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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工程思想-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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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填写“任课老师某年某月某日在我家乡英勇就义”,比谁的成绩更接近零分。更让我沮丧的是,这些行径都不是我发明的,我顶多是个跟屁虫而已,一点回忆时的自豪感都没有。
  我现在认为文科教育实质是素质教育,如果素质不高,男孩再聪明也难以成大器,当然也难以吸引好女孩。
  高考时我语文得了54分(是班里的中上水平),总分只比重点线高十几分。我不敢报考好地方,只好选择内地。选来选去只觉得西安与成都两个城市还不错,我拿把尺子在地图上一量,发现我家乡离西安的直线距离较短,于是就选了西安。老师们只听说过西安交通大学比较有名气,但谁也不了解。我以为在西安交通大学是学习开火车、开轮船的,尽管我也很渴望能开车开船,但考虑到自己的身材单小,就忍痛割爱了。我觉得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名字很好听,符合我做科学家的梦想,于是就报考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以下简称西电)技术物理系。
  上帝精神拌擞地从厕所回来,发现我已经上大学。也许他原先是把我安排在清华或者北大的,但事已至此,干脆也就撒手不管了。他这一偷懒反而是好事,我在读大学的十年中自由发展,成了卓而不群的学生。

  刚进西电,首先吸引我的是麻雀和馍。那麻雀滚圆滚圆的,简直是会飞的肉弹。它们不怕人,成堆聚集吵闹,常让我误以为是没有教养的一群鸡。那馍又白又大,既不放盐也不放糖,既不象馒头也不象包子。馍凉了后贼硬,据说有同学被楼上扔下的半块馍砸中脑袋,当场长出一个“肉包子”。最好笑的是人们把“馍夹肉”叫成“肉夹馍”,那东西实在好吃。
  西电原是军校,作风严谨,校园并不华丽,生活有些单调。尽管我来自山清水秀的地方,可我的确喜欢西电的粗犷与憨厚。有一天我看到一个新生写的很肉麻的赞美西电的大字报,有一句是“我踏上了东去的列车”,我不禁笑掉牙。这一笑意味着“大个子欺负小个子”历史的结束,“小个子欺负大个子”新纪元的开始。
  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刚好碰上美国打伊拉克(“沙漠风暴”行动)。那时全国都在谈电子战,我们全校都是研究电子的,而且以军事应用为主。在那种气氛里,同学们都有很强的使命感,并且被鼓动得信心十足。
  一日,系主任视察早读,偏偏有同学迟到。系主任喝问:“你为什么迟到了?”
 “因为我来迟了,”同学毫不含糊地回答,昂然入座。
  我在班里年龄最小个子也小,上课时就象猩猩堆里的猴子那么显眼。由于我们是物理系学生,第一学期的《普通物理》课程就显得非常重要。系副主任给我们上课,他长得象叶利钦,口若悬河,板书极快。象在高中上物理课那样,我常在“叶利钦”刚写完题目时就报出答案。开头几次,“叶利钦”满脸疑狐地扫视我们,好像是要抓住拔掉他自行车气门芯的那个捣蛋鬼。后来他在第一排发现了我,我俩乐得裂了嘴。课间候息时,“叶利钦”常坐在我旁边,乘他给同学们答疑时,我就用笔拔弄他硕大无比的手指,在他指甲上涂点什么。
  在第一学年,我就象乱草丛中的野花那样脱颖而出,倍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关怀。就在我光荣到感觉屁股都能绽放光彩的时候,发现了令我胆战心惊的学习缺陷——不会做实验。一进实验室,我就束手无策,浑身发抖。我相信大一的学生都有虚荣心,为了维护“最聪明”这个荣耀,我完全可以掩盖、躲避甚至偷偷地弥补实验能力的不足。
  我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为了对抗虚荣的引诱,我夸张其辞地把“缺陷”告诉每一个我认识的人,让我没有机会欺骗自己。
  聪明的人并不见得都有智慧,他可能缺乏“真实”这种品质。虽然我是在硕士毕业的时候才立下誓言——“做真实、正直、优秀的科技人员”,但我在18岁的时候就已经做到了“真实”,我必定一生保持。
  第一年暑假回家,得到一个惊喜:家里竟然有了电路实验室!
  因为我常在信中鼓吹自己实验能力何等之差,“长此以往,下场将极为悲惨”。父母经不起这种“恐吓”,教英语的父亲将半年的工资连同“私有财产”全部捐出,每周到很远的商品交易市场购买电子元件以及器材,在家里建立了实验室。父亲很威严,我从小就怕他,但那个暑假我一点也不怕他。我们一起做实验,都从零学起,话不投机就用电烙铁“交流”,完全是同事关系。后来,我的兴趣转向了计算机,家里的实验室就由父亲独掌,继续发扬光大。现在父亲修理电器的水平在家乡远近闻名,学生们都忘了他是英语教师。
  母亲是数学教师,年轻时略有姿色,智力远胜父亲。当她与他在山头的学校里相遇时,他一顿热情洋溢的饭菜就把她缴械了。我小时候家里很贫穷,家就象一条飘荡的小船,父亲划浆,母亲掌舵。当我6岁上学时,母亲就说:“儿子啊,你将来只能靠笔吃饭而不能靠锄头吃饭。”小时候,母亲怕我变狡诈而不允许我学下棋。尽管我在大学里已经相当出色,母亲来信总不忘叮嘱“德智体全面发展”。她常用独特的方式检查我:
(1)看我是否变胖。如果我胖了,表明我懒了。因为勤奋的人没有理由变胖。
(2)看我说话是否还快。如果我说话慢条斯理,表明我变笨了。因为脑子灵活的人没有理由说话不快。
  我读博士研究生时,母亲的眉头才舒开。她经常在师生中发表自由言论:“儿子的智力与性格完全是我遗传的,他爸毫无半点功劳。” 

  第三学期的主要课程是电路分析。电路题目常常很滑稽,当你满头大汗地解完方程时,答案往往是零。我归纳了不少公式用于简化计算,所以照样能在老师画完电路图时报出答案。学习是如此的轻松以致于我有太多的课余时间。
  在课余我常做两件有意思的事:
(1)我为学习较差的十几名同学办了补习班,给他们讲课,改作业,出考题。我就象老母鸡那样看护着一群小鸡,使班长、学习委员等班干部形同虚设。我这样做既提高了自己的表达能力,又帮助了同学。这事不是老师叫我干的,是我自己的主意。
(2)我经常在宿舍里焊接电子线路,技艺渐精。我曾花了两天时间,把磁带盒做成能发声、发光的精美礼物,乐颠颠地送给一个女孩子。可惜不久后我迷上了计算机,从此再也没亲手做过好玩的东西。
  上大学以前我根本没见过计算机。在第四学期时我遇到了十年来最敬爱的老师周维真,从而对编程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教我们Fortran语言,Fortran语言对我没有影响,影响我的是周老师高尚的师德以及他在教学和科研中的敬业精神。我从他那里学到的是怎样做人,怎样做学问。
  很多计算机系老师改作业时喜欢打“√”或打“×”了事。周老师不仅把作业里的错误都找出来,而且逐一评注“好在哪里”和“差在哪里”。为了不让周老师过于劳累,全系同学有一个约定:上课时不准吵闹,否则别来;作业必须清楚,否则别交;提的问题必须有质量,否则闭嘴。
  Fortran语言期末考试,我的卷面成绩是97分,有个女同学考了99分。我当时官为课代表,想不到被一个女生超过,甚为沮丧。可是报到系里的成绩单上,我的成绩是99分,那个女同学是97分。我以为周老师搞错了,跑去问他。周老师笑笑说:“你平时的学习表现,该得满分。不能因为考试中的一个失误而打击你的积极性,所以给你加2分作为鼓励。而她一上机就束手无策,要让她知道考试成绩高并不表示已经学好了,扣她2分以示警告。你本来就是第一名。”这时又跑来一个“查”成绩的同学,他得了59分,哀求周老师让他及格。周老师说:“你的试卷我看了好几遍,的的确确是59分。而你平时的学习表现也不会超过59分。这一分不能加,否则我会害你一生。”
  在我这一级(90级),周老师至少为技术物理系教出两名软件高手——我和马佩军。我和马佩军读到硕士时已在软件方面雄霸西电,计算机系学生毫无翻身之望。由于马佩军不好名利,风头让我一人独得。我离开西电数年后,余威尚在。可惜我和周老师相处不到一年,他便调到北京信息工程学院。然而师恩的厚薄不在于时间长短,好的老师会让人想念、感激一辈子。

  在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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