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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欺负你了？”妈妈说着便用手拍打着我身上的泥土。
“……”
“准是逃学了吧？”妈妈一脸的严肃。
“妈，学校没了……”
“啊？”
……
一九七六年。
这一年，我和同学一样都没怎么上几回像样的课。校方要求每个学生一年要交给学校一百斤豆楂，好用在教室生火取暖；夏天要交五十斤干草仔；秋天要求每个学生交二十斤粮食，并要求自己在地里检；冬天要求每个学生交二百斤冻畜粪。
于是，我每天上学时，身上都有一定的份量，再加上书包里坠个大饭盒子，走起路来好像在行军，到学校时常常是满头大汗。
不仅如此，夏秋季节，学校还要求学生到各地生产队支援农民。不是铲地就是割地，有时还要帮助农民打场送粮。
九月九日下午，正当我们集合在操场上准备出发时，校方突然来了通知，要求原地不动地准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伴随着广播里的哀乐声，播出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的消息。操场里，默哀的人们哭泣着……
这一年里，我的心潮随着形势的变化，在不断地起伏着——
先是周总理、朱总司令相继去世，继而他老人家又与世长辞；大地震将唐山城夷为平地，并夺走了二十几万条人的生命；十月里响起了春雷——打倒了“四人帮”；中国吉林地区还下了陨石……
“这书念还是不念？”教室里，学生们在纷纷地议论着。
“我看，这书念不念都是那么回事，反正都得务农。”
“嗨，识两个庄稼字儿就行了。”
……
正当人们的内心还在犹豫的时候，我的班主任冷老师兴致勃勃走进了教室，他告诉我们：“为了减轻学生的负担，学校决定从现在开始，取消支农等一切课外活动，同时，冬天的冻畜粪也不用交了，并要求同学们专心上课……”
“哇——”教室里传出一阵长时间的掌声，这掌声飞进了田野，划破了长空……
从这天起，我回家的路只有一条了——从学校到家里。
随着“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历史的结束，国家已经恢复了两年的高考制度。我的高中明年就毕业了，学习进入了“攻坚”阶段。学校从下半年开始，为了给学生“填料”，晚上加班辅导，我也报名参加了辅导班，旨在明年七月份的一拚。
几年来，我每天奔走的路程足足有十二三公里，还得说走一段青纱帐超些近路，在家里的时间几乎见不到日头了。
寸阴寸金，吃饭的时候和同学们探讨着数、理、化各种类型题的解法；利用走路的工夫背诵语文和政治。可一钻进了青纱帐，体内各种功能便开始下降，走起路来总感觉脖子后面凉嗖嗖的，还不时地听到“沙沙”的声音，吓的我直想尿尿。
那夜晚，我边走边拍打着脸上的小动物，在朦胧的月光下，忽然发现前面不远处有个光着大膀子的人影，他边走边用衣服拍打身上的蚊虫，当我们相隔快几步远的时候，他突然停了下来，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背冲着我，我越发打起怵来，急忙收起了脚步。停息了片刻，那人又迈开脚步走了起来，还边走边唱着：“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纠纠……”走出了青纱帐，我俩都长吁了一口。
接下来的一“关”就是东屯那条黑狗，也不知道和我有啥恩怨，见了面总是要和我纠缠一番。
为了壮胆，我找来几块砖头儿塞进了书包，这样，走起路来心里踏实些。
这夜晚，我俩又“狭路相逢”。那狗照例吼了几声便追了上来，我跑的越快，那狗蹿的也越快，感觉快到脚后根儿了。不知哪来的一股子神力都集中在那块砖头儿上，“你个杂种下的！”我猛然回身便砸了下去，只听“砰”的一声，那狗“嗷嗷”地叫了几声就没了动静。
第二天，我再路过时，发现地上有一滩血迹和一些破碎的砖头儿……
村里人碰到我就说“你学习可真够下强的。看，连你妈都廋了。”是啊——
自从上了高中，母亲总是很少让我干家务活；有时怕小弟弟看见，又总是偷偷地把煮好的鸡蛋放进我的书包里。
母亲总是独自一人站在房头儿，默默地等着我放学回来。
母亲总是惦记着我回家的路……
第六章 弟弟们
一九七八年。
集体户里的人都陆陆续续地返回城里，只有一个和村里人结了婚并且都有两个孩子的女知青，因为要“扎根农村闹一辈子革命”，落户在村里。户里走的人都劝她：“你还想一辈子守着那盏煤油灯吗？……”
那个女知青总是踌躇满志地回答：“嗨。在这里习惯了……”
爹领着几个“精干”的人，忙着立电线杆子、扯电线、墩变压器……好让大伙早点盼到这一天——
七月六日晚八时。“刷”的一声，院子里一片通亮，东院、后院乃至整个村子里瞬间变成了白昼。“来电啦！……”人们几乎在这同一时刻发出了惊呼。心，一下子都亮了起来……
这时，各家各户都在小心翼翼地把那煤油灯藏进了永远都不想再找到的地方。
多少年来，人们就是在这盏煤油灯下生活着、煎熬着。而人们都为了节省点煤油，天刚刚黑下来便早早地躺下睡觉了，有的干脆摸着黑儿在扯着瞎话儿。大人为了让孩子早点睡觉不闹人，“噗”地一下吹灭了灯火说：“啊呀，狼来啦。”吓的孩子一声不吭地搂紧了妈妈。
老奶奶不敢正眼对着电灯，她用手遮着眼睛，直了直腰：“啊吆，这灯的脑袋怎么还冲下呢？”逗的大伙哈哈大笑起来。老奶奶又操起了大烟袋，对着电灯便用嘴裹了起来，可那烟袋就是没着，老奶奶放下了烟袋，别人又拿起了火柴给她点着，老奶奶边抽边嘀咕着：“这灯泡儿倒是怪亮堂的，就是这灯火可不怎么硬。”大伙又是一阵哈哈大笑起来……
而从这一天起，我的鼻孔不再发黑了。
今夜，我太兴奋了，本想巩固一下《语文》课本里的文言文，“算了吧。”我一反常态地干脆领着弟弟东家串西家地走了起来。由于强烈的光差反应，刚从东院走出来时顿感这夜特别的黑。
弟弟有些害怕，“大哥，别往后边走了，太黑了，回来咋办呀？”
我犹豫了一下站住了。闻听弟弟的劝说，我自然心生余悸——那天晚上二叔给我们讲了西北屯的事，在回家的路上，我和同伴儿分手时害怕的不敢独自前行，便又折回二叔家里住了一宿，妈妈一夜惦记着也没怎么睡。第二天，妈妈见我好像有点打蔫，夜里趁我睡熟时，妈妈在灶坑前不知烧着什么，然后又走到我跟前“孩子来家，孩子毛儿毛儿吓不着……”聚魂似的叫了一嗵。早晨起来时，妈妈见我又精神起来便劝着“以后晚上可别瞎走了呀。”
三弟扯着我的衣服“大哥，你上回在二叔家听啥故事了？一宿都没回来，是吓的吧？”别看三弟人小，可论心计，连我这个当大的也有时逗不过他，有道是：老大傻，老二奸，家家有个坏老三。
闻听此言，我这个当大哥的内心自然不怎么仗义，“你们想听吗？那就跟我回家吧。”
我和弟弟回到家里脱吧脱吧就躺在北炕上，听到爹在南炕的鼾声，那鼾声显然是对劳累一天的回报。还在吃奶的小弟早已搂着妈妈睡熟了。
“嘘——”我暗示着弟弟们。
我小声地色彩神秘般地讲了起来……
“很久以前，西北屯有个叫郑玉山的，胡子出身。三十岁那年娶了个俊俏媳妇。不到一年，媳妇就生了一对儿双儿，乐的郑玉山逢人就说，媳妇真是光宗耀祖，给我生了对儿龙凤胎，以后的家务活我全包了。可孩子还没过周岁，郑玉山的媳妇得了一场大病，死了……”
“啥病啊？”二弟刨根问底地问道。
“别打岔！”三弟数落着。我继续讲着……
“愁的老郑整天什么事都不做了，抱着还没舍奶的孩子直哭。有一天夜里，老郑照例把房门锁好后，就和孩子一起睡觉了。到了半夜，他忽然听到碗架柜里哗啦哗啦直响，郑玉山以为是猫在扒食吃，就没在意。紧接着，从门缝里又射出一道亮光，嗯？老郑急忙把手伸到枕头下……”
“枕头里摸什么？”二弟问道。
“别忘了，这个郑老可是个胡子出身。他身上经常带着家伙。当他的手刚要碰到那枪的时候，只听嗖的一声，一个人影蹿到屋里，把老郑吓的身子跟僵尸一样一动不动。又一道亮光，只见那人影慢慢地坐在地中间的板櫈上。老郑心想，这门锁的够结实的，这东西是怎么进来的？哪容他多想，只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