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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认知问题的正确率比那些家里没有铺水泥地面的儿童高出30％~100％，孩子母亲的幸福度也高得多，她们的抑郁程度下降了50％，而且焦虑水平也降低了。铺水泥地面家庭的母亲对生活的满意度提高了69％，而这种幸福的成本不过每户150美元。毫不奇怪，墨西哥联邦政府后来决定把这一项目推广到全国。
工业化国家比较富裕，人们的生活也比较富裕。即使这样，金钱仍然能增加幸福度。欧盟民意调查连续30多年询问欧盟公民的生活满意度，根据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最富裕的25％的人口中，有近13的人自认为“非常满意”，而最贫穷的25％的人口中，同等满意度的只有23％左右。
美国的调查结果也差不多。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的关于美国人行为和信仰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最富裕的14人口中有40％以上的人自认为非常幸福，但是最贫穷的14的美国人中，同等满意度的只有25％。
金钱可能无法永远保证幸福。不过正如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所指出的：“人们能够想象到的生活中的任何变化，对于幸福度提升的效果，都比不上从收入最低的人一跃成为收入最高的人。”
我所在的纽约第十一国会选区，属于不太富裕的一个地区，从相当贫穷的东弗拉特布什和克朗高地延伸到相当豪华的帕克斯洛普。统计资料显示，这里的家庭平均年收入为51300美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大约1。2万美元。这里的人们脾气不太好，2009年，盖洛普民意调查机构、康威医疗保险咨询公司，以及美国健康保险计划游说团体，根据人们对生活、工作和健康状况的满意度，发表了一份所有选区的幸福指数对照表。我所在的区在全美名列第421名，倒数第15名。
最幸福的选区离纽约第十一选区非常遥远，在美国大陆另一侧的加利福尼亚。位于旧金山和圣何塞之间环抱太平洋的加州第十四选区，包括了高科技走廊硅谷的一大部分。与纽约的布鲁克林相比，那里风景秀美，气候宜人，而且家庭年平均收入是11。66万美元。 财富与幸福的关联是有一定限度的，这源于人类最独特的本能之一适应能力。人们能够从失去亲人的痛苦中恢复过来。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人们因伤病致残后会觉得幸福感大幅下降，但是很多人能在此后的一两年里有相当大程度的恢复。德国关于婚姻和幸福的研究发现，德国的寡妇遭受丧夫打击之后可以在两年里恢复正常。
幸福也同样不会长久不变。德国女人从恋爱到结婚的两年里幸福感持续上升，但是从婚礼那年到达峰值后开始下降，之后两年里又回到恋爱前的水平。那些快速致富的人也是如此，研究发现中乐透大奖的狂喜消退得相当快，即使是数百万的大奖。中奖人自己认为，中奖6个月以后，幸福感回到中奖以前的状态。
20世纪70年代，南加州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发现了经济学史上有关幸福研究的可能最有趣的现象。通过对25年关于幸福调查数据的仔细分析，他得出结论，虽然经济方面有了巨大增长，但是美国人的幸福指数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并没有显著提高。
这种倾向可以用适应性来解释。不过伊斯特林却提出，这种模式是由一种完全不同的变化造成的，幸福可能不单单取决于人们的实际幸福度，还取决于与周围人群相比较的结果，我们感到幸福是因为比邻居过得好。
其他经济学家此后也发现了有关幸福相对性的类似例证。看到邻居更有钱，自己的幸福度就会降低。简单地说，自己丢失1000美元，与看到邻居得到1000美元引起的不快程度相同。收入差距越大的地方，自杀率就越高。伊斯特林提出，金钱给那些很穷的人带来的幸福感要比富人的长久一些，收入提高会使穷人的生活条件改善很多。不过一旦越过欲望的某一道门槛，再努力争取就没有意义了。富人可能比穷人幸福，但是富上加富未必使他们更幸福，起码不会长久，这是因为收入上一个台阶所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很快就会适应并习以为常了。适应性这种特质可能对人类有好处。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和路易斯·拉约强调说，幸福的短暂性和环境上的适应性从进化史上可以找到根据。如果进步只能给人们带来短暂的幸福，他们就会有不断向前的动力。“不落邻居之后”的愿望也有这种作用，百折不挠的发展欲望能够增加生存的机会。正如亚当·斯密250多年前指出的，人们能够获得幸福这一信念，实际上是一种“错觉，它激发并保持人类生产活动的持续进行”。
既然经济发展并不会使我们更幸福，那它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伊斯特林是对的，经济增长的主张就不会令人向往。如果所有人收入的增加都是齐步走，人们之间的相对差距不会发生变化。如果增长使一部分人获利比其他人多，赢家增加的幸福与输家丧失的幸福互相抵消，结果是一种零和游戏。适应性给世界带来的希望更加渺茫，毫无意义地在幸福的跑步机上不断奔跑，不会产生丝毫结果。美国的创建者把追求幸福定义为公民应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之一。但是，如果人们真的能够适应一切，那么为幸福而奋斗还有什么意义呢？
有些心理学家甚至指出幸福感是与生俱来的，并非取决于环境变化，而是取决于每个人的基因组成。有些证据似乎也表明基因确实起到一定作用。明尼苏达州的孪生子登记资料库跟踪了数千对1936~1955年出生的孪生子。研究人员发现同卵孪生子之间幸福感的变化有紧密关联，因为他们有相同的基因。不论他们是否一起长大，他们之间幸福感的相似程度要超过学历和财产因素的差异。对比之下，异卵孪生子之间就没有这种关联，因为他们是由不同的卵子发育而成的。
但是，如果幸福感是与生俱来的，我们将面临一个比肯尼迪提出的问题更深一层的疑问：既然无法增加主观的幸福感，我们争取物质财富的积累还有价值吗？这会颠覆整个经济学理论。几年前，伊斯特林写了一篇名为“满足发展和幸福的幻想”的文章，把他对于幸福的研究结果直截了当地揭示出来，他一生所从事的研究“打破了所谓集中发展经济对社会最有利的观点”。不管怎么说，幸福的跑步机是个夸张的比喻，而伊斯特林也把他的研究结果说过了头。经济上还有其他方面的发展进步也能不断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反对这一观点的所有证据都貌似有理，却无法否定这样一个事实：经济发展仍然给人类带来很多好处。美国人的幸福指数一直不受发展的影响，这有些奇怪。1946~1991年，美国人均收入增加了2。5倍，消费者对耐用消费品的拥有率大幅增加，受教育程度极大提高，新生儿的预期寿命创历史新高。尽管如此，各项调查表明美国人的平均幸福指数反而有小幅下降。在工业化国家中，2000~2006年，只有4个国家的生活满意度下降了，它们是匈牙利、葡萄牙、加拿大与美国。
生活满意度的调查发现，除美国之外，收入增加几乎都带来了幸福指数的提高。过去25年左右对52个国家的调查发现，幸福指数提高的有45个国家，下降的只有7个国家。比较贫穷的国家，例如印度、爱尔兰、墨西哥、波多黎各，还有韩国，幸福指数都提高了很多。1973年时原欧洲委员会成员后来加入欧盟的所有国家，除了比利时以外，有9个都声称从那时起国民的幸福指数随着经济增长而提高了。
这些数据与前面说的那种观点相抵触，即我们被卡在幸福的跑步机上，每踩一步都要校正一下自己的理想抱负，然后重新回到起点。这些数据表示，即使我们真的适应了收入的增长，适应性也不会完全吞噬我们得到的一切。如果我们不断激励自己要超过邻居，我们仍能享受到金钱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改善。
如果说100美元给布隆迪人带来的幸福感比美国人多，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对于年收入低于400美元的人来说，100美元是个了不起的数目，而对那些收入是他们100多倍的人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不过经济发展在富裕国家似乎也能提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事实上，我们从伊斯特林的研究中学到的一课，并不是经济发展到达某种高度就不能进一步带来幸福感，而是它仍然能够带来幸福感。事实上，在我们的收入已经很高的情况下，多拿到的钱不过是锦上添花。经济学家对此有清楚的认识，把它称为“边际收益递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