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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越缺什么，越要讲究什么。大家缺德，所以抓住一个缺德的就要往死里打，甚至明明知道这种缺德在某种程度上是普遍性而非个例的。现在很多人在网上会认为段榕的错在于他没有掩藏好，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请大家在评述他人的时候审慎一些，在一个失去整全道德系统的前提下，用那些碎片式的、已然丧失真意的语言来评价一个人，这是非常危险的。”
说完一推眼镜，看着先前叽叽喳喳、现在全被他用嗓门的优势以及全然不受他者打扰的流畅叙述镇压的娱记，眼中露出抖S的愉悦闪光。
88、男神出马一个顶俩
顾东林的策略其实很简单，如果是段榕出位，作为当事人面对如此诸多而劣性的非议，没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必定会出现情绪的失控。这种时候，哪怕一个不到位都会被任意曲解，甚至他做出回应都是讨打。所以段榕需要的是一个“官方”申明，需要的是一个official的声音，需要的是属于外交部发言人的镇定与义正言辞。这是一个交代，而不是低声下气的道歉。
不过娱记需要的永远是八卦，一旦他出现，必定会曝光他的身份，而这点他又并无所谓，只是觉得在一开始就放出这种隐私无利于他导向话题。幸亏他们永远都是七嘴八舌，这就意味着他永远可以有选拣问题的余地。
“……请问您与段先生是什么关系？你刚才是否在为段先生不道德行为作辩护？”
顾东林自动掠过第一个问题：“事实上这并不需要做任何辩护。现在的中国毫无疑问是个自由而民主的社会，在座的个位媒体人作为社会的声音，应当都接受人人平等这样一个最基础的预设，是不是？”
没有人敢不点头。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人是万物的尺度，任何人活着，都有追求活得开心、活得幸福的权力，这种权力不单是国家赋予的，而且是天赋人权。而何为开心、何为幸福的标准，人人不同，它已成为一个人的选择，而我们都必须尊重他人的选择，这就是自由平等的真意。当你们点头，那么我们已自动承认，除了国家权力即主权所颁布的法律，事实上道德已退入一种私人的领域，所有人都有说喜欢不喜欢的权力，但是却没有评价对错的权力。因为那只是你个人的标尺，你在评价他人的时候如何知晓你的标尺具有普适性？我们承认所有人都可以拥有各自的意见，而这些意见是真理么？不是！当今的道德争吵往往陷入没完没了的原因就在于此——我们的逻辑推论一定都是自洽的，但我们在一切推论的来源，那个“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根底上就已经产生了分歧，于是道德有了许许多多的版本。信不信奉道德、信仰何种道德已成为个人的偏爱、喜好和选择，而国家在确认自由平等这一原则的时候，已承诺在价值上保持中立，并不提供真理，只提供法律。那么，从来没有一部法律规定一个单身男人可以拥有的恋人的性别与上限，我们又都承认每个人对于自己道德律选择的自由，对于确定什么是幸福的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力——那么，段榕为什么会需要为他的个人行为进行辩护呢？”
底下一派炸了锅的
沸腾，娱记群情激奋指责他是诡辩。顾东林依旧安静地侧耳倾听，嘴边浮着一层若有若无的笑意，听着他们无外乎社会影响、道德规则的提问。
有人说：“段榕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还刚刚拿了今年的金曲奖，难道不应该为社会树立榜样么？”
顾东林顶了顶眼镜：“现代化的社会是碎片化的，职业与道德是彻底脱钩的。当我们在提及‘音乐制作人’的时候，我们都会赞同，这个职业的衡量标准是‘能否作出好音乐’。履行社会指派给他职责的人就是好的，拥有这种特殊的或专门的技艺，他就可以被称作是好的工作者。就像《伊利亚特》第一卷中，当阿伽门农打算偷偷占取阿克琉斯的女奴时，内斯特对他说：虽然你是好的，但不要夺走他的姑娘。不是说因为阿伽门农是好的，所以他不应当强占那姑娘，也不是说，假如阿伽门农占取这姑娘，他就不是好的。而是说，无论他是否占取那姑娘，他都是好的——城邦给予阿伽门农的职责是王，王只要做好他的本分，规划策略、领导战争、获得胜利，他就是好的。现代社会中，当我们在以职业的眼光看待一个人时，与这种情况非常相像：我们认为德才是脱钩的。技术而非道德是成就的标准。往往一个人的才能愈突出，大家就理所当然认为因为德行应该放宽标准。”
底下记者喧哗更大，简直要炸开了锅：这么一个人，在他们面前公然地否定了道德的存在，但是非常糟糕地，根本抓不住一丝错处可以切入、推翻，逻辑无比之严密，体系无比之巍然，再加上百分之八十听不懂……偏偏，他的出发点又无比之正义——自由与平等，谁他妈敢说舍鱼取熊掌，谁他妈敢说个不字啊！
顾东林准确地调控着现场气氛这根弦，娱记交头接耳甚至是破口大骂，但顾东林只是安静地站在台上，感受着那根弦越来越紧，面上不动如山。
然后在气氛濒临失控的时候，字正腔圆道：“但是，那是不是说段榕做的就无可厚非呢？是不是说他这些行为就没有道德呢？”
娱记们被他耍得一愣，由是他愉悦地顶了顶眼镜：“我要说的是，不，事实无疑并不是这样子的，他做错了，他一定是做错了。大家今天能站在这里，对段榕进行诘问，这是非常高尚的行为，这正意味着，这世上尤有一个统一的正义、统一的道德标准，凌驾于个人选择的自由之上。只是现代道德语言假象背后是严重的无序，让人们找不到它，以为它已经死了，或者即使模糊地感觉它存在，也只有碎片状的印
象，概念完全无法统一。就像修昔底德描述科浮岛革命时所说的：词义不再对事物有同样的联系，而是被人们随心所欲地改变，轻举妄动被认为是忠诚勇敢，拘谨而拖拉是懦夫的借口，中庸是懦弱的伪装，知晓一切是什么也不做——随便你信口开河。这是我提醒各位谨慎评述性语言运用的初衷：我们在所有客观的和非个人的标准都丧失以后，继续使用道德和其他评价表述，好像他们被客观和非个人的标准支配一样。但是曾经，我们非常清楚明白地同意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也非常清楚明白地同意，好的行为指向真正的幸福，而坏的行为指向堕落与失败。今天段榕站在这里，诚恳地道歉，并不是因为他本性是个恶人，而是因为他跟社会上大多数人一样，丢失了那个道德的标准，以为将自己从道德中解放出来就是自由，就可以自由地追求欲望的满足。他听从自己的欲望追寻幸福的假相，他不相信他做的事情不对，他不知道他做的事情会让他后悔，他不相信道德对他有惩罚的可能。”
说到这里顾东林满意地俯视了一下全场，给自己的第一阶段防御做了结论：“所以说，他不停地更换恋人，做出让社会难以容忍的行为，并不是因为他天性险恶，知道这不对还去做，而是因为在他的心里，他不明白这是不对——他不明白。他曾经就跟站在这里的各位一样，真诚地认为自己内心所坚持的标准是正确的，只是他比各位离那个真正的正道更远一些，他和大家一样，是自马基雅维利以来的现代性的受害者。他不是个坏人，他只是个愚人，被自己在事业上的成功冲昏了头脑。现在，我很高兴在座的各位借由这个机会让他明白什么是对错，但是也提醒各位，在对他进行评价的时候请审慎。”
此话一出，整个针锋相对的基调就改了。顾东林并非要将段榕完全洗白，因为他不认为底下的所有人都能听懂，也不认为听懂了就能认同——当然前者占绝大多数，但他绝不是来寻求对立的，他需要把自己变成与他们同一阵营，这样才能拥有同意，进而灌输。他所做的，是尽可能将段榕的定位从“犯淫”强行拗成“愚人”，依旧是很低的位置，但更可以为社会接受。社会上的大部分人都是末人，道德制高点的地位本身并不能给他们带来愉悦，给他们带来愉悦的是在这个位置泼脏一个在一切外在资本上远超他们的人：跟富人炫富一样，穷人无富可炫，炫道德。而真正的事实是，如果他们在段榕的位置，也许比他还要不堪入目。
但是愚蠢就不一样了。所有人都能轻易接受这种说辞，因为对智
商的否定无疑是给人最严重的打击，没有什么能比人笨更严重——在自以为是的年代。于是那些道德制高点们就获得了另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