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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敌人占领的地段，由北向南、从伏尔加河到最前沿，用从左岸能看得很清楚的标杆做出标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法西斯分子圈在里边的宽约600—800米的大走廓。我们的炮兵，从左岸清楚地看到这条走廓，就能弹无虚发地轰击敌人的火力点。
直接瞄准射击是在右岸的校射员的帮助下进行的。他们观察并准确地指出目标和落弹偏差，把结果报告给各炮兵观察所，后者再转告发射阵地。
柳德尼科夫和戈里什内的步兵分队，看到我炮兵对敌人实施毁灭性的轰击，便接敌到投掷手榴弹的距离上。炮兵按发光信号停止了射击。以强击队为主的步兵分队，用手榴弹发起短促冲击。攻击并俘虏躲在土木发射点和地下室里的敌人。
12月23日，戈里什内师继续向西北方向实施进攻。尽管遭到了敌人顽强的抵抗，一些部队仍缓缓地向前推进，与柳德尼科夫师建立了直接联系。
12月24日，按照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命令，因连续作战而精疲力尽的叶尔莫尔金的第112师、斯梅霍特沃罗夫的第193师、若卢杰夫的近卫第37师和2个步兵旅，要从本集团军中撤出，转入预备队，前去整编。
按照惯例，师长、旅长、甚至团长在撤往伏尔加河左岸之前，都要到集团军指挥所来告别。
同朋友们、尤其是同战士们告别，真是难舍难分。告别时，我们回忆起往事，脑海里再次展现出每一场战斗、每一次反冲击的情景。
这些曾同我们一起渡过许多艰难日子的指挥员们，如今就要离开集团军，令我感慨万分。同他们告别时，我心里又想起他们所率领的部队，这是一些多么生气勃勃、以承担危险任务而自豪的勇敢、坚定的部队！他们为保卫斯大林格勒，一到伏尔加河渡口，便立即投入了战斗。
军事委员会每天、确切地说是每天早晨都汇总有关有多少伤员要送过伏尔加河、是哪个部队的等情况。这是为了掌握集团军损失了多少步兵、机枪手、迫击炮手、坦克兵、炮兵和通信兵。集团军在人员日益减少，但这并不意味着战斗力的下降。恰恰相反，集团军的士气更加高涨了，因为每击退敌人的一次进攻，就增加一份对我军力量的信心，我们已获得了对敌斗争的经验。
我回想起A·F·索洛古布的第112师，该师早在顿河、奇尔河就开始同德国法西斯分子作战。那时该师隶属于第64集团军，曾击退了保卢斯用来对付我第62集团军翼侧和后方的敌步兵第51军进攻。没有命令，该师从不后退一步。该师还在顿河两岸英勇作战过，师长伊万·彼特罗维奇·索洛古布上校就在其中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
这位身材高大、魁梧的师长，苏联人民的忠实儿子，在法西斯分子的枪弹面前从不低头的人，仿佛就在我眼前。
我记得那是1942年7月底，一个烈日炎炎的夏日。我和索洛古布都在顿河右岸雷奇科夫斯基镇北的116．6高地上，我正给该师布置任务。敌人可能发现了我们，突然用150毫米火炮向这个高地射击。炮弹交叉着射过来，离我们越来越近。显然，炮弹很快就要准确地落在山顶上。于是，我让伊万·彼特罗维奇回自己的司令部。他看了我一眼，说：“那您呢？难道我可以在您之前从这高地上后退吗？”
我安慰他说，这不是后退，而是侦察完毕回自己的部队，以便率领部队前进。
当时冒着敌重炮的射击，行走在毫无遮档的野外，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伊万·彼得罗维奇却不慌不忙地走在我的前面。
一颗炮弹在附近爆炸，炸伤了师部的一名跟随他的工作人员。伊万·彼得罗维奇沉着走过去，扶着伤员从高地往下走去。在小山沟里，我赶上了他们，伊万·彼得罗维奇正在那里为伤员包扎伤口。
步兵第112师师长H·F·索洛古布上校，早在为自由的西班牙而战时，就表现出勇敢和大无畏精神。从7月26日起，他率部在第62集团军和第64集团军的结合部占领了阵地，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多次击退企图占领第62集团军左侧、深入集团军后方的法西斯部队的进攻。当他发现敌人有可能要夺取顿河铁路大桥时，他勇于负责，机断行事，炸毁了大桥。
德国飞机来空袭。敌人开始迫使顿河右岸的我登陆部队退却。大家看到，师长在H·F·索洛古布上校在岸上走来走去，安排对登陆部队的支援。一艘小船刚刚离岸就被迫击炮弹击中。只有两个战士俘出水面。
索洛古布旁边又落下几颗迫击炮弹。有几个人倒了下去，死神仿佛有意放过了他似的。“他会念咒还是怎么的？”许多人这样想着。就在这时，一颗迫击炮弹击中索洛古布附近的一颗树。几块赤热的弹片击中了索洛古布，他摇晃了一下，又挺起了身子。师长的脸上和宽阔的胸膛流着鲜血。战士们跑过来想把他抬走，但他不同意。他靠在战士的肩上，继续指挥战斗。
在小橡树林的林中空地上，一个群众集会的场面展现在众人面前，索洛古布站在红旗旁宣誓：“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许多人都在想：师长的心脏即使停止跳动，他还会继续同敌人战斗。师长极度虚弱，脸色苍白，双腿终于软了下去。当把他送到卫生队时，他已昏迷过去。为了抢救师长的生命，师里最有经验的外科医生玛丽娅·伊万诺夫卡·卡尔波娃使出了浑身的解数。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索洛古布认出我后，想坐起来。
他说：“司令员同志，我执行了您的命令……”
看到战友伤成这个样子，我心里很沉重，然而他却竭力打起精神说：“我还要和您一起战斗。”
“对，我们还要一起……”我的话还没说完，师长已停止了呼吸，我肃立在他的床头，向我的战友致以最后的敬意。
第112师师长索洛古布上校就是这样一位同志。
我同这支部队重逢，已是9月12日，在伏尔加河畔。这时，A·T·叶尔莫尔金上校担任了该师师长。该师的任务是在城里机动作战：从马马耶夫岗到维什涅瓦亚山谷、到拖拉机厂以及敌人计划进攻我们的其它地段。该师参加过上百次战斗，其中至少有10次是在希特勒的主攻方向上作战。
该师特别精于机动，当然，这要归功于师长及其司令部。这支部队总是赶上最激烈的战斗，勇猛地去反击优势之敌的突击。
1942年5月，我在预备队第1集团军时，就熟悉了斯梅霍特沃罗夫师，那时，该部队正在组建。也是从那时起，我认识了费奥多尔·尼坎德罗维奇·斯梅霍特沃罗夫将军。我们在拉图地域举行的战术演习中，斯梅霍特沃罗夫就显示他那机智和丰富的现代战争知识。
该师开拔到斯大林格勒后，一直承担红十月镇的防守任务。该师很少实施机动，但它击退了数倍于已的优势之敌的几十次突击。即使希特勒法西斯分子一个星期夺取了2—3条街，那也是以巨大的损失为代价才取得的。该师的战士从未退却过。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只有用自己的尸体填满掩体和堑壕，才能向前移动。就在战斗最艰苦的日子里，费奥多尔·尼坎德罗维奇也从未表现出丝毫的灰心和惊慌。他那平稳而镇静的说话声，至今仍回响在我的耳边。在那样的日日夜夜里，即当上百架轰炸机、俯冲机盘旋在该师上空，成千发炮弹落在其防御地区爆炸，炸弹、炮弹的爆炸声使空气都在震荡，甚至话筒里都听到法西斯俯冲机的嗥叫时，斯梅霍特沃罗夫却显得更加镇定。他在离前沿阵地只有几百米的地方，指挥着各团、营的战斗。
该师在斯梅霍特沃罗夫的指挥下，誓死坚守阵地，不断在消耗希特勒的兵力。只是在敌人被包围、并从进攻转入防守时，该师才撤出城里。
这些天里，我还同维克托·格里戈里耶维奇·若卢杰夫将军告了别。
希特勒分子曾突破若卢杰夫师的防御，占领了拖拉机厂，然而，敌人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损失了众多的兵力和武器，以致无法继续发展进攻。突破第37师各团的防御、向拖拉机厂进攻的，不是1个、2个师、而是整整5个希特勒师，其中还包括2个坦克师。
我记得，10月4日清晨，B·T·若卢杰夫偕同助手们来到集团军指挥所。在乘船渡河时，他们遭到了敌人火炮、迫击炮的猛烈轰击。
古罗夫、克雷洛夫和我会见了若卢杰夫。当时我们都挤在坑道里的一间房里，没有单独的办公室。若卢杰夫进来时头碰在门框上。他穿着一件空降兵的短皮上衣。
若卢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