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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远蛮人并引起骚乱，这一判断后来证明是正确的。②和西域都护一样，护羌
校尉也承担有建立屯田的任务。在汉羌边境地区安排这样的设置最初出于赵
充国的建议，为的是应付中国戍军供应问题。③由于用这种方法可以消除后勤
的困难，羌人的叛乱或袭击能在地方上处理，不必进行全国性的动员。
当汉朝势力到达顶点时，在公元 １０２ 年前后，汉帝国在金城地区建立了
不下于 ３４ 处屯田。羌人完全知道这些前哨基地的军事威胁，并且经常将它们
的设置看成是汉朝不怀好意的证据。例如，在公元 １３０ 年，当汉朝建立的移
民地离羌族居地太近时，羌族部落立即发生疑虑，而且开始准备造反。校尉
马续为了安抚他们，终于放弃了移民地。④如果这种纠葛不能用和平手段解决
的话，那么校尉的职责便是用武力来控制造反的羌人。在后汉王朝统治期间，
大多数校尉被迫诉诸武力，至少有四人在战场上被杀（公元 ８７ 年傅育，１４１
年马贤，１４４ 年赵冲，１８４ 年伶征）。⑤
在重要性方面次于校尉的是属国都尉，它专门负责归附蛮人的事务。最
早为羌人创立的属国是公元前 ６０ 年在金城设置的。自从羌人被分配在所有沿
西北和西南边境以来，到后汉时期羌人属国的数量大为增加。就能够确定的
② 《后汉书》卷八七，第 2876—2877 页。关于日期见《汉书》卷六，第 188 页。
① 关于护羌校尉的支援人员，见《后汉书》（志）卷二八，第 3626—3627 页。
② 《汉书》卷六九，第 2993 页。
③ 《汉书》卷六九，第 2985 页以下（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 226 页以下）。
④ 《后汉书》卷八七，第 2885、 2894 页。
⑤ 《后汉书》卷八七，第 2882、 2895—2897 页；《后汉书》卷七二、第 2320 页。
属国来说，它们至少存在于《后汉书》中所列的十个地区中的五个——即上
郡（在河套）、张掖（甘肃）、安定（甘肃）、广汉（四川），和犍为（四
川）。
这种形势表明，每一个属国都尉府实际上管理若干属国。例如，在上郡
有归附的匈奴以及龟兹群体。匈奴的一些属国也能在安定和张掖发现。由于
这些单位在后汉时期的扩展，属国都尉的权力也扩大了。都尉已经掌握军事
权力，现在又赋予他们以相当于郡守行使的行政权力。他管辖若干县，因此
也管理边疆的中国人。属国的这种重新组织发生在安帝统治时（公元 １０６—
１２５ 年），这是一个特别以羌人的普遍叛乱为其特征的时代。①
在理论上，属国的居民被允许按他们自己的社会习俗生活，都尉对他们
的管理基本上是一种监督性质。可是，在凉州地区发展了一个半世纪以后，
对羌人实行的控制的程度已是大大收紧了。都尉的作用对于汉羌关系的稳定
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例如，当公元 ５５ 年张奂被任命为安定的属国都尉
时，他发现，使他大为沮丧的是，所有他的八个前任都是贪污的，他们为个
人的利益压迫羌人，因此造成了羌人的重大的灾难。由于他是一个有道德的
人，他用拒收先零部落首领贡献的马和黄金的行动作出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这样他不但改变了羌人心目中的都尉职务的形象，而且实质上改善了羌人和
汉朝政府之间的关系。②这个事件有助于证实班彪的上述判断，即：汉朝边境
官员的贪污实际上是“蛮夷寇乱”的原因。
后汉统治下属国体制的扩大，实质上是对于边境羌人创造的新形势的一
种反应。正如以上已经说明的那样，从后汉王朝开始时起，各种羌人部落流
入凉州；有些人甚至渗入到关中地区，这些蛮人不可能立即并入正规的郡县
管理体制，这样，就必须建立更多的属国，以便收容他们。在安帝当政期间
（公元 １０６—１２５ 年），为了照管安居在关中地区的羌人，特别设立了两个都
尉府（一在京兆，一在扶风）。在同一时期，沿西南边境的羌人部落也请求
包括在汉帝国之内。
公元 ９４ 年，在蜀郡的大牂夷部落 ５０ 余万人以“内属”的身份向地方政
府投降。然后分别在 １０７ 年和 １０８ 年，总共有 １４ 个羌人部落 ５５１８０ 人步其后
尘。公元 １０８ 年冬，参狼部落 ２４００ 名成员也为广汉郡收容作为“内属”。很
清楚，在后汉时期，特别是在公元 ２ 世纪，发生了一场从沿西部边境所有地
点进入中国本部的大规模羌族人口移动。这种移动可能是由人口压力驱使
的。①
为了获得汉代中国“内属”的地位，羌人象许多其他蛮人一样，承担了
为汉朝政府服役的责任，或是作劳工，或是参加军队。来自羌人属国的军人
在汉朝对付边境蛮人的战役中表现突出。诸部落也可能纳某种赋税，虽则中
国资料中关于这一点是不很清楚的。如果他们被安置在边境地区，那末他们
有责任作为中国政府的“耳目”守卫汉的边境。为了执行汉朝的纳贡要求，
① 《汉书》卷八，第 262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2 卷，第 243 页）；《后汉书》卷四，第 170
页；《后汉书》卷五，第 206、211、237 页；《后汉书》（志）卷二三，第 3514—3515、3521 页。关于属
国都尉，见镰田重雄：《秦汉政治制度的研究》（东京，1962），第 329 页以下。鲁惟一：《汉代的行政
记录》第 1 卷，第 61 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六五，第 2138 页。
① 《后汉书》卷八七，第 2887、 2897 页。
羌人首领们还带着贡品到汉朝宫廷中表示效忠之意。可是，自从羌人被分割
成大批部落群以后，这种做法限于比较强有力的首领。例如，著名的烧当部
落的首领们据报道在公元 ５９、９８ 和 １７０ 年分别前往首都表示敬意。作为回报，
汉朝授予他们以官职名号和印章，就象对待西域诸国的统治者那样。②
收缩政策
在公元 ２ 世纪已经表现得很清楚，任凭属国重新调整和扩展，对于汉朝
管理机构来说，羌人的压力是变得太大以致于难于承受了。当一次大规模的
羌人叛乱在公元 １１０ 年于凉州爆发时，汉朝的直接反应是将全部西北边境地
区让给羌人。在一次由当时执政的大将军邓骘主持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朝廷会
议上，大多数官员以财政和后勤困难为理由赞成让出凉州。邓骘本人强烈地
倾向于这种观点。这种政策的主要鼓吹者是庞参，他是一个对边境事务非常
熟悉的人，新近承担过监督关中地区军屯的任务。在给邓骘的报告中，他令
人信服地指出，过去对付羌人的出征不但使国库空虚，而且耗尽了凉州人民
的财富。事实上，政府以借贷为名已强迫凉州人民捐出几百万钱。如果朝廷
继续奉行现时的守卫凉州的政策，那末关中无疑将是同样毁灭的下一个地
区。因此他主张中国完全从凉州撤出，并将边境的全部中国人移到人口稀少
而可耕地广阔的关中。①
虽然庞参的建议是以对局势的客观估价为基础进行严密论征的，但朝廷
中支持建议的那些人可能有不同的动机。从收缩建议中受益最大的是凉州的
郡守和县令们。因为根据汉朝的回避法，为了避免任何可能的利益集团的纠
纷，官员都不能被指派到他的家乡郡县去任职。这种法律在后汉时期比在前
汉时期得到更加严格的执行。结果，事实上所有朝廷指派的凉州地方官员都
是内地诸郡的人，他们考虑自己的安全，力主撤退。这个集团的观点在朝廷
中得到了有力的表现。尽管全部撤退的建议在 １１０ 年并未正式采纳，但在下
一年至少西北四郡（陇西、安定、北地和上郡）已放弃它们的边境地区而撤
向内地。这样一种移动证明了凉州已受到羌人压力的程度。①
收缩的建议遇到凉州的地方领导人的普遍反对，指出这一点是同样重要
的。正如庞参所透露那样，较早的几次他关于放弃西域的建议受到了西部地
区文人学士的批评。很自然，从凉州本地居民的观点看来，他于 １１０ 年提出
的建议是更加要不得的。这些文人学士之一是来自安定的杰出的政治思想家
王符。王符对边境形势的一般估计与庞参基本相同。然而，作为来自凉州的
人，他坚决主张采取军事行动：②
前羌始反，公卿师尹，咸欲捐弃凉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