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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惩罚），人们殷切期望在为汉朝政府作出特定的贡献时能得到爵位的报
偿。例如，晁错曾成功地建议，提供粮食的人应报之以爵位；其目的是要鼓
励农业和向边远地区提供粮食。他也同样主张对那些志愿到帝国北部领土定
居的人赠以爵号。
在武帝时期，有过对特定的人授予屡次普遍封赏所不能取得的高级爵位
的事例；这些人包括象曾就经济问题向政府提出建议的政治家卜式（公元前
１２０ 年）和桑弘羊（公元前 １１０ 年），以及象卫青（公元前 １２９ 年）和徐自
为（公元前 １１９ 年）等军人。最公开地把制度用作鼓励为国效劳的手段的情
况，也许可以从公元前 １２３ 年另设一系列军爵的措施中看到。在急需经费支
付巨额的军费时，这些军爵显然可以用现钱买得。捐买这些军爵还有可能为
担官提供条件。①
经济
正史的一段著名文字带着自豪的口气叙述了武帝登基前夕帝国富强的情
景。②除了象旱涝等自然灾害外，帝国约在 ７０ 年中竟不寻常地没有遭受重大
的动乱。人民有充足的粮食供应，城乡的仓廪充实。国库中钱币和粮食多得
无法知道数量；串钱的缗断散，粮仓的粮食溢出，在风雨中任其霉烂。从全
国的大批马匹中又一次看到了繁荣富强的迹象；农村享用优质的粮食和肉
类。在这种丰饶稳定的总形势下，促使犯罪的因素很少。
历史学家可能有意地夸大了景帝末年国家的形势，以之作为批判其继承
者奢侈浪费的一种手段；因为武帝的政治家们的扩张主义政策和征战造成了
巨大的开销和前几十年积累的物资的消耗。为了支付这些扩张主义的费用，
武帝的大臣实行了一系列又以时新派思想为基础的积极的措施，这些措施旨
在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
从公元前 １１９ 年起，对市场的交易、车辆和财产开征新税，以补充从产
品征收的实物税和人口税（征收货币）的不足。同时，对未成年者（１３ 岁至
１４ 岁）的人口税税率从 ２０ 钱提高至 ２３ 钱，而成年人 １２０ 钱的标准税率保持
不变。③经过王朝初期一系列的试验后，一种重五铢（３．２ 克）的新铜钱被定
为法定货币。六年后私铸被禁止，也许禁令很有效；国家完全控制了铸造新
铜钱的资源，这种铜钱在唐朝以前一直是中国的正式货币。①约从 １２０ 年起，
① 关于爵位的等级，见鲁惟一：《汉代贵族爵位的等级》。关于晁错的建议，见《汉书》卷二四上，第 1130
页以下（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158 页以下）；《汉书》卷四九，第 2286 页。捐军爵的费
用似乎不低，可能很高，但是文献材料众说不一，还可能不完全，因此不能肯定。
② 《汉书》卷二四上，第 1135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173 页以下）。
③ 见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278 页以下、第 366 页以下；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东
京，1952—1953）第 1 卷，第 60 页以下。
① 见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377 页以下；杨联陞：《中国的货币和信用简史》（坎布里奇，
1952），第 21 页以下。
政府采取措施，把当时仍由私人经营的采矿收归国家直接单独控制。结果，
在产区设 ４８ 名专使，以监督铁制品的制造和分配；另外 ３４ 名专使管理盐的
生产和销售，而不管是海盐还是内地的深井盐。②
这些专使向大农令（后称大司农）负责；他们还奉命对制成品征税，以
增加岁入。稍后（公元前 ９８ 年），政府实施国家专卖以控制酒类生产；为了
缓和局部的或暂时的短缺和防止投机倒把，它还设置官署来稳定物价（公元
前 １１５ 年）和协调运输（公元前 １１０ 年）。经常使用工匠和征募的劳工，用
水坝截水和疏浚的办法控制河道。自公元前 １３２ 年以来，黄河堤岸经常是引
起惊慌的原因，主要的大决口最后到公元前 １０９ 年才合龙，当时武帝亲自监
督工程的最后几个阶段，加盖御玺予以批准。③任命了专使去监管遥远的中亚
新发展的农业定居地。④在政府的命令下，多达 １０ 个大商队（有时商队人数
多达数百人），每年从长安出发，与西域诸国进行贸易。⑤
自王朝伊始，主要的财政责任由中央政府的两个机构——大司农和少府
——承担。可以预料，新的经济控制需要一套更为复杂的行政；公元前 １１５
年，第三个主要官署——水衡都尉——为此目的而设立。新机构与其他两个
机构共同负责征收和分配岁入；从公元前 １１３ 年起，它还负责在新建的国家
铸币厂铸币。①
这些政策是时新派政治家倡议的，但受到他们的改造派政敌一定程度的
批评。双方在一个原则上是一致的，即必须把重点首先放在鼓励农业这一本
业上，而商和工则是末业。但双方对实现这些目的的方式有分歧。
时新派政治家们主张通过自由经营去鼓励农业；他们同意大庄园的发展
是一种必然的结果；由于地产愈大，向国家缴纳的税愈多，所以他们准备利
用发展庄园的结果来改善国家的财政。但是，他们主张对其他类型的生产—
—如矿业——实行国家控制制度，准备直接使用征募的劳工从事这类劳动并
从产品中获取利润；此外，他们不希望让私人工商业巨头分润这类财源。他
们认为，应把贸易作为分配中国产品的辅助手段来加以控制；因此他们准备
设置官员以监督国内市场的交易，同时建立国营商队携带丝织品前往国外。
由于大地产会引起贫富悬殊，改造派反对它的发展；最后，他们决心采
用控制占地规模的措施。他们主张矿业最好由私营的矿主经营而不受国家的
干涉。他们认为，以本国出产的丝绸换取象玉器和其他小摆设那样的外国奢
侈品，对中国人民没有什么好处，因为这些东西只适用于装饰帝王的宫殿。
改造派也设法阻止商人积累巨额财产，但其理由与时新派提出的不同；他们
希望阻止富商对农民的经济压迫。
这些差别可以通过考察那些主张、执行或反对这些措施的中心人物或政
② 见地图 7；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62 页以下；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 1 卷，第
41 页以下；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北京，1957），第 249 页以下。
③ 《汉书》卷六，第 163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2 卷，第 40、90 页）；卷二九，第 1679 页以
下。
④ 见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 1 卷，第 56、61 页，及第 144 页注 26。
⑤ 《汉书》卷六一，第 2694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 220 页；何四维：《汉代丝绸贸易考》，
载《戴密微纪念文集》（巴黎，1974），第 2 卷，第 117—136 页。
① 《汉书》卷六，第 735 页；卷二四下，第 1170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297 页）；加
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 1 卷，第 36 页以下。
治家的个人的言论看出。时新派政策的采纳主要是由于桑弘羊（约公元前 １４１
—前 ８０ 年）的影响。在当时所有的人中，他也许最能看出中国整个经济的问
题和潜力。他出身于洛阳一个商人的帐房，在儿童时代，他已因善于心算而
享有盛名。我们还听说在建立盐铁专卖制时两名大司农的助手脱颖而出。这
两人在盐铁业放开自由经营时发了财：东郭咸阳为大盐商，孔仅则为大铁矿
主。政府把新的国家专卖事业委托给这些具有第一手经营经验的人，实属精
明之举。两人都往返于全帝国，组织新的专营机构。孔仅于公元前 １１５ 至前
１１３ 年被任命为大司农。①
还有其他的人不相信新方法的优点。没有人会怀疑卜式的爱国心，他几
次捐款资助皇帝进行战争。他因这些捐赠而曾被封爵（公元前 １２０ 年），他
曾是中央政府提名为齐国丞相的几个候选人之一。公元前 １１１ 年，卜式被任
命担任帝国的第二个要职——御史大夫；但不到一年，他便被贬谪。他曾经
举出理由批评国家控制的矿业生产，并为他表示的疑虑付出了代价。②董仲舒
（约公元前 １７９—约前 １０４ 年）是因对汉代哲学作出贡献而更为有名的另一
个批评时政的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