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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没什么可以后悔的，学到的远比失去的多，下一次会做得更好。
公司关闭后，我就面壁反省，补习基础，准备为几年之后“东山再起”养精蓄锐。
1999年1月，有一个民营企业家G先生向我请教一个问题：“我给一个年轻人投资了100万元，建立一家从事环保信息应用开发的软件公司。他曾许诺一年内创利润上千万元，可是才过去5个月，他就把100万元用完了，什么也没挣到。我实在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请你帮我分析分析。”
这位G先生年龄有我的2。5倍，曾在西北当过几十年的技术兵，性格豪爽。他投资的那个年轻人叫Y（以下称Y经理），自称有英国的管理学文凭，奇 …書∧ 網能对公司的市场、技术、管理一把抓。G先生喜欢说“钱我没问题”，于是想也不想就投了100万元，并且给Y经理40％的股份。
G先生请Y经理到家里坐谈。我那时突然狡猾起来，自称是G先生的远房亲戚，在浙大读半导体物理，特羡慕那些做软件的同龄人，渴望听听Y经理的高见。Y经理果然信口开河，滔滔不绝，连绵不断，如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我激动地想去参观他的公司和产品，并表示要抛弃物理专业，立马转向软件专业。
Y经理得意而笑：“对于IT行业你就不懂了，我们经营的是一种理念而不是产品，这是国外最先进的思想。你可以来参观我的公司，但你看不到具体的东西，只能用心去领会。”
这屁话比曹元朗的诗还臭（《围城》）。我搞软件只有8年功夫，说我不懂IT行业并不过分。可我读了10年大学都没听到过如此“先进”的思想。如果这是英国管理学教育的成果，我认为自己已经发现了这个曾经是“日不落帝国”的衰败的真正原因，有必要找英国首相切磋一番。
我对G先生说：“Y经理根本不懂技术，为人极其浮夸。应马上关闭公司，以绝后患。那100万元你也亏得起，就买个教训吧。”
G先生说：“钱我没问题，那100万元就算我在澳门赌博输掉了。”
1999年5月，G先生又来找我请教另一个问题。
他说：“小林啊，你上次说得很有道理，我接受了教训。”
我说：“那是好事，不论年龄大小，知错就改总是好孩子嘛。”
他叹了一口气：“最近几个月，Y经理又花了我100万元。”
我当时差点给噎死，气凶凶地训G先生：“我早跟你讲过，Y经理不是好东西，叫你关闭公司你不听，你老说钱没问题，亏你200万元活该。”
老先生象犯了错误的小孩子：“Y经理每一次向我要钱时，都拍拍胸脯保证下个月就有利润，所以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掏钱给他，希望能救活软件公司。现在该怎么办？”
一个有20名职员的软件公司，程序员只有三四个，连“十羊九牧”都不如。200万元的财务报表中，有100多万元用于吃喝玩乐和行贿。这种公司完全无药可救。台湾作家李敖曾说过：“当你没法扶一个人上马时，也许应该拉他下马”。从5月份到8月份，我行侠仗义，替G先生清理软件公司，根除Y经理这些败类。
可是难哪，因为G先生投资的公司根本不把G先生放在眼里，又岂能让我插手。就在我想方设法卡住Y经理的脖子时，Y经理总能从G先生那里挖出钱。G先生就象被吸血鬼附身，却仍存幻想：“如果吸血鬼能治好我的病，就让它再吸些血吧。”
Y经理又和一个来自深圳的骗子H想了注意，教唆G先生再投资100万元新建一个“指纹”公司，说利润将比开发环保信息的应用开发更加可观（估计要用亿来度量）。就在他们准备鉴合同之际，我偶而路过，发现异常，便强行阻止。
G先生是个好人，但太顽固。好几次我气极想撒手不管，但又不忍心好人被坏人欺负。我曾请求G先生：“我求您别再说钱没有问题，您的私人财产会被人骗光。请让我把这漏洞堵住吧，好让我安心地回学校做完博士学位论文。”
到8月份，我和G先生的两个儿子，伙同“黑社会”的朋友，强行把那个软件公司搬回G先生的工厂中，辞退所有员工。现在那个软件公司被别人接管，仍然半死不活，好在每月亏损不过几万元，G先生承受得起，我就不再去碰G先生的伤疤。
我以前从未玩过与人勾心斗角的游戏，此三个月的经历让我疲惫不堪。那个软件公司的员工曾透露，Y经理的英国文凭大约是在上海或杭州某个大专培训班里混来的。方鸿渐买美国克莱顿大学博士文凭尚知羞耻（《围城》），而Y经理却趾高气扬。害得我平白无故为英国教育界担心，回想起英国鬼子曾打劫过中国，倍感耻辱。
G先生是正人君子，不防小人，实在不是现代的商人。我和他成了忘年交。G先生第一次见到我时问我工资几何，我答曰：“300元，够买几本书。”G先生甚为着急：“这样的条件怎么能生活？你就搬到我家来住吧，我家条件好，你可以安心地学习，将来可为国家多作贡献。”后来他几次相邀，我就看在国家的份上住入他家，一直住到博士毕业。自从读中学以来，我第一次享受食来张嘴，不用洗衣服的奢侈。唯一的麻烦是我得向很多朋友解释：“我不是被别人养起来了，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不得已才这么做的。G先生是男的不是女的，并且没有待出嫁的女儿。”
我在读博士学位的三年里，经历有点奇特。我遗憾的是“真才实学”没有长进，并且没有了在西电那样的纯真友情和缠绵爱情。略为欣慰的是我做了几件感人的事，也碰到了几件有趣的事，让我发觉自己变得成熟了。
我很想讲一讲自己参加希望工程的经历与感受。
1998年暑假，浙江省云和县梅源中学的老师们带希望班几名优秀学生来到浙江大学，其中有受我资助的何晓丽同学。我才知道初中学生一个学期的学杂费就要600元。何晓丽哭诉下学期不能再上学，其它的学生处境相似。我以前资助的2000元是5个人3年平均分派的，根本不起作用。
那时侯，公司倒闭使我债务累累，并且自信心遭受十年来最大的打击。我在入不敷出、心事重重的情况下，没有推卸义务，而是“变本加利”的去尽这个义务。我在西电的好朋友史江一替我“接管”了一个中学生。有一个小姐追求我，我乘机给她一个活生生的“见面礼”。1999年7月份，我把工资卡送给了一个大学生，自己成了无产阶级。从1997年11月起到我博士毕业期间，我直接或间接地为7个贫困学生捐助了约1万元。我有了几点感受：
（1）对人的帮助莫过于给予希望。
（2）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帮助比自己更困难的人，哪怕自己处于困境。
（3）帮助是要负责任的，一定要设法做成有意义的结果。不负责任的帮助就是“施舍”。“施舍”缺乏诚意，不配称为“帮助”。
不少人曾对我说：“你是做大事的人，不要在小事上浪费精力，更不要为了别人而害了自己。”
很多人总以为自己将来是伟大人物而不愿做小事，从而到死也没做成什么有价值的事。也有很多人希望自己成功后再去帮助别人，无论他最终成功还是失败，一辈子也没有帮助过人。还有很多人略有权势或略有名气后，便觉得自己吃喝玩乐、放屁、上厕所都是重要的事，在他们最能够帮助人的时候却以“太忙”“没空”为理由不去做好事。
我也在忙碌、在奋斗，也渴望成为伟大人物，但我希望让有意义的小事充实一生。
我还要讲另一件我常干的小事。
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保留了随地扔垃圾的“风俗习惯”，这恶习就象脚气那样虽然不致人于死地，但能遗臭万年。即便象浙江大学这等典雅的地方，你都经常可以看见草坪、校门口的废纸、果皮、塑料袋，垃圾就如同天使脸上的一砣狗屎那样鲜艳，人们竟然无动于衷。我记不请自己多少次当众、当道捡垃圾，可是几年来我都没有在大学里发现第二个做这种事的人。
我很想对所有的教授、博士、硕士、学士们讲句话：“救人并不只是医生干的事，保护环境也不只是清洁工干的事。只要你多化几秒钟，弯几次腰，就能让环境更加清洁，让心灵更加清洁。我们不必个个道貌岸然，但至少应该做到‘读书明理’。”
那些正在追我和将要追我的小姐们，你多捡一次垃圾就多一份希望，你丢一次垃圾就不再有希望。
我这样碟碟不休地讲“希望工程”和“捡垃圾”，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