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殴鹿侔伞
文及甫供出的这几个人,都是朔党人物,以前专和文彦博作对,还贬过文及甫的官,文及甫左思右想,只有拿他们来顶缸了。
不得不说,文六郎说文解字的功夫还是非常高明的,经他这么一说,虽然有些牵强,但总算把吕大防和韩忠彦摘出来的了。
何世宽何许人也!一看就知道文及甫在说谎,他冷笑道:“文及甫,你别以为耍点小聪明本官就奈何不了你,你说令尊尝称刘挚为司马昭,当本官不会派人去向令尊求证吗?本官还真想知道,令尊是不是这种背后道人长短之人!”
何世宽说到这,文及甫脸色不禁微微一变,这确实是要命的问题,他父亲文彦博虽然老得动不了啦,但说话还不成问题,何世宽若真派人去求证,他的这翻说词十有九会被揭穿。
“文及甫!本官再给你一次机会,司马昭是谁?粉昆又是谁?还不快快从实招来!”
何世宽猛拍惊堂木,把文及甫吓得头筋突突直跳,最后他咬咬牙答道:“回大人,下官方才所说句句属实,并无半句虚言!”
“看来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来啊!给他上夹棍!”
衙役立即将夹棍拿上来,把文及甫十指穿入夹棍内,两边绳头一拉,夹棍立即将十指夹紧,常言道十指连心,方才文及甫还冻得浑身颤抖,现在随着夹棍越拉越紧,文及甫痛得汗下如珠,哭喊声响彻了整个同文馆。
“你到底招还是不招?”
“下官……招的都招了,大人,你就是打死我,下官也不能胡说啊!”
真没想到,堂下这的个贵公子哥还真有股韧劲儿,似乎豁出去了。
何世宽倒也不可能真把十八般大刑全用到他身上,那便真是屈打成招了,将来文及甫一旦翻供,对新党反而极为不利。
“来呀!先把他押下去,立即派人到文家向文彦博求证,看他以前是否常说刘挚是司马昭!”
虽然刘挚、梁焘、王岩叟曾经也是旧党重臣,但与吕大防和韩忠彦比起来,分量还是轻了些。
吕大防在元祐年间做了多年首相,这个不用多说。
而韩忠彦实际上是韩琦系官员的首领,韩琦身历三朝,在英宗朝权倾朝野,他的手下已经发展出一个庞大的官僚派系,这些官员紧紧团结在韩家这个核心周围,结党伐异,韩忠彦作为韩琦系官员的领袖,分量不比吕大防轻。
现在这两大旧党领袖都被文及甫摘除出来,上奏旧党阴谋废立时,分量就嫌不足了,对此新党自然非常不满意。
不满意归不满意,但凡事讲求个证据,屈打成招或凭空捏造都不是办法,新党虽然一直被旧被视为奸佞,但事实上他们行事还是比较讲原则的。
举个两个实例:在苏轼被贬时,章惇一再向他伸出过援手;而到章惇被贬时,苏轼却成了贬谪章惇的参与者。
元祐年初,高滔滔要废除神宗皇帝的新法,新党以‘父亲死了,儿子三年内不应更改父亲遗志’为理由加以阻止,这是儒家正统理念!司马光等人无从反驳,于是便拉出了一块‘以母改子’的遮羞布,以此废除新法。
高滔滔只是代替赵煦暂时管理国家,她并不是皇帝,若是‘以母改子’这个理由成立,那岂不是说高滔滔是皇帝?那赵煦这个真正的皇帝该往哪儿站?
到底谁才是奸佞?
至少新党不会认为自己是奸佞!因此,新党虽然急欲着旧党打得永世不能翻身,但也不会毫无原则的乱来。
何世宽、张商英很快将审理情况上报章惇,对文及甫如此牵强附会的解释,章惇只是冷冷一笑,下令殿中侍御使来之邵亲往文家询问文彦博,一旦这对父子两的话对不上,那就说明文及甫在说谎,到时可就别怪咱们大刑侍候了!
与此同时,章惇接到了杨逸从雁门关发来的急报,章惇有些愣神,杨逸竟然出现在雁门关,这太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了!等他看清急报内容后,不禁更为惊讶。
杨逸成功让辽国减免了十万贯岁币,余下的也改纳为赠,这对初执政的新党而言,是一个了不得的成就。
这将从另个方面给新党正了名:我新党就是比你们旧党强,你们旧党九年来割地纳币,我们新党才执政一年,立即取得了如此骄人的成就,属优属劣,不言自明。
而令章惇惊讶的不是这些,而是杨逸提到的辽国叛乱,还有与阻卜等草原部落的交易。
若不是杨逸言之凿凿,大宋哪里知道辽国内部如此糜烂、叛乱如此频繁?
看完杨逸这封急报,章惇一刻也不耽搁,立即大步流星的往宝文阁而去。
第一卷 第122章 洛阳之会(上)
杨逸到洛阳时,范纯仁竟亲自迎出城外十里长亭。
他今年已经六十多岁,两鬓萧疏,由儿子范佑质扶着,立于瑟瑟寒风中等候。
现在官府还没启印,而且杨逸这一路行来十分低调,很少有地方官员出城迎接的,这乍一听说范纯仁亲自迎出城来,心中不禁十分感慨,连忙跳下车,趋步进亭拜见。
“范相公何须如此,下官实在当不得。”
范纯仁上前将他扶起,和声说道:“任之为国事驱驰万里,不畏严寒艰险,成功说服辽主减免十万岁币,有大功于国,老朽迎出十里算得了什么!”
范纯仁这次是以私人身份相迎,因此他并不以官职相称,俩人稍稍寒暄过后,他让随从送上温酒,就在亭中与杨逸对饮了三杯。
范佑质接着上前向杨逸行了个大礼,恭敬地说道:“家父年老体弱,被贬南荒,幸得杨学士施以援手,杨学士大恩,佑质无以为报,请受我一拜!”
“范兄快快请起,我曾闻令尊所言:公事公言,我知有公,不知有私。令尊德高望重,为事皆以公心为准,本不应及罪,我为令尊进言,也只是公事公言,又岂能挟恩求报?”
范纯仁确实是个光明磊落的人,等杨逸与范佑质答对完了,他抚须感叹道:“年前陛下将辽事尽托于任之,老夫曾上表竭力反对过,当时是担心事关重大,而任之过于年轻,缺少经验;如今看来,倒是老夫杞人忧天了!此事还望任之莫怪!”
杨逸连道不敢,对范纯仁这份磊落胸怀,杨逸也很是佩服,另外范纯仁是苏州人,说话带有很浓的江南口音,让杨逸感觉很亲切。这长亭之中寒气甚重,倒不好让范纯仁在此多留,于是大家很快登车一同回城。
洛阳是大宋的西京,街市非常繁华,行人摩肩接踵,叫卖声不绝于耳,更因刚过新年,沿街店面都搭着崭新的彩楼欢门,人们新衣新帽,脸上还洋溢着节日的喜气,各个瓦子勾栏之中,人潮涌动,戏班杂耍处处,让人流连忘返。
同时洛阳也是旧党的大本营,当年王安石当政时,司马光、文彦博、富弼等十三人退居洛阳,仿白居易九老会故事,置酒赋诗,抨击朝政,筑堂绘像,号为洛阳耆英会,迄今在旧党中留为佳话,对于许多旧党人物人而言,洛阳就仿佛是他们心中的圣地。
杨逸作为新党的重要成员之一,走进这座旧党大本营时,心中不免有许多感慨,旧党的派系众多,但洛阳无疑是打上旧党烙印最深的一个城市。
看来要抹掉旧党的精神印迹,光挖司马光的墓还不够,洛阳这边也必须做些文章才行啊!
什么耆英会的,必须以官方的名义把它打成非法组织,否则就会成为后来者的榜样。
杨逸在驿馆换了常服,这才前往范纯仁府上,进门一看,杨逸对范纯仁的操守更为佩服了,他府上极为简朴,室内摆设尚不及市井间的中人之家华丽。桌上的菜色也只是几样普通的家常小菜,连肉都很少。
大宋官员的薪俸极为丰厚,即便不贪污,光是薪俸也能过上非常奢华的日子,杨逸虽然建议重新启用苏轼和范纯仁两人,但相对而言,他对范纯仁更钦佩一些。苏轼贪不贪杨逸不知道,但苏轼和范纯仁相比,私德和生活作风上绝对呈鲜明的反比。
苏轼在声色犬马方面,样样是个中顶尖人物,在杭州为官时,一次出游,上千艳妓同行,场面之浩大,蔚为大观。
当初苏轼反对王安石的差役法时,曾有这样一份奏章:自古役人之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乐……厨傅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圣观。”
这话的大体意思是这样:普通的乡户,天生下来就应该是要服劳役的,就像人必须要吃五谷杂粮一样,咱们士大夫四处去当官,连祖坟都没时间回去看看,很是辛苦,这办公之余,自应该玩乐一翻。若是咱们士大夫也要交役钱,这怕就没米下锅了,这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