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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在整个后汉时期各自称为南匈奴和北匈奴。
一方面由于北匈奴的难以对付的压迫，另一方面由于广泛蔓延的自然灾
害如饥荒和传染病，单于比决定效法他的祖父呼韩邪的榜样，在 ５０ 年带领南
匈奴归入汉朝的贡纳体制。为了完成他的新的义务，单于不但派质子到汉朝
宫廷，而且在汉朝使节面前跪拜接受皇帝的诏旨，以表示他的归顺。不用说，
南匈奴为这一归顺得到很好的报酬。除了得到金印和其他标识以示荣誉之
外，单于还从汉朝收到 １ 万匹缯，２５００ 公斤丝，５００ 千升谷物和 ３６ 万头牲畜。
③
后汉与南匈奴
中国的贡纳制度在后汉应用于南匈奴时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变化。第一，
贡纳制度变得更加严格地正规化。在匈奴方面，单于的政治地位现在清楚地
是一位“臣”。制度要求他在每年年底派遣护送贡品的人和质子前往汉朝。
与此同时，皇帝将派遣一位帝国使者（“谒者”）护送以前的质子回到单于
的宫廷。这些贡纳的行程是如此准时，以致于据报道新旧质子经常在来去中
国的道路上相遇。很可能，由汉朝宫廷设计的这种轮换质子制度，目的在于
扩大中国对所有未来的匈奴领袖们的影响。
就汉朝而言，皇帝给予匈奴统治阶级各色各样人物的礼物和给予整个南
匈奴的财政援助也以年度为基础而正规化了。例如，赐给匈奴使节的丝织品
④ 《后汉书》卷十一，第 505 页以下；《后汉书》卷八九，第 2940 页以下。并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
第 3 卷，《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39（1967），第 102 页以下。
① 见手塚隆义：《关于日逐王独立与南匈奴单于之继承》，载《史渊》25：2（1964），第 1—12 页。
② 《后汉书》卷八九，第 2942 页以下。
总数固定为 １０００ 匹，赐给匈奴贵族则为 １００００ 匹。根据一位中国朝廷官员的
奏疏，公元 ９１ 年这一年提供给南匈奴的物资价值 １００９０００００ 文。①
第二，对贡纳制度的控制更加严密，以将南匈奴置于汉朝的监督之下。
公元 ５０ 年，建立了一个管理匈奴事务的新官职——使匈奴中郎将。②该官员
的职责除了监督他们的活动和动向之外，还专门参与匈奴人民中间争端的司
法裁定。这些职责要求该官员到处陪伴单于，因此根本违背了呼韩邪单于时
代遵守的惯例，当时单于事实上享有完全的政治自治权。
第三，后汉朝廷作出自觉的努力，使贡纳体例更紧密地符合整个帝国制
度，做法是将南匈奴移入中国，把他们重新定居于边境八郡（在现代的陕西、
甘肃和内蒙古）。公元 ５０ 年冬天发布的一道诏旨，命令南匈奴的单于在西河
郡（陕西）的美稷建立他的宫廷。同时，以“卫护”为名，得到 ２０００ 骑兵和
５００ 弛刑犯人组成的队伍支援的帝国指导匈奴的机构，在同一地区建立。此
外，汉朝政府又迫使大批中国人移居边境的这些郡，在那里开始出现了匈奴
和汉人杂居的情况。①
随着这些重要的变化，后汉时期在中国与匈奴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全
新的阶段。经济上，南匈奴几乎完全依赖汉朝的援助。正如公元 ８８ 年单于向
汉帝上书所说：②
积四十年，臣等生长汉地，开口仰食，岁时赏赐，动辄亿万。
政治上，汉朝对南匈奴的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例如，公元 １４３ 年，
在单于的宝座由于一次叛乱的结果空缺三年以后，汉朝甚至能够将一位居住
在中国首都的匈奴王子立为单于。③在宗教方面，自公元 ５０ 年开始加入汉朝
的贡纳体制时起，与单于对匈奴的“天”履行季节祭祀的同时，他每年三次
向已故的汉朝皇帝供奉祭品。④
毫无疑问，在他们移入汉朝疆域之内以后，南匈奴和汉帝国发展了许多
亲密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将南匈奴的历史看成是后汉时期中国史的组成
部分，实际上是合理的。但这决不意味南匈奴已被中国文明所“吸收”。事
实上，汉朝与南匈奴的关系从来不是完全平静的；摩擦和武装突冲时有发生。
除了杂居之外，单于对在政府监督之下产生的多方面的汉朝影响特别愤怒。
而杂居从长远看会削弱匈奴作为一个游牧民族的大部分活力。于是，据报道，
公元 ９４ 年，单于安国被拉向新降附的来自北方的匈奴人一边，同时又疏远了
已在中国安居的旧集团。结果他同北方的战士联合在一起，开始了一场反对
汉朝的大规模叛乱。①
① 贡品的数量是在公元 50 年确定的；《后汉书》卷八九，第 2944 页。94 年上奏疏的人是袁安，见《后汉
书》卷四五，第 1521 页。
② 《后汉书》卷一下，第 78 页；《后汉书》卷二八，第 3626 页。
① 《后汉书》卷八九，第 2943 页以下。关于弛刑和他们被纳入军队，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莱顿，
1955），第 240 页以下；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 1 卷，第 79 页、150 页注 24。
② 《后汉书》卷八九，第 2952 页。
③ 《后汉书》卷八九，第 2962 页以下。
④ 《后汉书》卷八九，第 2944 页。
① 《后汉书》卷 89，第 2955 页。关于最初的部落成员的不同来源以及那些新近归附的人的问题，见手塚
重要的是，与汉朝宫廷的期望相反，边境的中国定居者在种族混杂的边
境社会中并不是经常帮助政府维持法律和秩序的。反之，他们有时与匈奴合
作，反对汉朝的利益。例如，公元 １０９ 年，匈奴宫廷中的一个来自边境的中
国顾问韩琮，随同单于到汉朝首都朝觐。在回到边境时，韩琮对单于说，现
在攻打汉朝的时机已经成熟，因为在洛阳停留时他发现中国内地有很大的水
灾，许多人死于饥饿。单于接受他的劝告便起来造反。②
如同这个例子所清楚表明的那样，在后汉朝廷采取将匈奴安置于帝国境
内的政策以后，在北部边境一种复杂的和经常是危险的种族关系发展起来
了。这种政策的严重后果，在快到了世纪末沿着西晋全部边境的野蛮人的骚
乱达到令人吃惊的比例时，才为中国政府所充分理解。可能更值得注意的是，
当南匈奴的后裔于 ３０４ 年在汉化的能干的刘渊领导下起兵时，大量边境的中
国人投向他们。③西晋于 ３１７ 年崩溃后，南匈奴成功地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
一个异族王朝。
分而治之的政策
从一开始，后汉朝廷就决定阻止北匈奴和南匈奴的重新联合。为了贯彻
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汉朝政府一贯地和慎重地按照不同的办法来对待两个
匈奴集团。如上所述，对南匈奴采用严格的贡纳制度模式，北匈奴则完全置
身于该制度之外。汉代中国只承认南匈奴是呼韩邪的合法继承者。整个后汉
时期，北匈奴被当作事实上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来对待，而不是看成一种法律
上的政治实体。
至于北匈奴，他们在单于蒲奴领导下相对来说对中国是无礼的和固执
的。和他们的南部兄弟不同，北匈奴不准备参加汉朝的贡纳体制，甚至在他
们经历最大困难的年代仍然如此。数年饥荒和传染病所造成的人力重大损
失，迫使蒲奴早在公元 ４６ 年便觅求与汉朝和好。后来，在南匈奴归附中国成
为属国以后，蒲奴作出不少于三次不成功的尝试，企图重建与中华帝国的和
平关系（５１ 年、５２ 年和 ５５ 年）。在所有这些时机，他要求以和亲的条件进
行和解。公元 ５２ 年，这个要求被提到官员们面前，征求他们的意见，《汉书》
的编纂者之一班彪就对外关系问题提出了一份很长的奏疏。①
公元 ５２ 年的和平活动特别足以说明北匈奴的态度。在这一次，蒲奴派遣
使者前来汉朝宫廷，带着马匹和毛皮作为贡礼，要求两个皇室之间结亲。同
时单于还表示了他想要得到新的中国乐器和允许他带着西域诸国的代表前来
中国的愿望。
整个后汉时期，北匈奴和汉朝的关系一般地是在贸易和战争之间交替出
现。有证据表明，比起缔结持久的和平以解决所有政治争端来，北匈奴对建
立与汉朝的贸易关系可能更感兴趣。贸易能够分成两类：一类是官方贸易，
采用以帝国的礼物和贡品交换的形式；一类是私人贸易，在边境两个民族之
隆义：《关于南匈奴的“故胡”与“新降”》，载《�