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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中农么？她们不也是毛主席说的〃半边天〃么？理论上说，革命也要靠她们出一份力，打江山的也不仅仅是男人……
但慢慢我们耳熟了这个称呼，甚至我们也在背后半开玩笑地管她们叫臭家属，反正也不是我们先这么叫的。一度我觉得这个称呼并不太冤枉她们，她们虽然并不依赖男人，但有些人的确散发着臭味，衣冠不整，蓬头垢面，好像很久没有梳洗过。离得近一点，你能闻到她们身上的洋葱味、大蒜味、煤油味、小孩的尿味，有些人满回黄牙，早晨张开嘴，宿臭刺鼻。那么我们知青是否就没臭家属那么臭呢？不尽然。我们到了村里几个星期后，身上也开始有一种怪味了。
我们的衣裳尽管新，但也搞得很脏，在村里洗衣服可是件大工程。首先我们得去井台上打水，将水匀在桶里，用扁担挑回去。然后把冰凉的水倒在一个大铁盆里，打了肥皂用手慢慢搓衣服，再将衣服漂洗干净。一次打的水不够，还得再打。洗完后绞干，用绳子晾起来。这个过程每一步都耗时费力，而从地里干活回来，时间和精力都所剩无几。
我们于是想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我们发现衣服脏了，便把它们脱了，塞在床下，等后来的干净衣服穿得更脏了，又把先前穿过的衣服比较一下，挑一件看得过眼的再穿几天。这样一轮一轮转了两三个月，期间我们便免除了洗衣的麻烦。
而且这段时间我们谁也没洗过澡。我们完全没概念应该怎么洗澡：村里既没有公共浴室，宿舍又没有盥洗设备。到了10月的一个晚上，我们宿舍的人在衣服缝里突然发现了一个个奇怪的白色的小东西，体积虽小，却有着一个大肚子。它们慢慢爬过，还留下些光亮的小卵。〃这是什么玩艺儿呢？〃我们不得其解，上上下下挠痒痒。突然有人惊叫一声：〃是虱子！〃这一说我们头发都倒竖起来，一身鸡皮疙瘩。〃真恶心！那怎么办？太可怕了！怎么办？〃
最后还是〃臭家属〃向我们伸出救援之手。〃别怕！别怕！我们来帮你们的忙，弄干净就是了，有办法的！〃她们来到宿舍，把我们的衣服和被单都拿回自己家，在大锅里用沸水煮了又煮。从此我们学会用大铁盆在众目睽睽的宿舍中轮流洗澡，这也没什么，犯不着害羞。在村里，要想洗澡，唯有如此，别无选择。
〃入乡随俗〃，我发现北大荒的民俗和北京的真真不一样。比方说，这里的人不喜欢客套。你到一户正吃着晚饭的人家中，他们若邀你一块儿吃，你最好就坐下，抄一双筷子，二话不说，吃。而已要放开肚子吃，让男女主人知道你不跟他们见外，而且喜欢他们的饭菜：让他们知道的方法不是言语，而是行动。这样他们才高兴。
在北京，那是另外一番规矩：如果我到什么人家中，他们正在用餐，我应该道歉，尽快离开。如果我事先接到邀请，那当然可以坐下吃，但在赞扬菜肴的同时，我必须吃得很有分寸。切不可像俄狼一样大嚼大咽，不可将筷子伸过桌子另一边夹菜，不可吃完任何碗碟中的最后一点菜肴……这些在北京的好习惯到了这儿全行不通。
除了吃饭，还有喝酒，喝白酒。如果村里人给我喝酒，我最好别拒绝。当地人几乎个个善饮，喝酒是哥儿们义气的标志，表示一种对人的尊重和信赖。不过若知青不会喝酒，村民也不勉强，白酒在农场是奢侈品，一块钱一瓶，他们决不愿意看到好东西给糟蹋了。
其实知青也不等村民劝饮。几个月下来，我们都喜欢上了白酒，女青年也不例外。也许是气候的原因，这里半年时间极其寒冷，余下时间则潮湿不堪。恐怕还有别的原因，农场生活到底不比家中。只是开始几年谁也不想承认，人人都说喜欢北大荒，要在这儿扎根。
白酒不能空腹喝，中国人喝酒时吃很多菜。在这个地区，最好的佐酒菜肴是狗肉。在这之前，我从未碰过狗肉，而在农场，因为没有其它肉供应，村民们只能宰自己的狗来吃。他们请我尝尝时，我没有稍加迟疑，将狗肉蘸在酱油里，就着生大蒜，大口大口吃将起来。往下吞的还有白酒，三杯，四杯。干了干了！酒肉可真是好东西！道理很简单，几个月时间不沾半点荤腥，只吃蒸馒头和见不到油花儿的水煮萝卜，如果有人给我吃耗子肉，没准我也吃得很香。
就这样农场里的生活一天一天改变着我。像花儿和当地女孩一样，我说话山响，笑起来没遮没拦，想唱歌就吼它一嗓子。我喜欢这种生活方式！每天我们和太阳一同醒来，在地里挥汗劳作，风吹日晒使我们体魄健壮，漫天的雨雪和飞扬的尘土都挡不住我们劳动的步伐，甚至蚊子也都不在话下。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村里的文化生活贫乏，其他知青也有同感。
尤其到了冬日降临时，昼短夜长，下午4点以后，天就黑了，户外滴水成冰。村里没有电视，没有电影，没有图书馆，没有乒乓球桌，连棋和扑克牌都没有。有的只是马拉松式的政治学习，晚饭后无所事事，当地人家为了省油，早早就吹灯睡觉了。
〃有什么办法改变这种状况呢？当地贫下中农对我们亲如一家，也许我们可以在晚上表演几段节目来回报他们？〃这个主意不错。在北京时我们多少都学了些歌舞，会唱几段革命现代戏。我们决定把节目串起来向村民们做个汇报演出。
文艺晚会成了凉水泉一件空前的大事。演出那天晚上家家户户倾巢而出，将大食堂挤得水泄不通。几个拖拉机手头天早晨开车去场部借来了发电机，在大食堂架起了照明的电灯。许多村民提前一小时就搬了小板凳来，为的是占一个好座儿。
可以想象我们的演出相当蹩脚，有人忘了台词，在台上抓耳挠腮，也有人演到半中间忍俊不禁。逢到这时，台下的观众也一同爆发出善意的哄堂大笑，没人会向老戏迷那样喝倒彩，我们的观众对我们全情支持。孩子们的眼睛睁得滴溜圆，老人和妇女紧张得嘴都合不拢。每一段表演结束后，大伙儿的掌声、叫好声经久不息……
看到这一幕，我突然想到父亲和他的同志们1943年搬上山村舞台的《傲慢与偏见》。现在我才理解他说的演出引起强烈反响的意思。尽管距他演出的年代已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新中国成立了，开展过许多场运动，但是这里的农民仍然生活在文化沙漠里。他们中很多人直到今天晚上才第一次看到真人现场表演。我们应该做更多的事来改变现状，也许我们也能排一出戏？当然不能排《傲慢与偏见》，要排一出革命的剧目。
我们再聚在一起时，我建议我们排演话剧《年青的一代》，演话剧可比演节目复杂多了，但我的知青伙伴都赞同，于是我们着手挑选演员。
剧中的男主角是一名大学毕业生，叫肖继业，他志愿来到遥远的边疆勘探矿藏。在一次事故中，他冒着生命危险抢救队友，一条腿受了重伤，医生要对他进行截肢手术。当然，英雄人物的肢体怎么能残缺不全呢，最后医生想尽办法保住了他的腿，使他重返边疆。
这个角色，人人都觉得应该由周来担任。周是北京来的知青，长得一表人才，更重要的是他热心而有激情，总是乐意帮助别人。在我们心目中，他就是肖继业的化身。他来演肖继业再合适不过了。
这出戏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叫林育生。他是大学的高班学生，和主角形成对比，他怕边疆的艰苦，毕业后想留在大城市。当然他转变了思想，因为他后来得知他的父母都是革命烈士，最后他也志愿去了边疆。
我们认定这一角色最理想的人选是文，一零一中的高材生，在校时成绩优异。他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文本人架一副白框眼镜，看上去颇有书生气。但在那个年代，说一个人有书生气并不是恭维话，这等于说这个人软弱、犹豫、不中用。所以当我们提出由文演这个角色，引得他老大不高兴，〃为什么要我来演？在你们心目中我像他么？〃他抗议地反问。但是他那些一零一中的哥儿们都为他中选而兴奋，他们最终说服他接受下来。（8个一零一中的男同学住一间房，他们自称〃8只快乐的大苍蝇〃。）
这个剧中的女主角也很关键。她叫林岚，是林育生的妹妹，一个热情奔放的革命青年。这个角色我有意让花儿来演，但一开始这个主意遭到一些北京青年的质疑。
〃什么？让花儿演？你觉得她能成么？她初小都没读完，能记得住那么多的台词吗？〃
他们说得不错，花儿12岁她父母就让她辍学在家带弟弟。村里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