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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点点头。
我知道，他不是在炫耀自己对商史的熟识，而是实实在在很困惑。
因为这困惑我也曾经有过。
你知道，我这些年在编撰《史记》，而商朝是让我感到最头疼的朝代。
商朝统治六百多年，历经三十余位帝王，除了开国的商汤、亡国的商纣，几乎全是面目模糊、毫无特征。我写史喜欢刻画人物，商朝却时常使我觉得无从下手。摆在我眼前的，只有一个个干巴巴的以天干命名的符号：外丙、小甲、中丁、外壬……我知道他们的世系更迭，却不知道他们的形貌、性情、喜恶、功过。
只是若非以治史为业，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个现象。卫律是来这石渠阁的人中，唯一一个提出这疑问的。我不由得暗赞他眼光敏锐，问道：“足下怎么会想到问这个？”
卫律翻着几案上刚看完的那几册简牍，道：“没什么，就是疑惑。我记得商的先祖契任职司徒，掌管教化百姓；《书》云‘唯殷先人有册有典’，可见其文教之昌盛。这样一个朝代，历史却几近空白，难道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我点头沉吟道：“不错，商史匮乏，我也感觉到了，我修史之时，也曾为此烦恼过。也许是时日太久，导致史料遗失的缘故吧。”
卫律不置可否地笑笑，道：“还有，商朝文字，最可信的，当是见诸《尚书》的那几篇吧。而就这《尚书》中流传下来的那仅有的几篇商朝文诰，语言都艰涩难明，什么‘卜稽曰其如台’，什么‘猷黜乃心，无傲从康’，几乎无一字能以今义解读。这又是何故？”
我又是一怔。《尚书》文字晦涩，世人皆知，尤其涉及先商的篇章，多少饱学之士穷一生精力钻研此书，也未必能读得懂，却从没人想过问一句：它为什么这么难懂？
我沉思了一会儿，道：“‘尚’者，上也。想来既是上古之书，年深日久，自然晦涩难懂。”
卫律摇头道：“语言文字，总是一脉相承的。商人遣词造句，为什么会和我们现在所用的相差那么大？太史大人，你不觉得，那些文字的怪异艰涩，已经超出了时间久远可能造成的语言的变异？”
我被他说得也有些疑惑起来，道：“你是说……”
“我想，”卫律若有所思地道，“有没有可能，这是周武王故意造成的结果？”
“周武王？”我大感意外，道，“这跟周武王有什么关系？”
卫律道：“武王灭商后，曾借着大封宗亲功臣，将周语作为雅言雅音，在各诸侯国推广。也许，周朝正是要借着这种手段，使得殷商的语言文字逐渐变成无人知晓的死文字，从而断绝殷商文史典籍的传承！”
我心中一惊，隐隐感到此人话里有些令人不安的东西。
我道：“你、你怎么会这样想？周朝为什么要这么做？武王伐纣，是以有道伐无道，何至于对前朝戒惧至此？”
“不错，”卫律耐人寻味地道，“问题就出在这里。一方面，说是民心所向，前徒倒戈，兵不血刃就入了朝歌；另一方面，却对一个声名狼藉的前朝如此戒备防范，连语言文字都要禁绝。恐怕商周鼎革的那段历史，并不像我们通常所知道的那么简单！”
我倒抽了一口冷气：“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殷商无道，周武王吊民伐罪，世人皆知……”
“世人皆知，世人都看见了吗？不说别的，此书就与这世传的正史多有矛盾。”说着，卫律拿起几案上一册简牍，道，“根据此书的记录，从文王到武王，对到底要不要伐纣这件事，其实一直带有很深的疑虑。文王托言吉梦，宣称‘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如果真是天下苦商久矣，何必挖空心思造这样的舆论？岂有宣告自己继承一个臭名昭著的王权统绪以争取民心的？武王出征之前，做了一个噩梦，便惊恐地对周公说：‘呜呼，谋泄哉！今朕寤，有商惊予。’不是堂堂之鼓，正正之旗吗？怎么听起来好像见不得光的密室阴谋？武王几次与周公交谈，都提到‘天命’一词，言语中既敬又畏，并且是畏的成分居多，以致需要周公多次开导解释，才能把那种深切的恐惧压下去。我很好奇，他到底在恐惧什么？他说的‘天命’究竟是什么？在三分天下已有其二的情况下，难道说还有什么不可测的力量可能使父子两代的努力毁于一旦？”
我看了看那册简牍，松了一口气，道：“你怕是言过了。这部《周书》我看过，用语虽古，但所记之事耸人听闻，和传世的《尚书·周书》出入太大，不太可信，十有八九是后世伪托。”
“伪托？”卫律笑了笑，用一根手指轻叩着几案，悠悠地道，“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伪？你是史官，应该比我更清楚，所谓的‘史实’是怎样打造出来的。拿着史笔的，都是最后的胜利者。商周之交的那段历史，是谁记录的？还不是西周的史官！文王武王，是自古以来被奉为楷模的明君圣主，几乎有如完人。这形象从何而来？食君之禄，自然忠君之事，根据需要取舍材料，抑扬涂饰，也是题中应有之意……”
我猛地站起来，忿声道：“并不是所有的史官都像你以为的那样！”
卫律看了我一眼，笑道：“好吧，是在下失言。不过，抛开那些真假难辨的定论，只以一个正常人的常识来判断：赤雀丹书、飞熊入梦、白鱼入舟、火流王屋……这吉兆也太多了吧？到底是天降祥瑞，还是对手实在太强大了，以至必须百般捏造、托言神迹，才能打破民众根深蒂固的恐惧，鼓动起事？武王牧野誓师，列举商纣王三大罪状：听信妇人谗言；不祭祀自己的祖宗；不任用自家兄弟。多么奇怪，讨伐一个不共戴天的敌手，理由竟是对方亏待自己人！设身处地地想想，周武王到底为什么会作出如此异常的宣战誓言？一切事后看来反常的东西，在当时必然有足够的理由使它显得正常。《牧誓》的字里行间，给人一种强烈的感觉，武王要讨伐的对象，拥有时人心目中不可撼动的正统地位，以致以任何借口向之宣战，都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唯有谴责他背弃了自己的宗族和祖先，才能证明征伐的正当！”
“再看那一道道颁行天下的号令文诰，遣词行文中，周也从未否定商的正统地位，举事之前，称受商之命于皇天上帝。灭商之后，说‘皇天上帝，改厥元子’，总之反复强调这不是改朝换代，而是奉天命继承商的大统。”
“武王进入朝歌后，首先做的，不是除恶务尽，斩草除根，而是安抚商的贵族遗老：释放佯狂被囚的箕子，修缮王子比干的坟墓，甚至把殷商遗民都封给了纣的儿子武庚！对一个恶名昭著的旧政权，为什么不能正大光明地取而代之？为什么要这样处处施恩事事示好？就算周王仁义谦退，那些殷民难道没脑子吗？舜避帝位于尧子丹朱，天下人都知道丹朱不肖，不朝丹朱而朝舜，禹避帝位于舜子商均，天下人不朝商均而朝禹。商朝遗民难道不知道他们的前朝旧主何等罪恶滔天？怎么不自发地弃武庚而朝武王？”
“不惟如此，周初甚至还发生了管蔡之乱。管叔、蔡叔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居然宁愿背叛自己的同宗至亲，也要帮助一个前朝王子复辟！武庚成事，带给管、蔡的好处，还能超过西周的？周公为镇压这次叛乱，东征三年，死伤无数，《诗》云：‘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如果殷商真有传说中那般残暴不仁、民心厌弃，何以清除殷商的残余势力，竟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
“也许，这种种不解之谜的答案，就藏在那些被禁绝的商朝典籍之中。西周千方百计要毁灭商朝典籍，就因为那里面记载了一些周人不想让后世百姓看见的东西！当然，我也不知道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但以常理而论，隐瞒得越严重，真相必然就越惊人！”
卫律缓缓地说着，语调平静自然，然而在我耳中，却不啻响起一个又一个炸雷，震得我心惊胆战。
这是我有生以来所听到过的，在史学上最大胆、最耸人听闻的言论。然而他的每一句话，又似乎都持之有据、言之成理。我呆呆地看着卫律，半晌才道：“知道吗？你这人……很危险。”
“危险？”卫律淡淡地一笑，道，“真有意思。我听说太史大人为人正直，治史严谨，素以晋之董狐、齐之太史自勉，想不到连探索这样一个遥远时代的真相，都视为畏途。你难道就没有一丝好奇：真实的商朝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被他说得竟一时呆住了。
卫律合上简牍，站起来对我躬身一揖，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