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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群年轻人在同样的激情下汇聚一堂，兄弟般的情谊足以让人付出青春。我多么不想离开它！
“我还能上前线吗？”我用最大的克制使自己不至显得在冒犯上级。
但是第二天我仍然只得摘下象征精锐部队的LSSAH肩章，去负责“帝国的安全”。你能违抗的东西最终绕个圈子，回来绊你一脚。你所遇到、撞破或绕开的那些障碍，最终描绘出国家的轮廓。
1946年9月1日
【编者注】
历史学家评价古人功过时，总以为古人也像他们这些后来人那样能够洞悉全局。这缺乏常识的想法何以到处发酵？因为只要承认冢中人并非全知，对功过的评价就变得无比复杂，超出了书生们的才具。
何况社会是在恒河沙数的人类个体中运转的，正如北大西洋的飓风可能发端于南美洲一只蝴蝶的翅膀，该不该追究这只蝴蝶的责任呢。
作为一个战后大学扩招的潮流中在拥挤的宿舍和占不到位子的图书馆之间摆渡的“知识分子”，我的老师每每教导我，要和我的每个阿姨的儿子一起去向那些退伍军人、寡妇孤儿、破产工商业主传播正义。要捂上他们的耳朵，好让这些真正经历过战争和极权的人们听从我们这些当时还在学步的小家伙，还有我们来自西方净土的老师的宣讲：
鲜花战争是一场假象。在这之前纳粹刺杀了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对其他内阁成员发出恐吓，并对与奥地利结盟的意大利等国家实行收买政策，使其倒向德国。这些不可至于阳光下的阴谋才是奥地利失去领土独立的原因，国防军入驻的光辉事迹只是掩盖了这些真正原因，才呈现出奥地利自愿加入德国的假象。
这是课本的内容，不过我能够保证，刺杀和恐吓都真有其事。但事实的一部分是否能替代另一部分的事实？
我更情愿去思考那个时代某些以德语为母语的人对外族的态度，以加兰先生的利奥波德城枪击案为例。“世界上任何种群的孩子都有明亮光洁的双眼，任何民族的家庭也都一般无二的温馨。”这句话出自一个隶属于种族主义的党卫队的人笔下，令人毛骨悚然。
是魔鬼，还是魔鬼的替身？从纽伦堡的法学家到联邦德国的大学教授，人们在各自的领域思考大屠杀何以实现。有人诉诸体制，有人诉诸现代性，也有人在历史的故纸堆里发掘欲加之罪，死者已经长眠二十年，定论却遥遥无期。
事情总是一些人在做，而另一些人默许。当加兰先生持枪在犹太教堂门前片刻停留时，他仍然尊重着他们的异教信仰，但下一刻这种潜意识里的尊重就被关于国家的宏大话语淹没，死亡也无法打破这样的冷漠。
后来的一次交谈中我问道，“如果当时被射杀的是德意志人？”
“你见过车祸现场吗？”他说，“那么你会明白，横死的陌生人也足以让你发自肺腑地难受。”
“但也许不会让你痛哭？”
“你为民主德国死于饥荒的人哭过吗，他们可也是德国人。”
和一个比我年长一辈，又亲身陷入过世界的复杂性的人辩论是不明智的。但我还有另一个办法。我把一饼磁带放进录音机，一段小语种的新闻播报匀速播放出来。它的声调在句末总是滑行向上，句子很长而单词紧凑，每念一句都要深吸一口气。
“你觉得这是哪种语言？”
“难道不是德国的某个方言？”他皱起眉头仔细分辨着，“有一些单词是德语的，每句都有。”
“意第绪语。”我看着他惊愕的样子，击败父亲总是一件快乐的事，“你在利奥波德城听到的也是这种语言。你当时没留意？”
他沉默了下来，把磁带又听了一遍，然后承认道，“它确实非常像德语，而不是像别的语言。”
“据说一般德国人只要连续听三个月，就能听懂意第绪语。这段时间还不够学会法语呢。”
他陷入更长的沉默当中，而我简直得意忘形。
我不知道他后来有否重新思考犹太人和德意志人的族源关系，不过所有主流的语言学家都倾力否认意第绪语和德语是近亲，反而将之与斯拉夫语联系在一起。不料，一位前党卫队成员撕破了这件皇帝的新衣。
、心理医生
【原文】
被宣判死刑后的某一天，两位黑头发的心理医生造访了我。他们自称是纽伦堡特遣的，这个来头让我受宠若惊。
“您看起来消瘦，您有哪里不舒服吗？”他们之中较为温和的那个先开了口，用的是英语。
据闻纽伦堡的战犯享有与心理医生谈心的待遇，作为不得获取报刊杂志、不得与辩护律师充分沟通的补偿，以防止他们因为与世隔绝而丧失等待被处死的勇气。作为一个只能由美国单方面判刑的小人物，我的待遇是否越了级？
但心理医生是一种古怪的生物，他们说人话，却从不听人说话。我确实掉了一点肉，但还不至于向他们哭诉什么。
“我的不适并没有超过兰斯贝格的平均值。”
“您或许会发现，必要的宣泄对健康更有利。”另一个方脑袋的家伙开了腔，令我惊讶，他说一口奥地利音的德语。
我诚恐于刚才的对话是否足以让他们确诊“叛逆人格”或“自我封闭”之类的病症。但为了阻止这一点而努力辩解，又会获得“受迫幻想”和“自我意识过盛”的殊荣。我只好请他们随意坐下。也许真正患有臆病的是这两个想象力超群的生物，出于人道考虑，我不能主动刺激他们。
“您在法庭上承认了罪名，但也许那不是您要说的全部。”方脑袋用尽量平和的语气说道，同情是使人打开话匣的手法之一，“您对利奥波德城一案的处分最为不平，我猜得不错？”
激将是手法之二。
达豪审判赠我几项罪名，其中反人道罪得自1938年德奥合并时在维也纳猎杀犹太老幼。他们用当时的报纸作为杀人证据，报纸将英国间谍也笼统地报道为犹太人，达豪因而起诉我迫害犹太教会人员和民间组织。我的辩护律师仅仅给出“没有犯案动机”的无力辩驳。
我真的迫害犹太人了吗？
“贵国的主要报纸无一不刊载此事，您还有什么辩解？”
看来德国是个没有书报审查的自由国家。
然而海洋法系对证词的依赖超过了客观凭据，只是辩解同样无效，我还是被判了死刑。并非每个站在你对面的人都可以交谈，在冥顽的心灵面前，语言的障碍都退居其次。
我沉默的时间有点长，只好打破尴尬，“您猜得不错。您是来猜谜的？”
换成他摆出一副抱臂的自闭作派了。
在那个讲美式英语的医生打圆场时，我发现这场景颇类于刑警办案：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犯案人总会被其中一个激怒，继而错误地向另一个人寻求庇护，结果透露了罪行的细节。可我对罪名“没有丝毫的追悔”，也许他们是来考察我的油盐不进是否来自纳粹精神？
“坦言自己的身份是沟通的开端。”医生大都以法官自居，但情报人员尚未遗忘与人交往的基本礼仪，“我想您是德国人，尽管您努力把奥地利音说得更像美语，但是只从神态也能看出您的祖国。我来自法兰克福，名字您已经知道了。”
他的偏见带有德国式的固执。
而他开始变得更不乐意。
“您是来自德国的犹太人。”我补了一句。
“好吧，”他无疑受过尚算合格的高等教育，能模仿一点他以为然的上流礼仪，“我的确是犹太人，希望这不至使您蒙羞。”他深吸了一口气，“我的家族曾在奥地利生活，而我生于美利坚的纽约市。——古斯塔夫？吉尔伯特，我的同事，莱昂？戈登逊。”
“看，必要的宣泄对您的健康是有利的。”
“我也是纽约人。我和您是同龄人。我们是来帮助您的，如果您想倾吐一些什么的话。我们是中立的。”戈登逊体谅地用了简短的词句。
有时候憨厚的态度比精巧的语言更利于沟通，在这位友善的山姆面前，我不禁为两个同样说德语的人的隔阂感到悲凉。不过，伪装的善意倒是不如直白的恶意更具表达力，我能轻易捕捉吉尔伯特的想法——他是个有受迫幻想的犹太胜利者，想用纸上谈兵的心理学知识解释纳粹党人何以统治德国。但我难以猜出戈登逊的来意。
“我能否只与您交谈？两位医生同时在场会令我紧张。”我对吉尔伯特说。
他想了想，然后摇摇头，“我们司职不同。”
“您是这位先生的翻译？”我激将。
“我们都是心理医生。”
我陷入椅子的后部，决定沉默一阵子，直到他们妥协。
那天的谈话因为我“防御心理太强”而无法进行，他们提供了卫生院水准的体征测量之后就走了。在监狱里呆久了，即使是失去两位来历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