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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人是在第二帝国战败的耻辱当中长大的，我们由此建立第三帝国。过去十二年，国家和我们之间好像真有一条血脉相连。那是青春的声音，一段激进岁月，当我在十二年后的冬季重新走在莱茵河岸边，看着德国最繁荣的工业区因为灯火管制而只露出零星烟火时，想到的就是这些：该怎样把战争坚持下去，德国的国力已经接近衰竭，他不能两次遭受耻辱。
月亮明晃晃地露着大半张脸。云影里一丛黑点从天边移来，能够看出它们排着菱形或W形的阵。猛然间高射炮的光束划破夜空，天上划过坠落的浓烟，但更多的飞行方队涌集过来。
我听见飞机马达声，肥胖的美式B24轰炸机夹着两肋的高爆弹，扑向近地。火团向天空卷去，路德维希港的方向升起浓烟，一连串的继发性爆炸响起。合成石油的高塔在浓烟中轰然倒下，金属化为废铁的声音霍然，随后是毁灭性的更大规模爆炸。在打着转儿轻快返航的美国飞机的尾烟里，我看见帝国倾颓的景象。
人们相信生命会在帝国的泥土下永生而死去，活着的人越过他们继续向前，但现在已经没有战争赖以为继的化学食粮了。第二天我回到空军战俘营，机械地对几个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发问。“您怎样瞄准目标？这一带无数的城市在晚上漆黑一片，您如何在它们当中找到路德维希港？”在被告知BASF已经一片火海之后，美国人颇有同情心地说出答案：这里是内卡河汇入莱茵河的地方，当时月光明亮，从飞机上能看懂河流的三岔口泛着清晰的银光。
它泛着清晰的银光。莱茵河最繁荣的地区本该灯火通明，现在河水在黑洞洞的一片当中指出死亡的坐标。我掏出久在腰间的Sauer，手臂抬到平准于对方眉心的高度，在神色变化之前他已经应声倒地。
我杀过战俘，那个俄亥俄佬再也见不到故乡的玉米地，或许还有他的亲人。
一个月后阿登反击战打响，所依靠的燃油来自瑞典，但出于一些原因没有尽数供往部队。战后我在纽伦堡和老上司施伦堡交肩而过，他复杂的目光泄露了个中原委。最后我回到路德维希港，这里已经是前线，敌人越过西墙，和东线的苏军会合于雅尔塔的阴谋。
在1944年奇寒的圣诞周，作为先锋的警卫旗停在阿登山区的雪海，这些一度让蒙哥马利逃回巴黎的部队再没有向前一步。四年前我们一起去巴黎，那时都是跃跃欲试的年轻尉官，四年后他们深夜在河水里游过十二月的寒冷，擦亮刀尖奔赴殊死之战，他们本该和死者一同胜利，而废弃在深雪里的装甲残骸载着帝国的尊严，出师未捷。
其后我放下武器，走进美军的战俘营。他们怎样看待我这个背约者。最深的责罚也无济于事。现在我们又在一起了，不在瓦哈拉，是人间的末日审判法庭。
1946年7月11—15日
、化学工程师
【原文】
路德维希港是德国西部的一座小镇，内卡河在这里流入莱茵。如果不是法本化工的一家大厂（BASF）定址于此，它不会成为莱茵河的第二港口。三十年代的路德维希港有绵延不断的码头，冒着浓烟的货轮长啸着缓缓走在河道上。法本是德国最大的企业，BASF的技术居于世界化工首位，在凡尔赛束缚下的三十年代，那里的工业奇迹再现了威廉时代的风景。
当时化学界的研究热点是自由基聚合高分子，海德堡有许多教授为BASF做研究，自由基开启了老辈不曾设想的新化工时代，耐腐蚀易塑的新材料广泛应用于民用和军工生产。
作为化学系的学生，我也多次到那里见习。商业研发把知识变成直接的效用，我们在联合实验室里写下卤代烃高聚物的生产流程，窗外弯曲缠绕的合金管道在秋日反射出太阳的光芒，白色的烟雾蓬勃着向天空飞去，人造橡胶被生产出来，用于制造军用载重卡车的车轮。
如果循着这条道路往下走，我会在化学界的顶尖高校拿到博士学位，从事世界前沿的化工研发。德国稀缺能源和材料需要替代物，我求学时所有的骄傲都会在这个领域延续。
但就在我读大二那年，纳粹上台，凡尔赛条约废止，萨尔州回归，军队开过莱茵区，一切都焕生奇迹。两年后我终结学业，投身为警卫旗仪仗连的一名士兵，每天身穿军礼服在总理府前迈着正步，像一枚坚毅的锡兵。
如今想来，德国就在那时朝未知的方向脱缰而去，我的个人命运也在那时转向深渊，但当时我想的是什么。1933年我刚满十八岁，德国显现出复生的假象，我投出的第一张选票上写着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字。
人生是不容假设的，当时我所选择必有原因。但现在我坐在死牢里，设想能迈过设身处地的青涩，以今日的洞察力再做一次选择。让时光溯流十年，我重新站在大学毕业的十字路口上。
“你不该退学。”我年少时的伙伴说，在海德堡金色的落日下我们有过一次争吵，伤筋动骨直至分道扬镳。我是以优秀学生的身份毕业，我的导师曾设想日后由我来接任他的教职，但如果，我没有“退学”：
1945年夏，柏林施潘道区的一栋小楼里锁着一位化学工程师。脱去实验服后他仍然注意衣服褶皱的整齐，眼镜上粗浅的度数是常年读取数据所致，他一言不发，仔细修剪的指甲因为缺乏营养而扁平。
这位法本化工的高级工程师被剥夺了职衔，软禁在此等待审查。前来探访他的挚友也已年过三十，略旧的西装上戴着讲究的手帕，一派巴黎青年才俊的风仪。他从法国回到满目疮痍的家乡，故人昨是今非。
“从你的自陈来看，情势不容乐观。”我的朋友比大学时更能克制情绪，只有前倾的上身透露出他的关注。在这个故事里，我没有在本科毕业后参军，而是读完博士，以我的进度应该是在1939年。当时很多一流的工程师因为血统或政见而离开德国，我在法本研发高分子新材料，因为前述原因而平步青云。次年，法兰西战役打响，能源紧缺使合成燃料成为科研的重点，老一辈很难改变研究领域，开发新热点就落在我这一辈人的肩上。战争时期，德军几乎所有的润滑油和炸药都来自法本，如果不是合成燃料的成功投产，二战在1944年就结束了。
“法本和帝国化工协会都被认为是纳粹化的组织，它们直接支持了德国的侵略，身为其中一员你难辞其咎。”我的朋友把自白书在手里收拢，陷入椅子的后部。我因为纳粹党员的身份而失去工作，又因为曾是法本能源部的高级工程师而身负战争罪责，“但也有另一条路，美国希望引渡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那里你将获得自由、从事科研的机会以及相应待遇。”
“我拒绝。”我看着他，我说这句话的眼神一定是太硬了，乃至他笑了起来，“这真像你的做法，但我是在猜到你会这样说的前提下，决定来见你的——我在当时就应该劝动你出国。”
当时是1934年，纳粹上台后开始清算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和魏玛分子，即使在舆论宽松的海德堡也有一些教授被迫离职，因为发现阴极射线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勒纳德教授操纵了这里，把校园舆论导向种族主义，很多城市爆发焚烧非日耳曼书籍的运动，在学校，犹太学生遭受排挤乃至殴打。“这个国家已经疯了，”那时他念大二，大学生活刚刚走上正轨，“来论证一下，于公于私我们都不该留在这里。”
那时开始，德国走向极权的深渊，军国路线和克虏伯的军工业，妖魔化的犹太形象，作为少数族裔的犹太人执掌德国金融界的事实，沉重的经济危机和失业的狂热分子，大量涌入的东欧群氓，孤悬国外的东普鲁士，纳粹以疯狂的方式让几个势力咬合在一起形成了第三帝国，先天的罪恶变成累累罪行。
我们都是一流大学的佼佼者，理当在学术上有所追求。但那时学者离散四方或臣服于政党，战争造成的紧迫局面也必然限制科研的方向，学术根底因之溃烂。“我们留在这里，就是背叛良知、理想，和真正的祖国。”我的朋友敲着桌子大声说道。
“但是，我们应该去哪，”我看向他焦灼的眼睛，“总得选择一个国籍，你在法国或英国也能找到卓越的人文学者，但是最顶尖的化学系、半数以上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在德国，我正在接受的是世界一流的化学教育。”
在这个故事里，我们不像真实经历里那样争执得面红耳赤。后来我的朋友凭借斯特拉斯堡的交换机会踏上德法交界的土地，由此前往巴黎，而我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