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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问难，唐以后没有在教学制度上做明确规定；但是“问难”很长时期仍然是一种重要的学术研讨和教学方式。
这还只是官办学校，到了私学那儿更变本加厉，其学术气息之浓厚氛围之民主自由，如今的大学看了必定羞愧不已。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恢弘场景正是拜当时遍地可见的私学所赐，后世不管哪个朝代哪个皇帝，也少有把私学当做反动势力取缔的，而中国的那堆稀奇古怪的学术流派能流传至今也多亏了私学。
这里面最有特色的便是书院了。书院可谓是古代教育一朵奇葩。它既姓私又姓官，属于花猫，不管什么猫了，重要的是书院专注于学术，且为社会培养出了一批批正直廉洁、不畏权贵的人才。
书院里面施行“会讲”制度，顾名思义也就是书院内外的学者通过开会的方式来讲自己的观点，当然也要辩论，学生可以旁听。例如岳麓书院就是这样，当年举行明星学者朱熹和张拭的“朱张会讲”时；吸引了许多粉丝，“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从全国各地赶来的书生更是“座不能容”；“饮马池水立涸；舆止冠冕塞途”，供水困难，交通堵塞。不知这玩意儿算不算非法集会闹学潮。同时岳麓书院还提倡师友间和师生间的辩论，而且他们的讨论没有“标答”，相反却把前人视为绝对真理“六经”里面的东西以及孔圣人都掰开揉碎拿来争辩一番。
也许这就是“批判性思维”的雏形。
说到古代教育就不得不提那地标性建筑—科举。如今一提科举，大家立刻想到八股，随即大骂“高考就是从这儿来的！”殊不知最开始的科举可不是全国一张卷子，而是科目繁复琳琅满目。别看现在西方都“无差别优异”了，人家最早是从中国这儿学的考试制度呢 。在大唐盛世，科举也搞得红红火火轰轰烈烈，科目类别纷繁复杂令人眼花缭乱，比如秀才要考方略五道，进士则要考试时务策五道，贴一大经。明经科目包括口试经文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条，还有考试法律条文、算学、诸史等；之后还开设了道举科，考道家经典；到武则天时期，还设立了“武举”。
唐朝因隋朝之旧，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了。“制举”不是常科，是为了“待非常之才”。前后不下八九十种科目，甚至有“不求闻达”科、“高蹈邱园”科，甚为可笑。
现在高考的功能则是“废非常之才”。
唐代的留学生教育也发展起来，来自日本、新罗、高丽、百济的留学生数量众多，到中国学习经史、法律、礼制、文学和科技文化。
看见没，那时中国可是留学胜地啊，大家没准儿都为了来这儿拼命考T考G，所以说你没有生错地方，只是生不逢时。
说你生不逢时还真别不信，就算没生在春秋战国大唐王朝，生在军阀乱战的民国也行啊。
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到现在也不过8人，而有5位都是生于民国接受民国的教育。
耶鲁大学校长安吉尔博士宣读了“为人类做出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的名单，其中有爱因斯坦，有杜威，还有民国教育家晏阳初。
“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这句话虽是网友杜撰，却十分精辟。民国教育家既有像蔡元培、张伯苓这样如雷贯耳的大师，也有刘文典这样敢一脚踹在蒋介石肚子上的勇士。那十几年里大学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北大清华小得可怜，只有几十名教授，却都是名字响当当的学者，而私立大学自由的环境使之成为人文思想的圣地。这才叫“一流大学”呢。值得一提的是，杜威，就前面说的那个美国最牛的教育家，曾经来中国和胡适商量要办大学搞教育，只不过因为“种种原因”，碰了一鼻子灰走了。
1949之后中国一共就培养出一个诺奖（数据截止2009年），还是文学奖。
就算是在硝烟弥漫的抗日时期读书，你仍能在这破败不堪的土地上找到一丝温暖，那时的中国仍有能被称为大学的机构。
真正的大学应该是一个人们追求光明、探索真理、独立自由的理想主义学术圣地，是一座真真切切的象牙塔。用竺可桢的话说，就是一个“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地方。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这样的大学吗？有！更讽刺的是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现代大学—由京师大学堂转变而来的北京大学，1915年由蔡元培入主校长以及1937年抗日战争时期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大。就是当时的西南联大在那个动荡不安的艰苦岁月里造就了我国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和8个两弹一星的功勋科学家。
1937年，抗日战争，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被迫南迁，合并成一所简陋流动的西南联大。这几乎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历史上最美丽的海市蜃楼，学校坚持不采用政府教育部布置的大学课程，声称教学是大学自己的事，不是教育部的事。老师没有固定的教学大纲，随着心意安排课程，学生没有生硬的选课要求，学生们整日整夜地泡在学校外面的茶馆里看书写作。9年的时间里，培养出了我们后来投入百十倍的时间金钱都追及不了的大师。有人说西南联大成果的唯一诀窍是自由。西南联大的学生说：“那是一段谁也不怕的日子。”
同样美丽的，还有另一个海市蜃楼—燕京大学。这个由司徒雷登开办的仅仅存在了33年的学校，在那个历史的夹缝中用它短暂的生命给中国留下了最鲜艳的色彩，最美好的回忆。33年里，燕京大学注册的学生加起来不到1万人，却培养出了42名中科院院士，11位工程院院士，这样的“效率”足以让如今的大学找个地缝儿钻进去。而费孝通、雷洁琼、冰心、侯仁之等人，只不过是这1万人中的代表。当年燕京大学的气势之盛，甚至引来了哈佛同它合作，在中国成立“哈佛燕京学社”，还建了图书馆，而司徒雷登标榜的自由之风，秉承的“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校训，让这所学校引来了无数大师。那个年代，西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在国际上的盛名，毫不逊色于哈佛牛津。
据说教育界有种共识，说1949年之前的高等教育基本是成功的。那时的大学，还有与国际教育主流接轨的野心和可能性。
1949之后的高等教育也不能说完全失败，即便是在20世纪80年代，大学也没有现在这么低俗，即便不是象牙塔，也还算是一片纯净的场所。
而到了80年代，大学精神有了短暂的回归，大学生终于有了他们该有的样子。80年代，劫后余生的大师们，终于登上讲坛，在垂垂暮年有了点燃下一代智慧之灯的机会，精神荒原上长大的年轻人，终于来到了圣殿，在未老之际还有重组和构建心灵版图的机会，知识在两代人之间有了种缠绵的粗暴的哺育关系，从废墟上也要建立起血肉相连的精神谱系。
90年代，见证了大学的堕落。
我们不仅见证了大学的堕落，更见证了一个国家，一个号称“教育是立国之本”的国家，一个民族，一个自诩“孔孟之乡”的民族的教育的堕落。一个有如此光辉教育历史的国家，如今竟落得这等地步，真是让人无语。
但在无语的同时，咱也得画个问号，纳闷儿它咋就成这样哩？上帝究竟做了什么，竟让中国的教育如此悲哀？竟让我们如此不幸，生在这么一个悲催的时节？
下面我们来把这个问号完整地画出来。
“教”
中国学生干什么都喜欢抠字眼儿背定义。老师就这样教我们的。
那咱就来抠抠字眼儿，看看啥叫“教”我们。
“教”原本是个象形字，描述的是老师拿着棍棒监督孩子学数学的场景（拿着棍棒就够惨的了，还要学数学。）
而其本意又该如何阐释呢？
上所施下所效也。
—《说文》
教者，上行下效也。
与英文education恰恰相反，中文的“教”强调的不是引导自身的能力，而是上行下效，说白了就是学别人，背别人写的书走别人走的路。如此说来，现在的中国学生真是达到了教育的极致。
其中“上”“下”二字更是值得玩味。或者说没啥可玩味的，明摆着就是说老师家长在上学生在下，地位差别一目了然。这是后话。
那到底应该“上行下效”，还是应该“educ”呢？
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培养出那些能够做别人没做过的事的人，而不是让人简单地重复前人已经做过的事。
—皮亚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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