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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死前的紧张局势，只能在史料中隐隐约约地见到，但是肯定存在。
① 这段文字载 1972 年版第 72—73 页，以后的一版没有这一段；李幼宁编的《秦始皇》第 161 页有英译文。
① 虽然高恒根据经常提到隶臣妾的秦律材料推断，写了一篇论隶臣妾的地位和职能的扎实的、大部分内容
推论严谨的论文（《秦律中的“隶臣妾”问题的探讨》，载《文物》，1977。7，第 43—50 页），我仍坚持
我的判断。高恒推断（第 43—44 页），隶臣妾一生为官府奴隶，其证据似乎没有力量。
公元前 ２１８ 年当他东游时，有“盗”惊了驾（实际上有谋害他的企图），尽
管下令在全国“大索”１０ 天，他们都逃之夭夭，未能找到。又在公元前 ２１６
年，当秦始皇带了四名士兵在咸阳微服夜行时，他遇到了强盗，受到他们的
严重威胁，最后强盗才被他的卫兵杀死；这一次，在秦都周围“大索”２０ 天。
可能更重要的是，同年一石（将近 ２０ 公升）粮食据说值 １６００ 钱；虽然其他
商品的价值不详，但这无疑是一个大数目（否则就不会记进该年的史事中）。
人们对帝国在秦始皇身后不能长期维持下去，也许是不会大吃一惊的。
撇开道德方面的考虑，秦只维持了那么短的时期也可能是一件好事。不
寻常的是，尽管昙花一现，它却成功地把一套国家官僚机器的制度传给了它
的政治继承者，这套制度经过了汉代的完善和巩固，又继续推行了 １７００ 年，
其间只逐步地作了修正。如果容许这项制度以原来的法家方式来实现，即对
帝国结构的各个部分进行严密的中央集权控制，那么它不可能维持得这么
久。在汉代，上面的行政控制与基层自我管理的行为标准结合了起来，正是
这种法家和儒家的共生现象，才使中国具有得以生存下来的那种坚定性和灵
活性的必要的结合。不管人们是否佩服秦的成就，但必须承认这个成就：它
在质和量的方面部大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以致它可以名之为“革命”，
虽然这“革命”是从上面推行，而不是从下面推动的。这个成就，而不是由
反秦的农民起义造成的政权转移，才是古代中国的真正的革命。的确，它是
在本世纪以前中国唯一的真正革命。
附录 １：史料和现代研究
关于秦史，最重要的史料是中国第一部通史《史记》的有关的几卷。这
部叙述范围从传说阶段直至公元前 １００ 年前后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谈（死于前
１１０ 年）、特别是其子司马迁（约前 １４５—约前 ８６ 年）两人的共同创作。就
秦而言，最重要的几卷是卷五（秦国直至前 ２４６ 年的逐年的大事记）和卷六
（前 ２４６—前 ２０６ 年秦国和秦帝国的逐年的大事记）。本章叙事的基本史料，
除非另外注明，一般取材于这两卷。但偶尔还利用远为简单和比较不重要的
卷十五（前 ４７６—前 ２０６ 年秦及同时代主要诸侯国的大事表），以证实和补
充卷五和卷六的记载。其他有关材料见于《史记》的几卷书，特别是论国家
宗教（卷二八）、水渠（卷二九）和经济发展（卷三十）的几卷。这些都收
于沙畹的极佳的法译本《〈史记〉译注》中。《史记》的后半部分由著名人
物的传记组成，其中几篇传记对秦史极为重要。最重要的几篇已被卜德译成
英文并加以论述，见他的《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从李斯（公元前 ２８０？—
前 ２０８ 年）的一生研究秦朝》（１９３８ 年）；另外三篇的译文见他的《古代中
国的政治家、爱国者及将军：〈史记〉中三篇秦代（公元前 ２５５—前 ２０６ 年）
的传记》（１９４０ 年）。蒂莫特斯？波科技编的《史记》的部分译文书目，已
收于法译本《史记》第 ６ 卷中（１９６９ 年出版，第 １１３—１４６ 页）。
《史记》之后有《汉书》，它由班固（公元 ３２ 至 ９２ 年）及其亲属所编。
《汉书》的少数几卷与《史记》对秦亡汉兴事件的叙述部分重复。另外，它
的几卷“志”包括了关于秦的简要材料；在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论法律的卷
二三，何四维的《汉法律残简》中有其英译文；论述国家经济的卷二四，已
由南希？斯旺译成英文，见《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１９５０ 年）。
在司马迁用来记述战国时期（前 ４０３—前 ２２１ 年）的史料中，现在仍存
在的一种是《战国策》；此书有詹姆斯？克伦普的英译本（１９７０ 年）。虽然
此书有一部分叙述秦史的情节，但其价值与《史记》相比则是次要的，这既
因为它的叙述不系统，又因为它的内容大都具有轶事和文学的性质，而不是
历史。１９７３ 年从马王堆汉墓第三号发现的《战国策》的部分文字，包括传统
版本所没有的材料。但是，这些新材料中没有关于秦史的新东西。《文物》
（１９７５．４，第 １４—１６ 页）和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的《战国纵横家书》
（北京，１９７６ 年）中载有这段文字的现代汉语译文。
在思想方面，秦帝国的崛起与称之为法家的政治理论家学派特别有关
系。有关主要的法家作者和政治家的译文和研究包括以下几种：Ｗ？Ｋ？廖的
《韩非子全集》（１９３９、１９５９ 年），这是对这位最有名的法家理论家（死于
前 ２３３ 年）的著作的不大高明的译本。顾立雅的《公元前 ４ 世纪的中国政治
哲学家申不害》（１９７４ 年），此书挑战性地和有争议地试图再现一个其著作
早已散失的政治家兼思想家的思想；尤其是戴闻达的《商君书》（１９２８ 年），
这是一部关于使秦国兴起的主要政治家商鞅（前 ３３８ 年死）的研究著作，书
中还翻译了历来被错误地认为是商鞅所作的重要的法家文书。后来在有些方
面超过戴闻达的苏联的研究著作，见Л？Ｃ？别列洛莫夫的《商君书》（１９６８
年）及蒂莫特斯？波科拉对该书的书评（载《通报，５５〔１９６９〕，第 ３２２—
３２４ 页）。上述两部著作应与杨宽更早的研究《商鞅变法》（１９５５）进行比
较；李幼宁编的《商鞅变法和中国的国家控制》（１９７７ 年）中有杨宽著作的
① 关于史料问题的全面探讨，见本书序言和导言。
英译文，并附有长篇介绍。
一般地说，司马迁的校勘水准是相当高的。此外，关于秦的几卷比记述
同时代其他列国的卷更详细，还可能更可靠。这是因为基本上据以写成秦史
几卷的秦的历史记事（现佚失），在前 ２１３ 年秦政府下令明确地免予销毁。
然而这几卷，特别是关于帝国的关键性的卷六包括了一些有倾向性的或者不
大可能有的情节，这些内容很可能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在司马迁死后被匿
名作者窜入《史记》。其中有些情节已见于前面的正文，在下面的附录 ２ 中
将作更详尽的分析。
除了可能的窜改增添的文字外，现代历史学家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史
记》和其他秦代史料的注意面狭窄。它们对政治和军事史特别偏重，但对制
度、社会学和经济方面的发展往往只是一笔带过，这种状况有时导致历史学
家根据过于简单、缺乏连续性和含糊的参考材料作出笼统的全面概括。
幸好考古学现在对历史学家作出了越来越多的帮助。在秦代方面，重要
的研究包括：秦都咸阳一座主要宫殿的发掘（中华人民共和国于 １９７４ 年开
始，到 １９７８ 年仍处于初步阶段）；离秦始皇陵墓 １．５ 公里一个遗址的大批真
人大小的陶俑的发掘。陶复的文章记载了秦皇宫的发掘和复原工作（陶文载
《文物》，１９７６．１１，第 ３１—４１ 页）。关于叙述陶俑的优秀的带图文章，见
马克斯韦尔？赫恩的《秦始皇的兵马俑》，载于方闻编的《伟大的中国青铜
器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展览》（１９８０ 年）。
最重要的是在死于前 ２１７ 年的一个秦代地方官员的墓中发现的、写在一
千多块竹简上的法律和行政文书，竹与木，在发明纸以前是中国的传统书写
材料。这些文书包括的法律几乎可以肯定来自秦的法典；文书比至今存在的
最早的中国法典，即公元 ６５３ 年的唐的法典，要早约九个世纪。《睡虎地秦
墓竹简》中发表了文书的文字和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