读物到经史之类，就是要学生死背。
我一听，嗬，这老师跟古人说的一样儿一样儿的。
中国特色的背，就是不用理解，死背。直到现在，小孩儿从话都说不利索就开始背“三百千”，背得烂熟，却怎能通其意？不要紧，背下就可以了。背的目的就是背，不多也不少。古代学生背诵完全是在机械状态下进行，老师不要求别的，只要求你每天都跟复读机似的，坐在那里叽里呱啦翻来覆去地叨咕这一篇文章。
为了死背，古人还发明了各种“窍门”：必须背够一定遍数，“一百遍强过五十遍，二百遍强过一百遍……” ；抄书，当年苏东坡天天抄《汉书》，最后只要说一段首字，他便能把整段默写下来。现在咱不也用这些“窍门”么，高考前要把历史书背多少多少遍，一边背一边抄在本本上，还拿五颜六色的笔抄，觉得自己挺有本事。
你若能背到梁启超这境界，也算圆寂了。
愿书万本读万遍，口角流沫右手胝。
—梁启超
都口吐白沫了，这何止死背，简直是往死里背。这么辛苦地背，难道真的“目的就是背”吗？
非也。
如之前所说，“死记硬背”之精髓也是其最可怕的一点，就是能使背的东西直接钻进你的潜意识，钻进你的内心深处。时间长了，你就变成这样了：
使其言皆出于吾之口，使其意皆出于吾之心。
然后您就可以去死了。
“书上的文句就如同我说的似的，书中的意思就像是我想的一般”，那请问您还活着做什么呢？最好在您脸上印个版权页，以示是哪本书的“影印版” 不就得了。
背诵不是不可取。在欣赏文学，尤其是学习语言时，通过背诵你不仅能体验到语言文字的美，更能把这种美吸收到自己身上。但你的大脑所吸收的如果都是别人的思想，那你可以把它扔掉，它不过是别人拙劣的复制品。
王尔德说“质疑是信任的前提”，不过我看着死记硬背就没有质疑，只有无条件信任。都“其意皆出于吾之心”了，还质疑个什么劲啊，而创造力想象力更是无从谈起。那怪不得中国学生记忆能力全球第一，创造力倒数第一。
你看我天天背王尔德的话，现在就感觉“其意皆出于吾之心”，不怎么会质疑。
但这好像不大对，若我“信任”他，那么我则应当先质疑他，但显然我从没质疑过。既然没质疑过，那么我就是“信任”他。好像有点儿晕。算了算了，王尔德还说过，“我真是太聪明了，以至于有时都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
数死记硬背之集大成者，还看朱熹。上面那两句揭露背书丑恶面容的话就是出自《朱子大全？读书之要》。后来他觉得说得还不到位，又写了本《朱子读书法》，名字起得比较婉约，实则就是“朱熹背书宝典”。此书对古代学生学习方法可谓影响甚远（建议要高考的去买本看看，包你650以上）。
朱熹对于中国教育影响也甚远。他不仅是死记硬背集大成者，更是教育堕落的始作俑者。自他这儿开始，中国教育就跟春晚一样，一年不如一年。
罢黜百家？独尊灌输
话说朱熹祸害教育也并非一蹴而就。早在汉代，董仲舒就号召“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没真罢黜，但自此之后学生们便觉得学习儒家思想才是正经事儿，这就给之后的祸害埋下了伏笔。
自此之后儒学成了正统思想。而恰恰南宋又出来一个“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朱熹。
不知朱熹是弘扬儒学，还是糟蹋儒学，还是一边弘扬一边糟蹋。作为将儒学极端化为程朱理学的主要推手，他的思想核心就六个字：“存天理，灭人欲”。我看是没天理，灭人欲。没天理到什么地步呢？愣是号召妇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你饿死了都不能改嫁。之后便有女子，手不小心碰了一下别的男人，回家就把手给砍了。朱熹可不灭自个儿的欲，一边号召“不能失节啊”，一边玩儿“扒灰”（不知何意的请教语文老师去），把儿媳妇的肚子搞大了。
就是这么个怪蜀黍，被后来的皇帝们顶礼膜拜，他的思想也上升为“主体思想”。其实光朱熹一个人也没啥，不过是个老学究嘛，“主体思想”关学生屁事，你灭你的人欲，我读我的书，大家和平相处共创和谐社会。然而后来又有一朱姓好事者出现，一下坏了事儿，那便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皇帝登基之后头等大事向来是认祖宗，找那种比较牛的套近乎，朱元璋一介农民更是在意这个。于是他就把史书翻了个遍，打着手电筒找，然后发现姓朱的最大牌的就是朱熹。朱元璋不过一放牛的，大概当了皇帝刚把字认全，此时找着个同姓的不说还是儒家大学者，眼前立马一亮，心想就他了。
尽管随后他觉得乱点家谱这事不大严肃，没好意思真认朱熹当祖宗，但朱元璋打心眼儿里为朱熹之学说所倾倒。现在大家都明白，皇上好哪口，你就得听哪口，上行下效嘛，于是程朱理学便一发不可收拾，成了那个年代的“指导思想”。
朱元璋不仅选择了朱熹思想体系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而且采取得力措施，将其转化为全体官民的世界观。具体措施就是将朱熹遗存的著作纳入决定公民思想的全国统考。
作为博取文凭和仕途的全国统考──科举三级考试的内容和形式，是朱元璋首创了：
1．科举考试文章体裁只限八股文一种；
2．文中内容不准超越朱熹对《四书》《五经》的注释，不准讲三代以后的史事。当然，谈论时政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这一时期，中国教育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如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如同电脑上了黄色网站，立刻病魔缠身七窍冒烟。臭名昭著的八股文粉墨登场，它首先是形式死板枯燥，所有人必须按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八个步骤来写，毫无趣味格调可言。
但八股说到底只是一种体裁而已，就算刻板，应该也不会真把人的脑袋都弄成“统一”牌的。没有关系，明朝统治者还有后续招数：他们规定，所有的考试文章，绝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必须仿照圣人立言，他的思想就是考试规则，你若是超出了就算违规，零分。
于是学子们自此只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
这圣贤到底是谁呢？
朱熹是也。
八股文的“标答”，便是朱熹的思想。科举写文章不仅要遵循固定套路，而且还要复制朱熹的思想观点。他写的《四书集注》的内容是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