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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冲突》（伦敦，1974），第 158 页及以下诸页。
② 见本书上面第 12 章《民间崇拜》。
③ 《汉书》卷七五，第 3192 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与冲突》，第 278 页及以下诸页。
④ 《汉书》卷一百上，第 4207 页及以下诸页（狄百瑞、陈荣捷、沃森编：《中国传统的来源》〔纽约，1960〕
第 1 卷，第 176 页及以下诸页）。
普遍认为，汉室在乱世所赢得的地位是凭借它的雄厚的物质力量，其实这是
错误的。他说，这种观点不了解神器——即御玺——乃天命之所归，是不能
用智识或力量来强求的。由于这种误解，便产生了乱臣贼子，其原因在于它
不能体会上天的原则，也不能领会人的活动。
所有的人，从贵为天子到穷愁潦倒之辈，都是命中注定的；任何人，如
果没有做皇帝的命，他就不能做皇帝。因为正当的物质必须用在正经用途上，
否则，就要祸患随之。班彪要他的读者注意历史上几件意外事件的例子；例
如，有时那些最微贱而最闭塞无知的人曾经了解并预见到天命归于某些最优
秀人物的身上。他们能够料到某个企求权位的人必然获致成功，或者必然大
失所望。
与某些似乎还不明确的情况相反，有五种迹象完全清楚地显示了汉朝的
开国皇帝——汉高帝（公元前 ２０６—前 １９５ 年在位）——便有这种品质，使
他能够接受天命。他是尧的苗裔；他的身体有许多奇异的特点；他的精神和
勇武品质得到了实际的验证；他有慷慨大度的性格和仁慈的秉赋；以及他能
够判断某人是否适宜于担任某一项特殊的任务。除此之外，汉高帝的战略谋
画能力使他能创业垂统；曾经被人们正确地报道的天象表明，他本来受命自
天，决非仅凭人的能力获得他的权力。所以班彪在总结中提出严肃的警告，
要人们必须倾听符兆的启示，从而憬悟命运的重要性；不然的话，其人必会
粉身碎骨。他要求他的读者们应当注意自己的身份而不要觊觎非分。
班彪的观点代表了他那个时代的进展，例如被王莽连系在符瑞上的力
量，以及上天在皇帝的祭坛上最后被认定为正确的崇拜对象。这种观点并不
完全符合世袭制原则。天命教义所固有的含义是要表明，皇帝这个最高的地
位决不能虚悬，它应该总是有人担任着。在公元 ２２０ 年度黜汉朝末代皇帝汉
献帝而让位于魏王的时候，其禅让文件也讲明了这一点，它说：①
天命不可以辞拒，神器不可以久旷，群臣不可以无主，万机不可以无统。
① 《三国志？魏书二》，第 75 页注 3。
当运之德的选择
某个朝代被认为受某一德（木、火、土、金或水）的庇护，即确认某一
德当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行为。五行之德便是存在的五种“相”的表征。
选择当运之德就宣告一种信念，即该王朝有资格在普遍而不间断的序列中占
有适当的位置；它也肯定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该王朝是怎样顺应这种五德终
始的循环的，从而确定了它与以前朝代之间有何关系。
前面已经谈到，甚至秦王朝的务实的政治家们也都想顺应这些原则，宣
称秦朝为水德所保护，但是也有人注意到，认为这种说法实在是弄错了时代，
没有实际的根据。②很显然，汉代也相信自己是行水运的，虽然这种主张从未
明确地表述过。可是，根据各种主张可以推断，在大约公元前 １８０ 年和前 １６６
年之间就有人建议汉德应该改为土德。这种建议从未被采纳，但在公元前 １０４
年确实出现了第一次变动，同时还有其他几种象征上的变动，比如采用了新
历法，也重新改了元。正是在这一年，汉政府很显然对它的成就有所认识，
或者甚至感到骄傲，因此它急于显示它的光辉历程。①
在选择五德的时候也有许多哲学上的困难，因为在进行决定时必须遵循
宇宙大循环变化顺序的几种观点中的某一种。此外，这种选择应该能够突出
地说明前代皇朝的天命究竟是一位有权威的统治者，抑或是一名篡夺者。当
前汉在公元前 １０４ 年选择土德的时候，它意在符合这样的理论，即某一德之
出现是因为它取代或战胜了前一德之故；这就是上述《吕氏春秋》那一段文
字中所讲的五德、或五行和世上政权相为终始的那个次序，②可是，后来汉朝
政府所作的决定又是因为它们相信，五德之递相更迭不是由于相克，而是由
于自然相生长。另外，这些决定也隐隐地透露了一种认识，即尽管有公元前
１０４ 年的决定，汉之所以兴是由于火德当运。依同理，王莽也说他的新朝是
适应土德的象征，但是他选择同前汉相同的土德而却有大异其趣的理由。前
汉挑选土德，意在显示它战胜了秦王朝。王莽却认为，汉曾以火德兴，故土
德是火德的天然继承者。③
公孙述在选择金德时，显然是他认为，前汉既已享受了土德的庇荫，其
后便自然而然地应该是金德当运。当光武帝选择了火德的时候，他也相信，
它不仅继承了前汉之德，而且也远绍于帝尧，因为后者是他喜欢继承的人物。
汉光武的选择更进一步地意味着，它对于中国王朝更迭史的相生序观点有着
不小的意义。光武帝通过剔除王莽及其采用的土德，就把王莽的新朝打上了
篡夺者政体的烙印，因此王莽的新朝在现世命运的天然顺序上不能占有一席
地位。①
② 见本书前面第 1 章《帝国时期的思想潮流》和《前 221 年水德的采用》。
① 见本书前面第 2 章《知识和宗教方面的支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 1 章；鲁惟一：
《水、土、火——汉代的象征》，载《奥萨津和汉堡自然学和民俗学协会通报》，125（1979），64；《史
记》卷九六，第 2681 页；泷川龟太郎《史记汇注考证》（东京，1932—1934；北京重印，1955），第 10
卷，第 32—33 页（注）。
② 见前面所引《吕氏春秋》之文。
① 关于公孙述，见《后汉书》卷十三，第 538 页。关于光武帝之选择五德，见《后汉书》卷一上，第 27 页；
另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 2 卷，第 233 页。
王充与王符的观点
不能指望王充会同意上天有意干预人事，甚至认为上天特别眷顾某一家
一姓来掌权之说。除此而外，以下的主张是符合他的现实主义观点的，即他
辩论说，不管传统的假说和教条怎么讲，没有一种先验的理论会把某一现世
政权的命运看成必然次于前朝的命运，或者看成低于从前的黄金时代，②因
此，乍一看来会很奇怪地发现，他不仅提到周文王和周武王是受命于天的君
主，而且还指出汉高帝和汉光武也是如此。王充也许在这里仅指当时大家都
在使用的陈词滥调，即他并不认为它有实效，也没有加以肯定的这种说法。
这种解释也可以用于王充另一段关于汉高帝的命运和关于适于取得君权
的文字上。③在其他文字中，王充谈到了或者适合于文的、或是适合于武的高
级职位的个人才能。但是他提醒读者们注意，不管这种才能能否取得成功，
但其杰出之处也完全靠的是命运。 ①从上下文看，王充所指的是“ 命 ”
（ｄｅｓｔｉｎｙ）；他似乎没有用“天命”（Ｍｎｄｔｅ ｏｆ Ｈｅｖｅｎ）的字样。
王符是从一位旁观者清的地位批评时政的，由于他个人没有卷入国务活
动之中，所以他避开了官吏生活的牢笼和约束。对于皇权运行的方式，他发
表了很辛辣的意见。他不大相信世袭制度；这种制度不能保证会产生能拥有
足够的道德品质、决断心理和治理能力的任职者。他举出某些人为例子，认
为他们并未依靠继承权而取得了声誉和成就；也有一些例子是某些人的显赫
只靠出身好而最后一事无成。②
② 《论衡》十九（《宣汉》与《恢国》），第 817 页以下、826 页以下（福克译：《论衡》〔上海、伦敦
和莱比锡，1907 和 1911 年〕第 2 卷，第 192 页以下、201 页以下）。
③ 《论衡》三（《偶会》），第 99 页（福克译：《论衡》第 2 卷，第 8 页）。
① 《论衡》一（《命禄》），第 21 页（福克译：《论衡》第 1 卷，第 14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