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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活动等。涉密文书是直接呈报给各部门主管或局长本人的。
3、涉密文书是指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或与国家大事、高层领导密切相关的文书。
4、1938年11月初，我个人并未看到任何关于平定犹太暴乱或与之相类的文书。既然这件事关系到全国范围内的民族政策，料想它是涉密的。
5、1939年7月，施伦堡组建四处E科并担任科长，我是二组的成员。这个分支主要监察国内外的主要报刊，它与三处合作负责书报审查，但主要职责是从报刊上获取情报。RSHA的建立时间很短，信息往往滞后于媒体。二组是个典型的文职部门，E科本身也主要招收各大高校的文科生，它的非军事化特征一直延续到日后的六处。
6、我本人曾是警卫旗的军人，但在那之前我受学于海德堡；E科科长施伦堡则是马尔堡的学士；日后成为六处S科科长的斯科尔兹内是一名特种兵，但他也拥有大学学位。余者请详参庭审记录，我相信其中不乏博士头衔。
7、1940年5月法兰西战役期间，我跟随军队前进，其后参与组建RSHA的法兰西分部。随后我在国防军总参学习，直到1941年南斯拉夫战役开始。
8、六处的巴黎分部设于福煦大街，那里的确是巴黎的富人区，但选址依据是这个街区的良好治安和建筑的私密性，以及与当时仍然生活于此的法国邻里的和睦关系。关于进占巴黎后六处获得的财产：巴黎分部征用了一座空置的小楼，桌椅不全，尚需多方寻觅。附带一提，当时六处处长为海因茨？约斯特，施伦堡是在次年6月继任的。
二
1、1938年6至9月间我正在入职培训，与施伦堡的共事是9月后开始的，职责与权限已如前述。具体参与的事件有：1939年春天我参与了RSHA进驻捷克的行动，是年年底负责对国防军反对派的调查。对于文洛事件，我略知它的前期工作。
2、文洛事件是一起突发事件。时任四处E科（主管国内反对者）科长的施伦堡间或会被授命一些国外任务，这是因为国内反对者大半与德国的敌国相联系。1939年9月间，我在明斯特办理一桩国防军将领里通外国的案件，施伦堡在附近的杜塞尔多夫。他曾问及这个案件的细节，并要去了几套国防军军装。文洛事件中他以“国防军总参军官夏梅尔”的假身份赢得英国间谍的信任，但据我推测，逮捕他们并非施伦堡本人的意愿。
3、只需要一些逻辑便发现这一点。人们很容易认为卧底是叛徒或卖国贼，但他的实质功能更类于中介。你需要付出一些情报，才能换得情报，这恰恰是双方建立信任的方式。事实是，直到次年不列颠战役开始前，施伦堡仍在设法把手下最优秀的卧底间谍派往英国；我也曾耳闻海德里希对施伦堡与英国人过于频繁的交往的批评。那么既然他希望与英方增进往来，逮捕文洛的两位军情五处高层就无异于作茧自缚。
4、我在文洛事件后获得了一枚二级铁十字，这是因为我提供的关于国防军反对派的信息使施伦堡取得了英国人的信任。这些信息是在此前的国防军谋反案中取得的。
5、我并不知晓被抓获的两位军情五处高官下落如何。不过1943年时我与因为“黑色乐队”案而被捕的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神父交谈过，略知他在狱中的情形：彼时他正与同在狱中的白斯特过从甚密。“黑色乐队”大体上是亲英的，不过一位身陷囚牢的前军情五处官员与业已被官方定罪的反对派明目张胆地往来，可见二者的触角远未限于牢狱之中。
6、关于朋霍费尔、白斯特，或“黑色乐队”。从1939年开始，RSHA已经对“黑色乐队”了如指掌，1939年9月我办的案子即针对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本人，当时已知道他与英国联系的细节。正是这些证据使施伦堡成功假扮了夏梅尔。不过哈默施泰因只被革职，其后又复任国防军高层军官。这是施伦堡的直属上司、海德里希的主张。把文洛抓获的间谍投入集中营，是希特勒独裁的体现。
三
1、从1939年9月涉及国防军密谋案开始，我就与藏有众多“黑色乐队”成员的国防军分不开了。1942年后我成为RSHA六处与东线外军处的联络人，期间涉及了东线情报工作。
2、齐柏林飞艇计划是在1942年末开始的，这年7月，我出任六处在东线外军处的联络人，此后对总局的事务知之寥寥，关于飞艇计划也仅止于耳闻。
3、就我所知，飞艇计划开始时，德国在东线已经转攻为守，不过一年前的快速推进中捕获了大量苏军俘虏，此时正直动摇期。我听到一些消息源并不明了的传言，飞艇计划是从战俘营里寻找那些可以改造的斯拉夫人，让他们回到苏联，从事反对斯大林政府的活动。
3、很多集中营也兼做战俘营，当时人们不知道那里也关押犹太人，今天则以为它是专为犹太人而造。
4、飞艇计划的具体活动已经超出了我的权限。即使它不涉及保密条款，每个部门也都竭力保护自己的权力，不向无关部门的人透露内幕。一般而言，地下活动是根据行动人的特长来展开的。文化人去放映民主色彩的电影、撰写传单，工人在工会传播外国同行的薪酬待遇，司机利用工作之便运送联络人或资料。这仅仅是我的推论。
5、飞艇计划是利用获释战俘到苏联境内从事地下活动，它没有屠杀战俘的理由。
6、我未曾听过战俘营里存在战俘非正常死亡现象。
我在不受胁迫的情况下自愿作出以上陈辞，已尽我所知，并力求准确。
速记人在第三段第6节末尾脱漏一句：你们是否听说过45年后德军战俘非正常死亡的传言？（手写，英语）
H。 Galland（签名）
1947年10月27日
、往日
狂喜可以是无比宁静的。让人获得解脱的不止超越体能的运动，把困惑已久的问题想出清晰而简洁的答案，人们便获得与俗利无关的成功感。如果答案甚至改变了既往的愚顽，它就直指向极乐世界。
在海德堡时我有幸遇到一位乐于辩论的朋友。二十岁上的粗糙理念被辩论反复打磨，对方的思维、措辞和辩论的手法、攻诘时的要害也被谨记在心。日后我们各奔前路，遇到更新的问题，仍能设想对方的见解。这些真正发生和想象当中的辩论随着经历而日渐精致，最终塑造了我们笃行的人生法则。
热爱思考的人很多，赖以为生的人则很少。对我来说，思辨的重要性不亚于德国猪肘。这不意味着放弃一半伙食来寻找思辨的话题，二者的关系就像空气与水。我惊讶于一些人能像空气兰花那样只依靠很少的水土便能生存，也惊讶于他们每以为只有空气是必要的。当你谈及阳光或知识、水源或思辨、微风或挚友、蜂蝶或快意江湖时，他们便嗤为不切实际；当你谈及泥土或家学，他们更横生妒忌。
只有戈壁上的动植物才这样坚忍而冥顽，但生活在温带大陆气候下丰富的自然资源当中，有着富饶而强大的国度的人们，竟也认定存在“低层诉求”和“高层诉求”，又对后者敬而远之。富可敌国的人训诫子嗣务要子承父业，而不是开创自己的理想。
如果信念是一种奢侈品，那么我就是个富翁。奇怪人们认可前半句话，却推导不出后半句的逻辑必然，因而我只能与很少的人分享这快乐。
我们谈及时代的涡旋。那时化学重新臣服于量子物理，后者却又遭受政治的攻讦。折弯的真理是否仍是真理，臣服的学术是否仍是学术？我的朋友引述了一句古代箴言，“没有一个屈膝的人是日耳曼人”。
那是在海德堡众千条小路之中的一条上，我们这一代人在漫长的行走当中交换思维，共同成长。时代因此而前进得更快，我们也更早地度尽青春。拿人和真理作比是错误的，因为不屈膝的人未必是握有真知。
“但追逐真理的是人，到处闲逛当然也有在路上捡到金子的可能性，但你总不会因此每天闲逛。”那个有着一头总也梳不平的蜷曲头发的人靠在山径壕沟般深陷于地下的岩壁上，显露出常有的欢愉。
相对于个体短暂的生命而言，这个思维是有意义的。正是“我”在追逐真理或任何种类的道路，“我”必然会考虑世界般宏大的理想是否在我有生之年，愿意垂顾于人类的窥探。
“是人类创造了上帝和创世传说，亲爱的逻各斯。是你我和众人在选择世界。”
“那么学界今天的样子，”
“如果有人能把执权柄的人赶下去，就能改变它。”
我们的谈论时常游走在危险的边缘。化学家放弃了他们捕捉到的量子世界，物理学家继续前行，但无法让自我的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