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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氏“跑跑自由”属于欧洲近代主张个人权利、个人自由的大潮流，站在一个纯粹“自然人”的立场，没有多少可指责的地方，很多西方理论大师，很多年以前就主张过，不算新鲜。但是，这一个人自由观念产生的背景是欧洲中世纪宗教道德严厉管制后的道德幻灭，因此，这个自由观念就有点特殊。欧洲中世纪在上帝的名义下，对人们的世俗生活制定了很多道德规范的约束，例如，性生活只能为了繁殖后代，不能为了享乐，因此，夫妻之间性生活，连衣服都不能全脱，诸如此类的很多。可以说，在欧洲中世纪，有一个极为严厉的道德权威，或者说，存在一个很不以人为本的普世道德。欧洲近代史上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开始，出现的各种关于个人权利、个人自由的理论，都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由于极为严厉的宗教道德权威的存在，因此，反对这一道德权威的自由主义不免也用力过大。通俗点说，宗教道德权威加上社会等级制度对个人自由控制得太严，自由主义的反抗也就超级强大，出于矫枉过正、物极必反的规律，反抗中世纪道德权威的个人自由，在很多方面确实是走得太远了。在需要革命、需要变革的年代，以极端对付极端，是一个常见的规律。因此，由于欧洲中世纪道德权威过于严厉，自由主义的极端反弹就变成不要任何道德约束的“自然人”的天然自由。范跑跑的自由，无疑是接受了那个时间点上的自由，从曲线的角度说，就是道德最低点，自由最高点。
但是，身处现代的范跑跑，接受欧洲几百年前的自由观，明显是落伍了，没有跟上祖师爷前进的脚步。一个社会总是需要道德的，几百年前的自由观，经过几百年的自由实践，造成很多不良的社会现象，因此，在西方祖师爷那里，对于老式自由已经有了很多反思和具体矫正。这也是范跑跑的自由，被某些自由主义者批判，说他是玷污自由的原因。因为，几百年后的新式自由，与几百年前的老式自由确实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公共道德对个人自由的限制。老式绝对自由年代里的很多自由，渐渐重新被道德约束，例如，性行为在家里可以很自由，但是，在公共场合则不能很自由。上个世纪60年代，随着嬉皮士在欧美的蔓延，公共场合的性行为差一点变成普遍化的习俗，最终还是被打压下去。现在，虽然在一些天体营、裸体海滩，还残存着一些公共场合性自由的痕迹，但毕竟要受到相当的限制。从另一个角度看，虽然公共道德制约了公共领域的自由，但是，在隐私权的名义下，个人领域的自由限度还是很开放的。现在不会有人要求男女私下性行为的时候，像欧洲中世纪一样，不能脱光衣服了。因此，经过几百年的时间，老式自由经过变化，现在与新式道德产生了一种平衡。在曲线上说，自由降低了，道德提升了，有一个互相的让步。范跑跑的第一个失误在于，没有很清楚地看清老式自由已经不时髦了。
第二，职业道德对个人自由的限制。经过几百年老式自由的实践之后，人们发现，光是用公共道德限制个人自由还不够，公共道德只能在公共场合有用，在很多非公众的职业场合，个人的自由也需要限制。其实，职业道德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古希腊时期，希波克拉底的“誓言”，可以算作最早成熟的职业道德。然而，由于中世纪宗教所规定的普世道德非常强大，因此，在那个年代，职业道德往往混在普世道德之中，没有凸显出来。现代社会的职业分工比古代要多，职业道德的规定和约束，在公共道德弱化的情况下，地位越来越高。范跑跑的第二个失误就在于他忽视了祖师爷们已经提升了职业道德的新动向。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范跑跑被批判的原因，一是把几百年前老式的个人自由，放大到现代公共社会加以推销；二是在需要职业道德的地方，依然傻乎乎地宣扬老掉牙的骨灰级“自由”。所以，范跑跑在自由观上，真的没有与时俱进，没有跟上祖师爷的前进步伐，也许是信息不灵、眼界不广的原因。那么，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赞同范跑跑，甚至还拼命维护范跑跑的权利呢？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者，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对于中国历史产生了普遍的误读。这也许是故意的，也许是无意的。
看看100年前，甚至到今天，对于中国古代道德堕落、道德虚伪、道德腐败的种种批判，几乎没有一样不是欧洲历史上批判宗教道德权威时，使用过的情绪，使用过的比喻，使用过的言辞，使用过的角度。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近百年来，批判传统道德的自由主义完全照搬了西方批判宗教道德权威的思路和手段。他们实际上把中国古代的道德传统等同于欧洲中世纪的宗教道德权威了。在今天看来，如果说欧洲老式自由主义是用锤子在砸房子，中国的自由主义就是用同一把锤子在砸鸡蛋。他们没有区分，中国的道德系统与欧洲中世纪的宗教道德权威是有很大不同的。例如，欧洲有处于社会最上层僧侣等级，中国没有这些享受特权的职业道德家阶层；欧洲的等级制度非常僵硬，中国的等级制度比他们柔性得多，等等。
简单来说，中国古代的道德系统没有欧洲的宗教道德那么严厉，没有那么非人性，因此，如果说欧洲几百年前的老式自由把宗教道德打得半死不活，那么，这把破坏性过于巨大的武器，则将中国的道德毁灭到奄奄一息的地步。但是，这种毁灭道德的行为并没有让中国人真正获得自由，也就很难让中国人通过实践，对于这种老式的西方自由获得应有的反思。更为奇特的是，上个世纪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居然还借用了欧洲宗教道德权威的方式，对个人自由实行了严厉的打击。造成的结果是中国几乎处于既缺乏道德，也缺乏自由的状况。身处这种状况的范跑跑们，便很短视地重新祭出几百年前欧洲祖师爷的老掉牙武器，试图解救中国同胞于水火之中。这就是有一些人支持范跑跑的原因。
因此，如果站在向西方学习的立场，范跑跑也应该学点新的，不应该只学老掉牙的，在地震这种场合，他更应该显示职业道德，而非几百年前的老式自由，所以他错了；如果站在发扬传统的立场，范跑跑只强调个人权利，放弃道德的行为，让本来已经很短缺的道德，在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场合严重缺席，所以他也错了；如果站在中西结合，取长补短的立场，范跑跑更是两头不沾边，两边不讨好。
不管怎么说，从总体上看，中国社会现在的道德力量，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范跑跑们要向西方学习，这不算错，但是，应该针对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学习并应用一些真正有用的东西。生搬硬套别人的理论，别人自己都意识到错了，已经在改正、弥补了，范跑跑们的眼光还那么短浅，别说中国人要批评，恐怕西方老师们也不会赞赏吧。
再说，没有一个人是真正摆脱文化、社会的“自然人”，因此，所谓“自然人”的权利，最多只能做一个参考，不能做标准。从没有社会关系、没有文化背景的“自然人”，推导出理论上的天然权利，很多时候，与动物的本能差不多。比方说，地震之类灾难发生时，动物一般都四散逃开，拿什么道德教育它都没有用。当宗教道德权威把人变成木偶的时候，用人的动物性，撒娇式的、恶作剧式的反抗，确实还有点意义。但是，在一个正常人的社会里，这种动物性还是少一点好。
十三、这个时代的学术腐朽
如此离谱的学术进口商
上个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思想界出了梁启超、梁漱溟、郭沫若、吕思勉、潘光旦、钱穆、陈寅恪、费孝通这些杰出人物，他们都学有根基，富于真知灼见，能成一家之言。新中国时期，学术思想的确出了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本来是有强大解释力的，可一旦成为教条，反倒束缚了我们对社会的认识。
这30年，学术界按说够热闹的了，以中国社会100多年来的九曲九折的巨变，社会神经感受到的刺激应该是够强烈了，学术思想的原动力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为什么看不到多少有原创力的东西呢？当然，回到世界体系内，跟着英美重新当学徒，这是一个比较根本性的原因。既然当学徒，就没有自己的东西，东西都是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