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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城待下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得有吃住的地方，像现在这样睡城墙门洞吃饭馆剩饭肯定不是长久之计。引娃在寻人时留心观察，发现西大街城隍庙有一个劳务市场，很多乡下来的人都在那里等候雇用，男人女人都有。男人都是做苦力的，拿着木匠泥瓦匠的工具，女人倒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提着小包袱，一问，知道她们是进城做佣人的。引娃觉得自己也可以做佣人，于是换了一身干净衣服，也到这里等待雇主。
不过引娃有些别出心裁，她跑到照相馆找那个照相师傅要了一张纸，在上面写了“我识字”三个字，举在胸前，给自己做招牌。这一招很有效果，在乡下女人中识字的人简直是凤毛麟角，她立即显示出了跟别人的不同，再加上长相俊俏，吸引了不少雇主到她跟前打听。雇主各种人都有，那些稍有身份的人当然希望自己的佣人多少有点儿文墨。一位自称是报馆主编的孔先生对引娃很感兴趣，他考了引娃几个简单的字，让她写出自己的名字和籍贯，发现这姑娘果然粗通文墨，就有意雇她。引娃看这孔先生一身书卷气，跟他立功哥很相像，就答应了下来，尽管他出的工钱并不高。
孔先生名叫孔鹤琴，家住书院门，他每天去报馆上班。他妻子是小学老师，也早出晚归。他们有一个五岁的女儿，尚未到上学的年龄。引娃的工作就是带小孩、做饭、打扫卫生。这些事情她都干得得心应手，特别是带小孩。引娃已经带过两个小孩了，她弟弟是一个，她丈夫是另一个，很有经验，比孩子她妈还会经管，这很得孔先生夫妻的欢心。
在孔家帮佣期间，引娃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她利用一切机会打听她立功哥的消息。只要有出门的机会，她都会把她立功哥的画像揣在怀里，去菜市场买菜问小商小贩，领小孩踏青问游人，甚至去公共厕所都向一起蹲坑的人询问。可是让她伤心的是，这一切都毫无结果。
一年时间过去了，引娃把西安城里的犄角旮旯都找遍了，可她立功哥还是一点儿音信也没有。到这时候引娃心里有点儿没底了：她立功哥会不会根本就不在西安城？这样的念头一冒出来，引娃被吓了一跳，她竭力否定这种可能。要是她立功哥不在，那就意味着她这一年来的辛苦白费了，更可怕的是，她可能从此再也见不到她立功哥了！引娃不敢设想没有她立功哥，那样她咋办？她到哪里去？她这一辈子还有啥指望？
不，他一定在！引娃相信老天爷不会欺骗她，也相信心诚能感动天地。
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持下，引娃继续寻找。第二年秋季的一天早晨，引娃起床后发现灶房里的火炉灭了，她要做早饭，必须赶紧把炉子生起来。引娃到孔先生的书房去拿报纸点火，凡是过期报纸孔先生都当废纸，嘱咐引娃可以拿去卖破烂，也可以拿来生火。引娃在点燃报纸之前一般都会翻阅一下，她平时没有看报纸的习惯，也不可能有时间看报纸。可一旦这些报纸要被烧掉了她又感到有点儿可惜，觉得不看看它就对不住它。引娃识字不多，也没有空闲仔细阅读，她只能快速浏览标题。就在快速浏览中，这天拿来点火的报纸上一行大字忽然像针扎一样刺疼了她的眼睛：周立功被逮捕！她赶紧细看这行标题下面的文字，这是一条发自陕西省政府的通讯稿。内容大意是，此前恶毒诋毁省政府禁烟令在全国造成恶劣影响的狂妄文人周立功现已被西安市警察局依法拘捕，不日将公开宣判，望对政府心存异志者以此为鉴，切勿效尤。
这是一张十天前的《秦声报》，孔先生就是该报的主编。引娃的心都要从胸口蹦出来了，她把这张报纸揣在怀里，换了一张报纸点火做饭。等孔先生吃完饭了她才小心翼翼地把那张报纸拿到他跟前，打问起这件事。孔先生奇怪地问，你怎么关心这个？引娃眼泪唰地就下来了，她说她哥就叫周立功，她到西安就是来寻他的，寻了一年了都没有消息。
孔先生说你咋不早说呢，我认识这个周立功。引娃眼睛一亮，她怯生生地解释说，她不敢说，怕主家辞了她，说她做事不专心，帮佣是假，来西安找人才是真。孔先生说那个周立功是另一家报馆的记者，前一段在上海《申报》发表批评政府的文章，引起轰动，惹恼了当局，也给自己惹来麻烦。不过，孔先生说天底下同名同姓的人多了，你哥未必就是这个周立功。孔先生给引娃描绘了他认识的那个周立功，引娃觉得他很像她立功哥。这让她太高兴了，他果然人在西安，而且有了他的确切消息了。这时引娃忽然想起她有她立功哥的相片嘛，她把它拿出来让孔先生看，孔先生看后摇了摇头说，不像，不是。引娃的心又凉了。
引娃现在心里乱极了。
她既希望那个周立功就是她立功哥，又强烈希望他不是。如果是，那她就可以找到他，大海里捞针终于把他捞着了。如果不是，那说明他没有蹲监狱，没有受罪。监狱是啥地方啊，那是阎罗殿呀！
其实，那个周立功就是这个周立功。
去年四月下旬那个晚上周立功逃出周家寨后就来到西安，这里是他中学求学的地方，现在又有许多大学同学在这里供职，无论地缘还是人缘，这里都适合他藏身。在朋友介绍下他进了《新秦日报》当记者，他是文化人，只能以文化谋生。乡村改造工作的挫折对他打击很大，他的心情极为苦闷，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乡村已经让他伤透了脑筋，虽然从情感上他依然割舍不下家乡，可眼下他显然是不可能再回去了。城里确实很好，环境干净整洁，生活安静裕如，可周立功却感觉自己提不起劲儿来。同事们每天上班写写花边新闻，下班溜舞场泡剧院，过得有滋有味，可这些事没有一件能让周立功上心。他觉得这是浪费生命，人总得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可有价值的事情是什么？他很茫然。周立功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目前的情境就像一个战士陷入了无物之阵，他记得这个比喻来自那个名叫鲁迅的小说家。
就在此后不久，周立功接到了父亲的来信。信中说棉花大丰收，让他立即联系纺织厂收购，这让他陷入了巨大的难堪之中。赵子昂的工厂至今没有搬迁到西安，别说西安，就是整个西北，当时都没有一家纺织厂，他叫谁来收棉花？可种棉花是他鼓动的，而且允诺有纺织厂来大量收购。现在这不是把自己晾了吗？而且也把家里人误导了。
周立功给赵丹娜写了一封信，询问其中的原因，并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委屈。没有几天他就收到了回信，回信不是赵丹娜写的，而是赵子昂亲自执笔。信中说他并不是不想在西安设厂，实在因为陕西的棉花种植不成规模，难以满足纺织厂的需求。而民众之所以不种棉花，是因为陕西烟毒猖獗，罂粟获利比棉花丰厚，只有陕西禁毒，棉花才能成为最佳的替代经济作物。在全国一片禁毒声中，陕西非但不革除陋习，反而暗中策纵，实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而陕西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盖由于军阀拥兵自重，对民国政府阳奉阴违。他希望周立功借记者之便，调查陕西烟毒状况，写成一篇有分量的文章，揭露黑幕，让陕西弊政大白于天下，上达视听，下启民智，促使陕西当局痛下决心，禁绝烟毒。此实乃利国利民之义举，有志者当为之！
看了准岳父的信，周立功精神为之一振，他终于找到了有意义的事情了。这件事情往大里说是利国利民，往小里说关乎他跟赵丹娜的关系，而且与他割舍不下的乡村改造息息相关。今日乡村如此凋敝，烟祸荼毒实在难脱干系。
此后的一年时间里，周立功借下去采访之机跑遍了陕西各地，烟毒的泛滥远远超出他的想象，他收集了大量资料，写出了洋洋五千言的长文《试看今日之陕西烟祸》，发表在上海《申报》上。
在文章中，周立功首先描述了烟祸在陕西泛滥的现状。“三秦自古乃膏腴之地，固有天府之美誉，从来民勤于稼穑，五谷丰登，百业兴旺。然今日之陕西已不见黍粟之花，不闻稻麦之香，阖境上下，不分平原川谷，水田旱地，悉尽植罂粟，可耕地十分之九，皆为此物所据。烟毒流布，染此恶习者众。陕西人口不满千万，嗜毒者竟至三十余万矣，比例之高使人瞠目，雄踞中华之首而傲视域内。如此盛况，莫怪他人讽陕曰，境中皆罂粟之花，治下尽芙蓉之鬼。”
对烟祸泛滥的后果，周立功如此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