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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技术
技术可行性分析至少要考虑以下几方面因素：
（1）在给定的时间内能否实现需求说明中的功能。如果在项目开发过程中遇到难以克服的技术问题，麻烦就大了。轻则拖延进度，重则断送项目。
（2）软件的质量如何？有些应用对实时性要求很高，如果软件运行慢如蜗牛，即便功能具备也毫无实用价值。有些高风险的应用对软件的正确性与精确性要求极高，如果软件出了差错而造成客户利益损失，那么软件开发方可要赔惨了。
（3）软件的生产率如何？如果生产率低下，能赚到的钱就少，并且会逐渐丧失竞争力。在统计软件总的开发时间时，不能漏掉用于维护的时间。软件维护是非常拖后腿的事，它能把前期拿到的利润慢慢地消耗光。如果软件的质量不好，将会导致维护的代价很高，企图通过偷工减料而提高生产率，是得不偿失的事。
技术可行性分析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做得了吗？做得好吗？做得快吗？
4。1。3 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的可行性至少包括两种因素：市场与政策。
市场又分为未成熟的市场、成熟的市场和将要消亡的市场。
涉足未成熟的市场要冒很大的风险，要尽可能准确地估计潜在的市场有多大？自己能占多少份额？多长时间能实现？
挤进成熟的市场，虽然风险不高，但油水也不多。如果供大于求，即软件开发公司多，项目少，那么在竞标时可能会出现恶性杀价的情形。国内第一批卖计算机的、做系统集成的公司发了财，别人眼红了也挤进来，这个行业的平均利润也就下降了。
将要消亡的市场就别进去了。尽管很多程序员怀念DOS时代编程的那种淋漓尽致，可现在没人要DOS应用软件了。学校教学尚可用用DOS软件，商业软件公司则不可再去开发DOS软件。
政策对软件公司的生存与发展影响非常大。整个90年代，中国电信的收费相当高，仅此一招就把国内互联网企业打得奄奄一息。某些软件行业的利润很高，但可能存在地方保护政策，使竞争不公平。政策不当将阻碍软件公司的健康发展，可最怕的还是政府干预企业的正当行为。例如：
现在家电行业竞争非常激烈，其中有一个著名企业的总裁十分了得，把对手打得节节败退。于是中央领导人就来视察该企业并作讲话：“你们的业绩辉煌，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你们总得给兄弟企业的同志们留口饭吃吧！”
有一次我拜访了北京大学一位研究经济学的朋友。这个年青人，还是个党员，竞然这么说：“我最近在研究国内明星企业的兴衰问题，我发现了一个规律，明星企业一旦被政府领导人视察过，它就忘了自己是谁，就会做些走向死亡的蠢事。”
我实在不明白企业中为什么还要有“书记”职位。我以为“书记”乃是天下第一号可笑的官衔，“书记”本是“秘书”（secretary）的同义词，是个可有可无的行政人员的称呼，在中国竟然成了最大的官衔。每次看到新闻联播把国家主席错叫成总书记我都十分气愤：因为总书记的称喟只对几千万的党员适用，国家的新闻机构难道不面向十多亿普通老百姓？如果我将来的工作单位还靠“书记”来管事，我每天准忙着生气，那里还有精力去编程。
4。1。4 人
有句名言：“人分四类——人物，人才，人手，人渣。”
如果一个软件公司里上述四类人齐全了，那么最好的分工是让“人物”当领导，“人才”做第一线的开发人员，“人手”做行政人员，“人渣”负责行贿。
这里只谈公司的领导与开发人员“行还是不行”。“人物”毕竟是少数，“人才”可是济济的。举重若轻的那类“人才”可以做领导，举轻若重的那类人才适合做软件开发人员。假如一群持有学士、硕士和博士文凭的毕业生到软件公司应聘，该如何录用呢？我的建议如下：
先选择本科毕业生，因为他们正当青春、干劲十足、不摆架子、不耻下问、要求不高、奉献甚多。
其次选择硕士毕业生，如果该生没象范进中举时那么老，并且在读硕士时没有天天去造文章而丢弃了编程工作，那么让有经验的学士程序员带他们煅练几个月就可以用了。
如果学士、硕士被其它公司取光了，那只好捡几个博士充数。博士到了软件公司有什么用呢？我想不出有什么用，只知道他们挺值得可怜的：从硕士读到博士出头，这六七年时间，真本事没学多少，倒学会“眼高手低”甚至“弄虚作假”；毕业时蓦然回首，发觉青春已被虚度，心灵已呈老态，唯有长叹短嘘，强把自负作自信。我也将博士毕业，就要论为三手贷贱卖了。真羡慕那些比我年轻的学士、硕士们，他们可以远走高飞，唉！
4。2 可行性分析案例——投资软件公司失败的教训
谈到软件产业，不能不提及比尔·盖茨与Microsoft公司。因为比尔·盖茨创建了Microsoft公司并成为世界首富的事实，使得无数从事软件工作的人们心存同样的梦想。有太多人急着想做中国的比尔盖茨 。有个年青人发明了一种汉字输入法，便在媒体上放言欲覆盖比尔·盖茨。中央电视台特冲动地把一个上了年纪的院士请来，让他谈谈自己与比尔·盖茨的比较，害得这位院士一个劲地辨解自己不是中国的比尔·盖茨。
近几年来，一批Inter英雄企业如Yahoo、scape兴起。尤如打破了秦始皇一统的天下，重返春秋战国时代。让软件人员走出了Microsoft的阴影，看到了阳光灿烂的软件世界。于是各色各样小不点儿的软件公司在国内遍地开花。
打破水缸的小孩子很多，但并不见得就会有司马光的业绩。由于“经济、技术、社会环境、人的因素存在差异，有些事情美国人能做成，我们模仿着做未必就能做得成功。虽然“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我们的国力薄弱，实在容不得把有限的火种扔到不毛之地。所以要进行可行性分析，如果不可行，就不要急着去做。本节三个案例是作者亲身经历的，我力求讲清楚错在哪里，并总结经验教训。希望读者看后能提高警惕，免犯相同的错误。
4。2。1可行性分析案例之一
这个案例讲述我从开公司到关闭公司的一些经历和感受。
我从本科三年级开始编写图形程序，一见钟情后便如痴如醉，不管一切地抛弃了本科与硕士的微电子专业。1997年春季，我到了向往已久的浙江大学CAD&CG国家重点实验室读博士学位。我幸福地幻想着大干一番自己喜爱的专业。开学的第一天，我兴冲冲地奔向实验室。进门不到5分钟，就因不懂规矩被看门的年青女子训了几次。为了不再冒犯规矩，我就老老实实地抓起一份计算机报纸并且站着阅读。突然一个气得脸色铁青的男人（机房管理员之一）对我断喝：“你在干什么！你怎么可以不经允许就翻看别人的报纸！”我就象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飘飘然地去拥抱梦中情人，不料迎来两个耳光，此下场比《猫和老鼠》中的猫还惨。
不出几日，我就发现实验室里人们大多轻言寡语、小心翼翼、井水不犯河水。初到此实验室的北方同学极为迷惑地问我：“你们浙江人是不是都这个德性？我看你不太象嘛。”
如果不允许一个男人在工作时仰天大笑，这样的地方不去也罢。
我颇费周折地考入CAD&CG实验室，却尚未热身就全力而退，决心自立门户（至今我都没有用实验室的计算机编过一行程序）。
那时我穷困潦倒，只有一床，一盆，一壶，一碗。我那些穷朋友们象挤牙膏一样挤一些钱资肋我。我买了一台计算机，就在宿舍里开发软件。1997年8月，我去北京参加首届中国大学生电脑大赛软件展示。路费也是借的，同学为我壮胆时说：“如果不能获奖，就回到实验室干活吧。”我说一定会拿第一名，这是必须实现的近期目标。
于是我拿了第一名，号称大学生“软件明星”。回到浙大后没啥反应，我就向杭州的几个报社发一份简讯。不久有一个记者来采访我，谈了一天，我发现记者还是不太明白，干脆自己写新闻报道，并且含蓄地做了一个广告：万事俱备，只待投资。10月份我被评上浙江省青年英才（大学生代表），又获得中国大学生跨世纪发展基金特等奖。我到东软集团（沈阳）参加“民族软件产业青年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