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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氏族组织变弱，而被一个更有力的父系家长制所代替。
这些家长式的君主和来自其它氏族的依附于他的下级贵族之间的主仆关
系的经济基础，与更独立的耕种新开垦土地的个体农户的出现紧密相连。这
类土地以前大部分是森林和沼泽地带，大贵族氏族未加控制，而现在被家长
式的君主用新的水利技术开发了，并提供农具，使农民以“里”的组织在那
里定居。这就是这些君主这时取得力量的经济基础。
随着这些经济上的变革，政权机构的性质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家长式
的君主通过他们的臣属代理人直接统治农民，这些臣属代理人起着农民的监
督者和收税者的作用，是后来中国政府官吏的前身。对农民的控制从家庭单
位扩大到个人，这表现在征兵、劳役和人头税方面。
这样广泛的社会经济变革继续进行到春秋战国时代末期，那时很多领主
们或由于内部斗争，有时或由于权臣篡夺而灭亡，只剩下最强大的幸存者。
集权的官僚统治制度的雏型在战国时代的所有王国内形成，而最显著的是秦
国；秦国在商鞅的指导下，设立郡、县为基本行政区划，有效地集中了地方
行政权力。主要是由于它的经过改进的组织，秦国才能消灭其它国家而完成
统一。①
春秋战国时代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变革是工商业的发展。在春秋时代以
前，这些行业掌握在某些低级氏族手里，它们的利益的保持是以世袭为基础。
发生在公元前 ６ 世纪中叶以后的这种制度变革，十分自然地是与氏族制的解
体和官僚制的发展一起发生的。其结果是国家官吏控制了这些行业，这一安
排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经济某些部分的一个特色。专业工人、罪犯、俘虏、
民工等在官吏的监督之下在官办工厂里进行生产，而且产品完全归宫廷或国
家消费。由于这种生产方式不可能在商业的基础上得到促进，所以从事农业
领土为这类王国所统治；秦帝国成立于 221 年，这时，诸侯之一的秦国成功地征服了它所有对手（其过程，
见上面第 1 章《最后的征服与胜利》）。
① 由于这些头衔标志着社会的等级和地位，所以应把它们和帝国时代用作部分国家官吏头衔的相同的名称
区别开来。
① 见上面第 1 章《实行变法》。
和从事手工业的人之间没有明显的社会分工。
但是，所有的手工业都由国家经营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新兴的盐铁产
业方面。这类产业受到生产原料地区的地理上的限制，那里的私人企业发了
大财。有点例外的是，据一个不能得到可靠证据证实的传说，在公元前 ７ 世
纪时位于山东半岛的齐国，齐桓公和他的有远见的宰相管仲实行了盐由国家
专营。
在主要作为行政中心而显得重要的城市里，常住的封建主和官僚对商品
和服务行业的日益增长的需求，是商业活动的一个有力促进因素。城市内部
和城市之间的贸易，由于不同国家的不同类型的青铜货币的流通而更加方
便。不仅如此，商人们还掌握了由少数独占的生产者（有些独占生产者本人
就是商人）生产的盐铁，直接把产品供给消费者，这个事实也对商业活动提
供了一种新的动力。
在这时期，力图压低新兴商人阶级的社会地位的行动，部分地反映了以
前的一个传统，从事商业的氏族没有资格或不必参加军事服役。这也是出于
保护国家农业基础和防止提供兵、食之源的农民变成完全不事生产的商人这
一愿望。这种抑商思想，为后来列入儒、法两家的思想家所共有。
春秋战国时代的这些社会经济变革，因统一的秦帝国的建立而圆满完
成，秦帝国的统治特色是以皇帝为首的集权的官僚体制，对个体农民的统治
是通过郡、县行政机构来进行。
这个新的国家的抑商政策的观念，可举其对盐商的课以重税和征服东方
之后把东方的冶铁业者强迫迁到四川的例子为证，它还以兵役和劳役的形式
加给农民以沉重的负担，后者的显著例子是长城、宫殿和陵墓的修建。秦始
皇死后不久，就发生了广泛的农民反抗，使秦帝国在建国以后仅 １６ 年就灭亡
了。
继之而起的汉帝国，承袭了发生在前几个世纪的社会、经济、行政等变
革的成果。它从秦的统治中汲取教训，获得了一个它的前辈求之而不得的稳
定局面。这样，它就建立了一个其间只有一次严重的中断的持续大约 ４００ 年
的国家，它更进而形成一个其后两千年的中国历代社会经济的部分原型。另
一方面，具有汉代特色的某些新的社会经济成分，也证明了违背和破坏了既
存的秩序，终于导致了汉朝的灭亡。本文以下各节将试图通过对汉代农业、
商业、产业、财政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叙述来探讨这个过程。
在进一步研究以前，有必要说一说有关汉代社会经济状况的史料。主要
的史料当然是那个时代的正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中的财政
方面的专篇，如《史记》卷三○的《平准书》、《汉书》卷二四的《食货志》，
①这几篇对前汉的经济和财政状况有详细的论述。宣帝（公元前 ７４—前 ４８）
时桓宽编的《盐铁论》，②非常详细地记录了关于武帝（公元前 １４１—前 ８７
年）的新财政政策尤其是对盐铁专卖政策，是否应在他的继任者那一朝继续
执行的争论，此外，此书还揭示了那一时期的总的问题。还有两部论述汉代
① 斯旺译：《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普林斯顿，1950 年）。
② 一部分的译文有：埃森？盖尔：《〈盐铁论〉卷一至卷十九译注及介绍》（莱顿，1931 年）；埃森？盖
尔、彼得？布德伯格、T。C。林：《〈盐铁论〉卷二十至卷二十八译注》，《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杂志》，
65（1934），第 73—110 页。重要部分的选译有乔治？瓦尔特：《盐铁论》（巴黎，1978）。关于争论的
提要，看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 3 章（伦敦，1974）。
农业技术的著作，即氾胜之（活跃于成帝时期，公元前 ３３—前 ７ 年）的《氾
胜之书》和后汉崔寔的《四民月令》。这两部书原文都不存在了，但我们可
以从现存的著作的引文中推测其内容。③
其它的有用资料还见于作于公元前 ５９ 年的王褒的游戏文《僮约》；④作
于公元 １ 世纪的王充（约公元 ２７—１００ 年）的《论衡》⑤中的某些篇；王符（约
公元 ９０—１６５ 年）的《潜夫论》中的某些篇；仲长统（约公元 １８０—２２０ 年）
的文章《昌言》；崔寔的文章《政论》；①应劭（约死于 ２０４ 年）的《风俗通》
中的某些部分；荀悦（公元 １４８—２０９ 年）的《汉纪》；这些都写于后汉末期。
还有反映经济活动的资料，见于公元前 １ 世纪初编集的数学教材《九章算术》
提出的一些现实问题中。汉代的金石铭文收于宋代洪适编集的《隶释》一书
中。
１９３０ 年发现于居延的一万件左右的汉简和随后发现的很多与之类似的
文书，也含有大量有关资料。其它的考古发现，如表现日常生活的石刻浮雕、
明器、铁具、钱币、陶器、图案刺绣（发现于蒙古和中亚）等，也同样相当
清楚地反映了一些社会经济状况。
所有这些资料仅提供了一部分情况，把不同类型的证据互相联系起来以
便作一个更综合的研究方面，还需要作很多工作，而且很多问题尚待解决。
特别是在《史记》、《汉书》中可得到丰富的前汉资料，而后汉资料则相对
贫乏，这种不平衡是由于《后汉书》中没有谈论财政经济的专篇。②结果是，
我们关于后汉时期的资料是零碎的，而且资料的很大部分来自 ２ 世纪作者的
论战著作。
③ 这些文献的全译收于许焯云的《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公元靓 206— 公元 220 年）农田经济的形成》，
杰克？达尔编（西雅图、伦敦，1980），第 280—294、215—218 页。亦见下面的注 28 和 32。
④ 关于《僮约》这篇难懂文章的详细讨论，可看宇都宫清吉：《僮约研究》一文，收于他的《汉代社会经
济研究》（东京，1955），第 256—374 页。英译文见韦慕庭：《西汉时代的奴隶制度》（芝加哥，1943），
第 383—388 页和许焯云：《汉代农业》，第 231—234 页。
⑤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