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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的时候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大的精力，学习一种早已失传的死文字。现在才明白，这正是孔子的苦心所在。他把解开古简之谜的钥匙，堂而皇之地交给孔府后人，一代代传递下去。
孔子的藏书躲过了暴秦的苛政，也躲过了乱世的烽火，却躲不过太平盛世强权的骚扰，真相泄露了。
这不是一个合适的揭示天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谁知晓了天命，就等于陷自身于死地。
我有意对今上说，古简可能是孔子九世孙孔鲋所藏，是为避秦始皇焚书之祸。今上将信将疑，他看出了其中蹊跷：始皇焚书，距今不过百年，怎么文字的变化竟会大到完全不能辨认？他对我不再完全信任，从各地召来一些有名望的儒者，入朝参与研读这些古简。孔府的古文字之学虽是家传绝学，但因为儒家的影响力，在外界也有所流传。所以，虽然我谨慎地控制着古简识读的进度，有意避开古简中最敏感的内容，但还是有一些急功近利的儒生，将自己识读出来的片段呈报给了今上。
就这些支离破碎的片段，已经使今上震惊了。在这诗集中，多次提到了“受命者”一词，此人是与生俱来秉受了天命而生的。似乎只有这个被称为“受命者”的异人，才能超脱于兴亡周期的噩梦。
陛下愤怒了。
他不肯相信那些颠覆了常识的故事，他不肯相信这世上会有人比他更真实地拥有天命的支持。
还记得今上的求贤诏吗？知道他为什么下这样的诏旨吗？
他在问求治之道，问为什么上古帝王能轻而易举使天下大治，而今天的帝王劳神费力却依然效果甚微。
那么多应诏上书的人里，只有董仲舒隐约看出了今上的真意。他是个聪明人。他从诏书忧心忡忡的字句里，看出了今上对天命的担忧，对统治凭据的焦虑。
于是，他上了《天人三策》，他的观点是天人感应。帝王受命于天来对世间进行统治，上天会以祥瑞和灾异来昭示对错是非，只要修德，便能顺应天命。
他的策文打动了陛下。
董仲舒用“修德”代替了天授，顺利地解决了天命的来源问题。
今上对他刮目相看，召他入朝参研这批古简。
董仲舒的所长是《春秋》，不是《诗》、《书》和古文，但多少懂一点。看了这批古简，他对商朝的来源发生了兴趣。天命一词，最早就来源于商朝祖先契的诞生传说，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并且这批古简本身，从文字形状来看，也极似商末遗民留下来的。
随着研究的深入，董仲舒渐渐开始怀疑，商王族的来源有问题。
他是个务实的人，从先商屡迁的记载下手，一点一滴挖掘，甚至连降汉的朝鲜王子都询问了，居然考证出商祖先所居的“蕃”、“砥石”、“东都”等皆在东北。
因为他发现，肃慎、夫余、朝鲜等东北夷都不约而同有关于女子浴于水边、食鸟卵而生子的故事。那些故事和简狄生契的故事惊人地相似。由此，他认定，商王族很可能不是中原族裔，而是从东北迁徙而来的！
他把自己的考证向上面做了禀报，听完他的结论，陛下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下旨在辽东设高庙！
董仲舒完全不能接受这种做法。本朝高祖起于沛县，举世皆知，却把高祖庙设到了遥远的辽东，这不是自欺欺人吗？董仲舒很现实，他的观点是天命的取得在于德行，他不赞成伪造证据迎合那些谶纬图录。
巧合的是，不久，一场大火焚毁了新建的高帝庙。董仲舒把他的不满抒发在一篇文章里，认为这是上天对这一不合礼制的行为的惩罚。用迁庙的手段给自己的统治加上符合天命的证明，骗得了自己，骗不了上天。
要命的是，他的文章被主父偃看到了，主父偃正嫉妒他平步青云，便把这篇文章偷去上奏陛下。
陛下大发雷霆，董仲舒一度被下狱论罪，几乎被处死。在那之后，他才明白，许多事，是不能知道得太清楚的。从那以后，他一心研究他的《春秋》，绝口不提任何与天命有关的话题。
好了，卫律，现在你还想跟我学这古简上的文字吗？
孔安国所说的一切，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可不知为何，我却相信他。
也许因为孔安国不像是会编造一个弥天大谎的人；也许因为这个故事恰好完美地解释了中原史书里许多难以解释的疑点；也许还因为，相信这样一个遥远的离奇故事，可以使现实中许多本来极令人痛苦的事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从那以后，我便真正开始向孔安国学古文。他教给我的，远比他在太学教的那些深奥得多、难懂得多。我这时才意识到，上古文字是一门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的学问。太学里那些令博士弟子们深感头痛的六书八体之类，和真正的古文字知识比起来，实在不值一提。
虽然内容艰深，但我进步神速，超出了孔安国的预料。但很快，他就明白了，那是因为我脑中没有一个固化的中原文字的概念。我自幼跟着父亲经商游历，从西域到朝鲜，从画在羊皮上到刻在木棍上的各种符号文字，我都接触过。所以，文字在我眼里只不过是一个交流记事的工具，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而学习古文字最关键的，正在于能抛却固有的观念，像一个一片空白的赤子一样接受一切。
我越学越深入。
私底下，孔安国对我有问必答，严格而耐心，是个真正的良师，但只要有外人在场，他立刻恢复一脸冷淡。我知道，他是在保护我。即使我已经陷得这么深，他还是希望能尽量使我免祸。
我很感激他，如饥似渴地学着他教给我的那些知识。
孔安国治学严谨、思想开明，在他面前，什么大胆的想法都能提出来探讨，唯有在商朝源流方面，他不准我多作涉猎。他不想我重蹈董仲舒的覆辙。
然而学得越多，我就越觉得董仲舒的猜测不无道理。
有一次，我对孔安国说，上古商朝的语言里，确实有东北诸夷的影子。我在那边的秽貊族收购皮毛时，发现秽貊人说话有个特点，就是不会卷舌，比如“诸”字，在他们读起来就像“多”。而在《诗经》、《尚书》中，涉及先商的篇章，时常出现“多方”、“多士”、“多子”这一类词汇，用多少之多来解释，总觉得很勉强。但若当“诸”字看，便非常通顺了，不正是后世的“诸侯”、“诸士”、“诸子”吗？！
孔安国听着，慢慢皱起了眉头，道：“你想说什么？”
“董仲舒的思路没错。”我指着几案上那些简牍道，“《尚书》中存留至今的商朝文诰都晦涩艰深，用语遣词大异于今人，我曾对此大惑不解。但如果商王族是从北方南下的，就很容易解释了：他们本来就是一个外来族裔，他们的异族口音和中原正音混杂在一起，所以才造就了这种叫人似懂非懂、古怪难解的语言！”
孔安国道：“就凭一个字，你就怀疑商朝是一个异族人建立的朝代？”
我道：“不止这个！商朝国都多称为‘亳’，有什么南亳、北亳、西亳之属。而秽貊一带就把家室呼作‘博’，商王族分明是沿袭了他们故地的语言习惯！商纣王曾娶鬼侯之女，可见鬼方与商有着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武王伐纣时，飞廉奉纣王之命出使北方，会不会就是为大难临头的商王族寻找一条退路？还有，伯夷避居北海，箕子远走朝鲜，天下那么大，他们为什么唯独选择北方？因为那里有他们的同族，还是因为那里是他们的发源地……”
孔安国沉下脸来，道：“卫律，我再告诉你一遍，董仲舒那条路子，你别碰！我教你古文字，是让你识读经典，不是教你离经叛道的！”
我道：“不是我离经叛道，经书本身也有记录！《诗》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可见商朝先祖的势力确实曾远及海外。我们不能拿今日中原与四夷的关系去想象上古。中原与北方戎狄的敌对，始于周朝。什么‘戎狄是应’、‘薄伐猃狁’，也许正是为了追击商朝逃往北方的残余力量……”
孔安国怒道：“卫律！我叫你停下来，你听到没有？！”
我道：“他们说的话和我们完全不同，写的字和我们完全不同，我们凭什么就认定，商朝就是一个属于中原人的朝代？凭什么就确信，商汤盘庚是华夏之人？简狄是有娀氏女，‘有娀’，就是有戎，又名为狄。单从名字上就可以证明，商朝祖先和戎狄有莫大的关联……”
孔安国忍无可忍，抓过一把竹尺，道：“你、你伸手！”
我看着他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